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文化猛烈地冲击着中国的封建宗法社会，使李大钊在学习道路上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李大钊四、五岁时，由祖父教他读书识字。7岁起，祖父送他到本村的老谷家的私塾读书，由单子鳌先生对他开始正式启蒙教育。单先生亲自为他取名叫耆年，字寿昌，以寄托着对这个不幸孩子永年高寿的祝愿。
单先生按照传统的科举路子，对李大钊教了约3年。10岁时，祖父又送他到赵辉斗先生的塾馆继续攻读。又过了两年多，赵先生和前面的单先生一样，也感到自己的学问根底已不能满足这位渴求知识，在学习上突飞猛进的学生的需要。于是，就又主动让李如珍老人为李大钊另请名师。
李如珍为孩子的聪敏好学感到特别欣慰，乡村邻里也为李家有着这样一个好后代而羡慕垂青。李如珍老人又经过种种办法，终于使李大钊能够到一家更好的塾馆去读书，这就是乐亭县城北井家坨的宋举人家的专馆。这个专馆的考古师是黄玉堂先生。他是在北京国子监读过书的“优贡”，学识好，又重视因材施教，从而使李大钊在学习上进步更快，为其参加科举考试作了更为切近临场的准备。
经过大约10年的准备，李大钊参加朝廷规定的府试的条件终于成熟。不过，就在李大钊在上述几位老师的督励下向着科举考试的的目标猛进的时侯，中国决策者们对于如何对待传统的科举制度问题的争论，也正在几起几落地进行。
从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对外开放和办“洋务”的需要，在传统的科举正规途径以外，在东南沿海和南方某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式学校。戊戌时期，康有为等明确主张中国应废科举、兴学校。但遗憾的是，这种主张，旋就被保守派所扼杀。庚子事变之后，清王朝由于惨败而面临更为严重的统治危机，为了挽救其覆灭命运，就不得不也搞改革，推行所谓“新政”，把他们所曾经扼杀的那些改革主张，又重新捡了起来。遵照慈禧关于改革的上谕，清政府于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了兴学诏，令各省书院在省城的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诏令还特别强调，要多设蒙养学堂。1901年9月16日即上述诏令两天后，清政府又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我们知道，伟大的鲁迅就是在这一决策下于1902年初被派往日本的。1902年1月7日，慈禧从西安到北京，第三天她即抓教育，令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也就是同时管全国的教育。接着，又令张百熙迅速“裁定章程”。张于是在8个月之内，拟订出有6个章程在内的各级学校章程。从而，使全国兴起的办学热潮有了统一的章程可循。
清王朝这时虽然令全国兴办各级学校，但是，却并没有同时立即废除科举考试，而是实行新旧过渡的一种双轨制。按照这种预想的设计，大约需要10年即到1912年，才能全部停止科举考试，同时全部实行新学制。清王朝的这种计划，主观上不能不说是最“平稳”的。但是，它却忽视了民族的落后与危机在客观上要求改革的急迫性。也就在这时，对于这场改革持更为急切态度的刘坤一、袁世凯等，不经清王朝对方案的最后“拍板”、“不准再奏”的严令，贸然奏请应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王朝度势后，改革了原先的诏令，采纳了他们的奏请，决定从1906年（丙午）始，即正式停止各级的科举考试。从此，始于隋代延续达1300多年的中华政治与教育史上的一项重要传统制度——科举制度，遂宣告结束。中华大地上历史潮流的这种变化，对于李大钊这个人物的一生，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清王朝决定从1906年起即停止科举考试的时候，按原定惯例1905年乙已岁的各省科试，在各地正紧张进行。乐亭县属永平府（今卢龙县）建制，9月初，李大钊在10年苦读准备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到达了永平府考场。
李大钊当然不知道科举问题朝廷将有新的决定。他在考场上显示才能，进展顺利。可是，就在他考试已经结束，只等最后张榜公布、拿回“府试中”的喜报的时候，清王朝正式废除科举的的诏令也到达了永平府考场。几天之后，李大钊没有拿到考上秀才的喜报，却拿到了永平府中学堂一年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
李大钊考上永平府中学堂，是他10年苦读取得的成果。按照清政府政务处和礼部1901年12月的规定，不同级别学校的毕业生可分别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科举出身。反过来说，不同科举出身的人，也可相当于不同级别学校学生的学历。按等第系列，在当时，也只有被府试录取够上秀才资格的人，才能被录取进入永平府中学堂。所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李大钊参加乙巳岁的府试，是考中了秀才的。他既是中国科举制的最后一批秀才；又是中国实行现代学校新制的第一批新生。新旧交替，在李大钊学习道路上反映得竟如此尖锐鲜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