如果上司让你干不合法礼的事，口头上先痛快应承下来，打几个电话，象征性地跑几趟路，好好琢磨几个客观借口，报告说没办成，上司又能奈你何？另谋高人去罢。
有些事，必须得做，但不能说出来，比如给人送礼，向心中的姑娘求爱，如果整天挂在嘴上，别人准以为不正常，但如果不做，又何以成事？《厚黑学》说，像这类事，嘴上说不得，即使别人问起来，也要找个冠冕堂皇的话给自己撑门面，不能引人注意，私下里必须想尽办法去做。求人办事，请客送礼，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可有谁听说过，有人在干这些事之前或之后得意地大叫呢？又有几个人在做这些事时，会明明白白告诉关心自己的人所做的事，在其他人面前会找其他的事搪塞过去。尽管公务活动中请客送礼之类事是不被提倡的，还有一些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明文禁止，可是绝大多数人，口头上明确声明反对，自己不会做；有的人嘴上义正辞严，像一个反对世俗礼法的英勇斗士，高调唱得震天响，可是为了好办事，办成事，快办事，找靠山，争职位，又有几个人会老老实实“守身如玉”？作为下属，如果上司让你干不合法礼的事，口头上先痛快应承下来，打几个电话，象征性地跑几趟路，好好琢磨几个客观借口，报告说没办成，上司又能奈你何？另谋高人去罢。
李宗吾说，友人雷民心，发明了一种最精粹的学说，其言曰：“世间的事，分两种，一种是做得说不得，一种是说得做不得。例如夫妇居室之事，尽管做，如拿在大庭广众之中来说，就成为笑话，这是做得说不得。又如两个朋友，以狎亵语相识谑，抑或骂人的妈和姐妹，闻者不甚以为怪，如果认真实现，就大以为怪了，这是说得做不得。”民心这个学说，凡是世间诸人，不可不悬诸座右。厚黑学是做得说不得的。
做得说不得这句话，是《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注脚，说得做不得这句话，是《孟子·井田章》和《周礼》一书的注脚。假令王莽、王安石聘民心去当高等顾问，决不会把天下事闹得那么坏。
厚黑救国这句话，做也做得，说也说得，不过学识太劣的人，不能对他说罢了。李宗吾说，简恒听罢，说道：“李宗吾，你说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我要忠告你，切不可拿在口头上，更不可见诸文字。你尽管照你发明的道理埋头做去，包你干许多事，成一个伟大人物。你如果在口头或文字上发表了，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有种种不利。”我不听良友之言，竟自把它发表，结果不出简恒所料。诸君！诸君！一面读《厚黑学》，一面须切记简恒箴言。
立身行世面厚心黑认为，在竞争的社会，一定要善于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意图。在这方面有必要借鉴古代奸臣们的经验。因为他们的许多做法虽然令人不齿，小日子但却过得相当滋润。
古代的奸臣们最善长也最成功的手段就是把自己卑鄙的目的隐藏在曲意奉承、奴颜卑膝的笑脸之下。他们把帝王们哄开心，对他们言听计从，他们借着帝王的手打击忠臣义士，中饱私囊。许多忠臣良将，白白死在这些人的手里。“借刀杀人”就是他们惯用的招数。
“借刀杀人”是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其本意是指借用他人之刀杀死仇人，自己躲在幕后不出面，而达到报仇雪恨的目的。其同义词乃是“借客报仇”，不过“借刀杀人”比“借客报仇”来得激烈。这个成语最初出于明朝汪廷讷的《三祝记·造陷》，原文曰：“恩相（吕夷简）明日奏（范）仲淹为环庆路经略招讨使，以平李（赵）元吴，这所谓借刀杀人。”这其中包含着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故事。
为了弄清这个历史故事以便从中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首先必须弄清上述文字中提到的几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文中提到的“恩相（吕夷简）”，是宋朝第四个皇帝仁宗赵祯的宰相，他为相有所建树，但其心胸窄狭，远远达不到“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宽宏要求。吕夷简与范仲淹的嫌隙完全是政治歧见而非个人恩怨，他却对范仲淹采用“借刀杀人”的手法而留下了千古骂名。
范仲淹，就是那个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人，他虽然后来也曾当过宋朝的副宰相，但少年时却是一个穷得打赤脚走雪地去读书的刚强小子，他的官品、人品、文品、政品后来远远超过了吕夷简。
赵元昊（即李元昊）是宋朝西夏国的国君，他的父亲李德明，曾上表宋朝表示归顺，被宋朝封为西平王。他所统冶的地区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部分地区。李德明在位期间和宋朝关系极好，他死后由其儿子李元昊继位，情况就完全变了。公元1039年（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李元昊自行称帝，国号大夏，因在宋朝大部分国土的西部地区，故也称为西夏；又因李氏曾被宋朝皇帝赐有国姓“赵”姓，所以叫赵元昊也不为错。李元昊即位称帝后，宋朝削夺了他的官职封号，于是两国激烈对立起来。
先时，吕夷简已是朝中宰相，而年轻得多的范仲淹此时才是一个右司谏。司谏是个谏官亦即言官，他向赵祯皇帝敬献《百官图》，指斥丞相吕夷简使用人才不够公正，心胸狭窄。赵祯皇帝是个糯米团子，主见不多，便将范仲淹这个《百官图》去征求宰相吕夷筒的意见，吕夷简恼羞成怒地说：“此乃范仲淹迂阔之论，应该让他走出朝廷，去担任环庆路经略招讨使。让他去平息西夏李元昊的叛乱。”
仁宗赵祯果然依照吕夷简的建议，撤销了范仲淹在朝廷的右司谏职务，让他去当环庆路招讨使。当时的环庆路即今天甘肃的庆阳地区，包括环县、庆阳县、华池县、合水县、正宁县、宁县等地盘，此地于甘肃省等于是一个多余的小赘瘤，直插在陕西、宁夏的腹地里边，当时完全处在西夏国王李元昊的挟持控制之下；而招讨使的主要职务便是平息内外的叛离活动。当时宋朝的积贫积弱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宋朝的兵力也远远不是西夏李元昊的对手。吕夷简把范仲淹派到那里去，很明显是要借李元昊的刀，来杀了政治上的仇敌范仲淹。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借刀杀人”计策。
还好范仲淹是个贤臣，他到任环庆路招讨使之后，将18000人的队伍从各地调集拢来，分成六队，每队3000人，每次轮流训练四个队12000人，下剩两个队6000人负责御敌守卫。使李元昊的军队无隙可乘；范仲淹同时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当地主要的居民汉、羌两族和睦相处，使李元昊离间汉、羌两族之间民族矛盾的图谋没有得逞。
与此同时，范仲淹叫自己的儿子范纯佑在战略要地马铺寨修筑一座坚固的新城，即后来的大顺城。西夏国王李元昊曾集中三万兵力攻打环庆路，环庆路首府老城无险可凭，防守不住，范仲淹便撤到大顺城去。李元昊又带兵去打新建的大顺城，可没打多久就败退如山倒。
范仲淹说：“他怎么撤得如此之快，我军给他的打击并不惨重啊！千万不要追，以免误中敌之奸计。”军队遵照范仲淹的将令固守新修的大顺城，使李元昊只能望城兴叹，无可奈何。事后了解得清清楚楚，那次李元昊的三万部队从大顺城败退是故意设下的圈套，他一路都设下埋伏，妄图引诱范仲淹派兵去追，只要范仲淹一追，那就非彻底失败不可，偏偏范仲淹没有追。
后来，西夏国君李元昊再也对付不了范仲淹，只好又上表宋朝仁宗赵祯，愿意重修旧好。范仲淹又被重新调回了朝廷。吕夷简想借刀杀人没有成功，反而把自己的宰相职位给“杀”掉了，后来，范仲淹顶替吕夷简当上了宰相。
这就是历史上“借刀杀人”不仅未获成功，而且适得其反的著名故事。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吕夷简想借刀杀掉的范仲淹个人本领太强，吕夷简所杀非人，结果是自遭其害。历史有没有“借刀杀人”的成功范例呢？有！东汉末年诛杀董卓就是“借刀杀人”的成功范例。董卓是个什么人呢？是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他由一个“前将军”到后来自任东汉最后一位皇帝汉献帝的宰相，权倾朝野，凭的就是一杀二烧的凶残手段。他人长得牛高马大，武艺超群，而又格外狡诈，别人想杀而杀他不得，甚至近不到他的身边。惟有他的一个义子吕布常常与他在一起。
董卓的残暴引起众怒，谁都想杀了他，其中又以袁绍、王允等人为想杀董卓的代表人物。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杀董卓不着，王允、袁绍便想起了“借刀杀人”这一招。他们把王允家美若天仙的婢女貂蝉拿出来，放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挑逗，使两父子争风吃醋。吕布武艺不在董卓之下，而又年轻许多，袁绍、王允等人就是借了吕布的刀，杀了董卓，这是“借刀杀人”最成功的战范。
从这些历史事例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借刀杀人”计策高妙，但关键一条是看所杀谁人，杀了该杀的人，人人拍手称快，杀了不该杀的人，亲痛仇快，得不偿失。
汲取这些历史的经验教训，人们使用“借刀杀人”之计还是越谨慎越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