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因已侵占东北而停止其侵略行动，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变中国全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进而称霸亚洲、称霸世界，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则完全适合侵略者的胃口。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进行了一系列挑衅之后，向我驻上海闸北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从而挑起上海“一·二八”事变。受当时普遍高涨的抗日运动的鼓舞与推动，驻防上海的第19路军将士不畏强敌奋起反击，打响了“一·二八”淞沪抗战。我军将士浴血奋战，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打得敌人数易主帅，不得不一次次增兵。然而，在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退让政策下，我军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未能促进南京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相反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英勇抗战的第19路军被迫撤出上海，被调往福建，日本侵略者的图谋又一次得逞。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虽陆续占领了东北各主要大中城市，但在抗日救国的驱策下，东北各地义勇军纷起，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虽有进一步侵略的野心，但不得不首先考虑“巩固”侵略成果，巩固后方。到1932年底。由于义勇军自身的诸多原因，在日军的武力“讨伐”下归于失败。“后方”得到巩固的日本侵略者，遂将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关内，指向与东北相连的广大华北地区。
1933年1月1日，日军突然向山海关发起攻击。守军何柱国部虽顽强抵抗，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加之事先对日军的进攻未做充分的准备，南京国民政府及华北地方当局更没有抵抗日军进攻的决心，3日，素有“天下第一关”之名的山海关沦于敌手，何柱国所部退守滦河西岸。经过一番准备，2月21日，日伪军约10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指挥下，分三路向热河进攻。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大敌当前，不思抵抗，却携自己多年搜刮来的财物，率先逃跑。如此，当地20万守军，或逃或投，一触即溃。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00多人进占承德，热河失陷。
热河的失陷，使长城各口直接暴露于日本侵略者面前。当日本侵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进攻时，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及华北地方军队，尤其是第29军，奋起反抗，长城抗战遂爆发。
此前，当山海关局势紧张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身负华北军政重任的张学良，命宋哲元率所部第29军移驻冀东三河、蓟县、宝坻一带待命。接命令后，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所部第109旅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发。1月8日赵登禹奉命由察哈尔开赴冀东，20日前后陆续抵达驻防地。热河失陷后，张学良面对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进逼的危急情况，急令宋哲元率第29军出岭口，以策应由热河方面后撤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但不久张学良又改变作战计划，因为奉命退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一个旅，在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一路追击下，在喜峰口未能站稳脚跟。加上一路为日军追击，士气不振，军心动摇，喜峰口我军阵地形势危殆，因此命令宋哲元部改变计划，取消原向岭口出击的行动，改为火速向喜峰口进防，接替万福麟部在喜峰口的防务。
3月6日，已到达建昌营的赵登禹部王长海团奉令折回，改向喜峰口开进。9日晚王长海团赶抵喜峰口，当即投入战斗，向已被日军占领的喜峰口前沿高地孟子岭发起攻击。我军居于洼地，敌人占据岭上，战斗非常激烈，山上山下一片混战。入夜，我军根据逆袭不利的形势，组织夜袭，从喜峰口两侧迂回敌阵地，日军猝不及防，我军夺取了高地，将敌人压到岭下，局势暂稳定下来。
3月10日拂晓，赵登禹率旅主力及王治邦、佟泽光两旅经一夜百多里急行军赶到。不久敌人3000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王长海团在优势敌人的进攻面前，顽强抵抗，浴血奋战。危急关头，赵登禹等率部赶到，并立即挥军向前，投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斗间隙，赵登禹与佟泽光、王治邦两旅长协商后决定，由赵登禹率部防守正面，王治邦、佟泽光两旅分别布防于两侧，从侧面打击进攻之敌。其后敌人数次发动进攻，并以重炮猛轰我军阵地，我军将士誓死拚杀，不稍后退。针对敌人炮火猛烈且有飞机助战的情况，赵登禹下令让战士们先退出战壕，散卧于阵地后面的隐蔽处，待敌炮火稍息，敌军将要攻主阵地前才加以攻击，与敌人展开近距离搏杀，使敌人的飞机、大炮失去作用。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赵登禹亲自率特务营冲向前线，与敌拼搏。激战中他腿部中弹负伤，血流如注，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在前线指挥战斗。整整一天，我军以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敌人反复冲杀，一些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数次，双方都在阵地前留下了大量的尸体，伤亡都很惨重。
11日拂晓，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又发起进攻，剧烈的战斗又持续了整整一天。到下午，由于我军伤亡过重，南侧阵地发生动摇，相继为敌占领，形势变得对我守军非常严竣。两侧高地不守，则正面处于低势的我军主阵地势必难以坚守，喜峰口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考虑及此，赵登禹于下午4时下令不惜代价反击敌人，夺回两侧高地。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反复冲杀，我军终于冲上两侧高地。接着又与守敌展开反复的肉搏。我军充分发挥大刀的威力，连砍带杀，敌人终于溃退，两侧阵地重新又为我所占据。
两天的拚杀，我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部队伤亡十分严重。赵登禹等前线指挥员一致认为，敌人装备精良，炮火猛烈，又有飞机、坦克助战，而我军装备太简陋，如此硬拚下去，不仅我军会付出更大的伤亡，阵地能否守住，也很难说。应发挥我军的长处，利用近战，夜战，奇袭敌人，出奇制胜。他们的意见反映到上级后，得到宋哲元的肯定和支持，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术打击敌人。经仔细研究和考虑，作出的具体布置为：正面防御任务交由王治邦旅担任，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路迂回敌后发动攻击。领受任务后，赵登禹即召集所部营以上军官开会，会上他说：“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激励大家英勇拚杀，报效国家，接着宣布了具体的夜袭计划。与会者斗志高昂，精神旺盛，纷纷表示坚决按计划完成各处领受的任务，一定给予敌以歼灭性的打击。会后大家各自回自己的部队，着手进行战前准备。
入夜，赵登禹率所部按计划出潘家口向敌人驻地进发。尽管腿上枪伤疼痛难忍，但赵登禹还是拄着木棍，一马当先走在部队的最前头。由于当时下雪，地上的积雪尚未消融，入夜更是到处结冰，加上夜袭进军之路均为荒僻小路，坡陡路滑，使得部队的行军非常艰险。但参加夜袭的官兵们在抗日救国精神的激励下，在各级官长尤其是赵登禹身先士卒的表率作用的影响下，身背大刀和手榴弹，不畏艰难，奋力急进。午夜，各部均按时到达预定出击地点；董升堂团占领了三家子、小喜峰口及前丈子，王长海团占据了狼洞子、白台子等地。防守这里的日军部队，万万没料到在这春寒夜里，在这沟深坡陡的高地上，会有中国军队出现，均在酣然大睡。
当夜袭的战士手举大刀冲入敌营房，日军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眼见明晃晃的大刀飞舞过来，顿时魂不附体，不知所措。更有许多敌人尚未清醒即已身首异处，魄归西天了。清醒的日军四处鼠窜，如无头苍蝇，而我军官兵则越战越勇，手中大刀挥舞，或砍或杀，对远处敌人则投之以手榴弹。在我军勇士们的冲杀下，敌人死伤累累，狼狈逃窜。此战，我军不仅歼灭大量敌人，同时还缴获、击毁敌人大量物资，只是由于道路险要，缴获的一些坦克和大炮无法携回，只得就地炸毁，敌军的大量粮草也被一并烧光。
在赵登禹旅奋勇搏杀敌军的时候，驻扎于老婆山的敌军眼见同伙驻扎的阵地火光冲天，爆炸声此起彼伏，知道有变，便急速派出部队前往增援。增援的敌军尚未赶到，即被赵登禹部截住，遭迎头痛击。随后由铁门关出董家口的佟泽光旅赶到，两旅遂合兵一处，给敌以更大的打击。增援敌军在丢下无数尸体和大量枪支弹药后，抱头回窜。随后，大获全胜的我军循原路顺利返回喜峰口阵地。
此次我军夜袭敌军，充分发挥了近战、夜战的长处，化不利为有利，以简陋的装备痛击了装备精良的敌军，并且取得巨大的胜利，敌铃木旅团死伤1000余人，受到重创，嚣张的侵略气焰遭到沉重打击，而我军则受胜利的鼓舞，士气大振，战胜敌人的信心更足。
遭到痛击的敌人并不罢休。13日一早，敌军即以飞机、大炮对我军阵地展开狂轰滥炸，猛烈的炮火过后，1000余名日军开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在我军的勇猛还击下，敌军的进攻很快被粉碎。14日拂晓，乘敌不备，赵登禹指挥所部全线主动出击，再次以大刀、手榴弹与敌展开面对面的搏杀。激战至日落，赵部在给敌以大量杀伤后，撤回自己的阵地。
从3月10日至14日，赵登禹军等部在喜峰口，以高昂的斗志，顽强拚搏的精神，打退了装备精良的日军的一次次疯狂进攻，并给敌军以重大的杀伤。尤其是11日夜奇袭日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使其惊魂落魄，闻风丧胆。我军始终坚守阵地，未被突破，而日军在我顽强的抗击下，不仅难进寸步，且付出沉重的代价，不得不转向其他方向。至此，喜峰口的战事平息下来。
敌军攻喜峰口不成，遂将进攻的矛头指向罗文峪、山嵖峪守地。罗文峪位于喜峰口、古北口间长城的凹入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倘该地为敌占据，则喜峰口，古北口我军侧后均受敌威胁，难以坚持。3月17日，日军第31联队、第8联队及部分伪军共6000多人开始向罗文峪发起攻击。驻守罗文峪的第29军刘汝明部，在第37、第38师各一个团的支援下，在宋哲元“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和“有进无退，死而后已”手谕的激励下，尤其是在赵登禹等部喜峰口血战的鼓舞下，全军上下，奋勇争先，不畏牺牲，击退敌军一次次的进攻，给进攻敌军以沉重的打击。18日夜，仿照喜峰口我军夜袭敌军的做法，主动大规模出击，以大刀与敌人展开拚死的肉搏，同时正面待机的部队适时出击，前后夹击敌人。血战至天明，敌人在留下无数死尸之后遁去。至此，罗文峪以北10里以内，全无敌踪。
敌人在喜峰口、罗文峪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后，不得不改变战略，从4月初起开始向滦东进攻。4月11日，日军攻占由商震部防守的岭口，喜峰口我军腹背受敌。13日，奉何应钦的命令，第29军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撤退至三河、通州以东一带沿运河布防。到5月下旬，日军已分别进至通州、顺义、香河附近地区，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抱定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此种形势，加紧了妥协交涉活动。5月31日，城下立盟的“塘沽协定”签字，长城抗战遂告结束。
此次长城抗战虽以订立城下立盟而告结束，但我军在长城一线的英勇拚杀，尤其是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取得的重大胜利，无疑给侵略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同时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上肆意横行，烧杀劫掠，国人无不悲愤痛切。长城一线我军的血战，大大发抒了人们心中的愤闷，振作了人们的精神，而参加血战的将士，尤其是以生命和大刀赢得胜利的第29军官兵，则成为人们仰慕与赞颂的英雄，作为喜峰口胜利的指挥者之一，赵登禹这时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受到国人的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