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市长,我倒有个主意,今天去与工人对话,咱们就答应发些生活保障费,这笔钱由我们Q电出,先拿出个三四百万元,聊做工人生活补贴。这样做,是为你解除后顾之忧。否则,你这头冒风险办着好事,那头却惹了一大片工人,你想,只要这个头一开,肯定就有接二连三的企业找你要钱,能都给吗?俞市长,这地方就这样子,啥事只要一开口,各方的人就蜂拥而至。你跟张三发了钱,没跟李四发钱,李四就告你厚此薄彼。还有,今天你主张发给上访的1500名工人的午餐盒饭,别看这是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一旦形成事实,有人就告你擅自用权,向闹事上访的工人发饭吃,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支持工人闹事吗?到时候,这事还真说不清。以后再有上访的人呢,上访的群体要愈来愈多呢,你都得发盒饭吗,这种发法,行吗?所以,就这价值几千元钱的盒饭,就叫我韩鑫报账吧。俞市长,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别叫好人做了好事,再叫坏人抓住把柄。像你这么正这么好的人不多啊,我遇上了也是有幸,我就得叫好人把官坐稳、坐大,你坐稳了,也好帮我啊,嘿嘿。再说我这企业,做这事比政府灵活,没那么多辫子叫人抓。”
我静静地听着,轻轻地点着头,心里自言道,好人啊,老韩,好人!这样理解我。我何尝没有想过这些事呢,只是不愿为难企业家们,知道他们的日子也很艰难,这时就随口问道:
“这又难为你了,老韩,近来运营情况怎样?”
“我就是要找时间向你汇报呢,Q电的形势非常好,特别是引进日本的那套系列设备之后,业内相关企业,得悉Q电已采用新世纪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定货数字直线上升。眼下在国内,咱Q电已成为同行业中当之无愧的排头兵。一年之后,Q电的经济效益将翻一番,上缴税金会排在咱市的前二名。不过,Q电的目标不应该只是瞄着Q市Q省,应当盯着全国,放眼世界。所以,我有一些想法,又不敢马上提出。”
“为什么?”
“上次在日本,我的那种将在外,不服皇的动作,差一点叫他们把我弹劾了。要不是你俞市长挺身而出,为我说话,我这孤家寡人就难混下去的。因为有的商机,只能是‘独见商机,一意孤行’才是商机。如果大家都能发现的商机,那还有什么高低之分,其实那已不成为商机了。如果大家都去做的事情,实际是欲要做滥的事,这就是企业家与企业工作者的差别,也是专家与技术工作者的差距。当你身边众多的人尚未理解,更未悟出发财的机遇已经走到身边时,你千万别使你自己独有的发现受那般芸芸众生的指手划脚与批评抨击而动摇,而怀疑自己的见解。这时候,你要坚定决心,顶住压力,一意孤行。”
“你是否觉得,好机会又一次地来了,你又要一意孤行?”
“知我者,俞阳兄也。嘿嘿,真是这回事。俞市长,据我所知,眼下两家Q电的同行业企业马上要倒闭了,这是个机会,我们Q电应当把他们兼并过来,现在兼并,廉价得叫人吃惊啊!可谓事半功倍的好事。可是,这话我不敢说。”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种商机只能独见,没有共识的。所以也只能一意孤行,不可能众人同步,令他人认可的。”
“就是这回事,俞市长。你若理解我,就想办法支持我,这事做成了,Q电的效益就能连续翻番。”
“好——好,老韩,我先表个态,支持你有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是要把企业做大做大再做大,把Q电做到全世界去。不过,这事回头再细细磋商,眼下你得放下私心,鼎力支持我,去摆平自行车公司的事。”
“好,俞市长,你说吧,叫我怎么支持你?”
“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我同意你的说法。”
“噢,对,今天这事,是你请客,我买单。”
“好,老韩,有你这句话,我也财大气粗了,走吧,该上前线(指被工人围堵的工业大道现场)了。”
我和老韩及赵镔驱车到工业大道东端。笔直宽敞的路面被黑压压的人群堵塞的水泄不通。这时候,已时值正午,政府的人开始向工人发放盒饭,宣传车上捆绑的大喇叭正播放着劝解工人散去的话语。在厚实的人墙外面,有几个人像是工人们的领袖,正与政府的人在激烈地争执着什么。我们一下车,就围过来一群工人,有认识的在相互通报着:
韩老板亲自来了,俞市长也大驾光临了……
这时老白也挤了过来。真不愧是秘书长,什么时候都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们刚到这里,他就在这里出现。老白手中还掂个携带型的扩音喇叭,他看着围到我身边的重重叠叠的人群,大概是担心被困死在这里,就对着喇叭向工人们说道:
“工人兄弟们,俞市长今天亲自来看大家了,想听听大家的心里话。可是,咱们这种形式,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怎么推心置腹地谈心啊!还是我刚才说的办法,咱们选出工人代表,有话慢慢说。其他同志们各忙自己的事,不要都挤到这里。”
“我们请求俞市长讲话。”
“对——俞市长评评这个理。”
有人在我身边高声的喊道,这时,一位老工人突然走至我身边,面带苦笑地说:
“俞市长,还认识我吧,我叫任长民。”
“噢,任师傅,怎能不认得,我不是去过你家,还专门喝过你的茉莉花茶,抽过你的丝绸之路香烟嘛。”
“好记性,真好记性。俞市长,我们对不起你呀,你刚来做市长,就跟你找麻烦了。”任师傅很诚恳地说。
“哪里的话,是我不对起你们,工人兄弟们,是我这市长的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我是来向你们做检讨的。”
“不是俞市长对不起我们,也不是俞市长的工作没有做好,是那些贪官对不起我们,对不起自行车公司。”几个工人异口同声地说道,“罪孽啊!一个多好的企业,他们就是生着法子把它整垮。”
我不能顺着工人的话往下说,那样要激化他们的情绪。我得想法,尽快使云集起来的工人们撤军。我捅一下老韩,意思是该他登场了,老韩当然明白,自己该扮演啥角色。他把老白手中的喇叭拿过来,就开门见山地说:
“老伙计们,我早该来看大家了,今天是俞市长特地约我一道来看大家。”四周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人带头高呼:“我们要韩总回公司,不要合达贲。”随着这呼声,是群声的呼应:
“要韩总,不要合总,要韩总,不要合总——”
“静一静,静一静,老伙计们,怎么不听我的啦!”随着韩鑫的喊声,场面终于静下来。“伙计们,兄弟们,姊妹们,我知道大家有许多知心话要对俞市长讲,要对我讲。俞市长也有许多知心话要与大家交流,伙计们要是支持俞市长和我,要是愿意说说心里话,还是得选出咱们工人的代表来谈心。要不,咱们这几百口子人,咋个说啊!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要是大家认为我说的对,就选咱们自己的代表,选出能真正代表咱们工人的人,与俞市长认认真真地交流沟通。俞市长和我到咱公司的会议室等着你们,不见不散,兄弟姊妹们。”
接下来又是一阵掌声。显然,韩鑫虽然早已调离自行车公司,但他的威信依旧。
此刻,厚厚的人墙中就裂开一道缝隙,任师傅和几个工人招呼着我和韩鑫走进工业大道。随之,那缝隙很快加宽,司机大张开着汽车尾随进来。这时,我对跟在身边的老白说,抓紧做好工人的工作,同时让这里的工人与大道西口的工人马上沟通,选出工人代表,尽快使围堵道路的工人撤离。
韩鑫又将几个工人召集在一边,这几个人像是负些责任,有点小权威的样子。他不时拉住一个人的手,不时又拍着另一个人的肩,像是久别的战友,谈笑风生,有时又严肃得像首长对下级下命令。他与那几个人的话说过之后,就和我一道钻进汽车,直驱自行车公司,进了办公大楼里的会议室。这时,我的心情平静多了。对完成省委的指示似乎成竹在胸了。还是我一贯的认识,当某项工作决定由什么样的人物去做时,它的结果基本已定下了。当那么多的围堵大道的工人们亲眼目睹他们期盼怀念的救世主,是的,他们是把韩鑫作为了已濒临灭顶之灾的自行车公司的救世主。在工人心中,一个企业的命运就系在一个厂长的身上,厂长是好人,企业就坏不了,厂长坏了,即使下边的人玩命地干,也没用。就好像老百姓期盼清官。他们以为,一方天地,只要有一个包公,这方王国就政通人和,太平盛世,庶民百姓就可安居乐业了。大凡工人百姓的心中,一个他们钦佩崇拜的领导,就是神,就是一切。这样的人物不仅可率领三军一往无前,从胜利走向胜利,也应该有在逆境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传奇功能。在这种时候,把这位被工人神化的人物邀来与我结伴行事,实在是狐假虎威的新版再现。尽管我是一市之长,但是,在当今社会的世风中,工人百姓并不认为当官的都是他们佩服和赞成的人物。特别像我这样,尚未在Q市做出什么政绩的新官,更没有资本令人家信任。只是有一点,我做到了,也是我眼下仅能做到的,即我出场了,我与工人们面对面地对话了,我没有耍滑头,没有逃避。我很清楚就这一点是许多当官的做不到的。因为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如今的官们,遇到这种麻烦,多是耍滑,推卸责任,就采用回避的手法。作为市长,想回避这种事也是很容易的。当然,他们的回避是躲藏在幕后,派手下的人做马前卒进入扯皮推诿的踢皮球运动之中。我对做好眼前工人的工作,之所以很有信心,因为我相信,人,只要真诚,只要以诚相待,问题终归是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化的。
果然,事情不出所料,在我们进入会议室之时,围堵大街要道的工人就开始撤离了,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今天总算没有辜负省委、省府的要求。大约是在2点钟,工人们选出的10名代表在老白几个人的陪同下,走进了我和老韩所在的会议室。工人们一个个很友好很真诚地与我俩握手,自我介绍,而后落座在会议桌的四侧。
这种形式的对话是认真又细致的。老白招呼着参加对话的人落座,赵镔已打开录音机和笔记本,准备记录对话实况。
工人们中,除任长民这样的老师傅外,还有40来岁的中年人与20多岁的青年人。
对话整整进行了三个钟点,其中印象深刻也是最棘手的麻烦事有两件。第一,工人们要求清查总经理合大贲的账目,核实企业资产流向,将合大贲逮捕法办,绑赴刑场枪决,即使枪决不了,至少要判无期徒刑。工人们就这样,在并没有掌握合大贲确凿的罪证之时,他们就坚信,合大贲的滔天罪恶是千真万确的,关键是政府处理不处理的问题。工人们的这一条要求,我只能说一些套路上的官话,向他们解释,怎么惩处合大贲,是需要证据的。执法机关只能根据证据进入法律程序,定夺他的罪刑。作为政府,是不能包办替代执法机关的职能的。
工人对我的话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一步到位的痛快的淋漓尽致的答复,倘若我不负责任地说:“好吧,合大贲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回去就指令政法部门立即将其逮捕,执行枪决。”如果工人们听到这种旗帜鲜明,一针见血的承诺,他们会当即振臂高呼,“领导万岁”的口号。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有人直率地问我:
“俞市长,听你的话音,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合大贲是否真的犯罪,要不,你怎么说‘怎样惩处合大贲,是需要证据的’这样的话。难道说一个好生生的企业都叫他捣垮了,厂里的几千号人都没了饭吃,他合大贲还是花天酒地天天腐败着,这还不是证据?不是他犯罪的证据?你们还要什么样的证据?还要等他把整个Q市都腐败光了再枪毙吗?”
我很清楚,为什么许多领导人物,都不愿意面对面地回答上访者的一些质问。通常在这种场合,来的人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种偏激情绪和沉淀长久的积怨,一旦找到了可以撒气发泄的对象(像我这样职位的人),当然就不择方法地狂轰乱炸,怎么痛快怎么说,怎么刺激怎么讲。作为领导,当然应该理智,也应该理解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蛮横”的由来。通常还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至少是对该处理的事端没有及时解决,甚至是采取了贯用的推诿拖沓,踢皮球的手段,直到把老百姓的忍耐空间和承受时间全部耗干用净,到他们天天要骂娘造反的份上,才姗姗出场过问这早就该解决的实际问题。人家还能讲方法讲政策吗?还能冷冷静静地、理智的、温和的、不紧不慢地道来个中苦楚吗?想到这些导致工人们穷急横生的原因,我的心态平静多了,对他们看似过分的过急的要求,反倒有一种理解和同情。正是这种情愫,使我在这样的短兵相接的场合,没有失去应该保持的理智和一个市长的风度。本来我就是有备而来,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做了判断和精神准备的。特别是有韩鑫保驾,我的信心充足多了,即使出现了预料不到的事情,它也坏不到哪里。也许正是这种因素,尽管开始的对话不大顺畅,但是在以下双方交流磨合中,他们的火气还是消下不少。
第二件事,工人们要求自行车公司不能破产,要求政府改组公司领导班子,现任班子的成员,必须拿掉百分之九十的人物。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个难题,工人们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一个人能立即回答的,尽管我是市长。企业破产与不破产,能破产不能破产?都是有具体规定的。倘若自行车公司经过审计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谁还敢继续支持它,哪家银行还会贷款给它。旧债都还不了的主了,再借钱给他,那钱肯定是扔到爪哇国啦。至于改组公司领导班子,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只要公司还存在,原总经理合达贲他们又确实出了问题。可是,这类问题都是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事,并非某一个人可以随意答复许诺的事。但是,面对工人代表们张张热诚、期望、诚实的面孔,我又不能用拒绝回答,无可奉行的冷酷语言去熄灭他们的希望之火。我拼命地在大千汉语辞典的世界里,寻觅着一种既不毁灭工人希望,又不弄虚说谎的词语。但是这种东西,虽然善良,却不乏圆滑;虽不是谎言,却混浊不清;看似道出了答案,那答案却有极大的伸缩空间。工人们想要的是开门见山的表白,一针见血的承诺,板上钉钉的结论。这阵子,我却不能为他们一时的高兴,来满足这种强烈的渴望。这是为什么?
工人们等待的太久了,当官的出场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