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常委的发言夹杂着不少感性色彩，他就没把韩鑫看在眼里，他以为企业的好与坏，盈与亏，全在大气候、大环境。畅销的产品，谁去经营都畅销。滞销的产品，谁去经营都滞销。他的这套理论立即又被反驳了，是政协的一位兼职副主席，兼职副主席就是不是专职副主席，不占政府编制，不拿政府工资，只是享受这个职务的政治待遇，有什么重大会议和活动时出席出席，平时当然也不对兼职的人员分工。这位兼职的副主席是本市一所大学的着名教授，在他攻研的专业领域里造诣颇深，又有多年教龄资历，可谓桃李满园，德才双馨。他冲着这个常委说，你这种说法是在否认人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无论道德、才能、心理素质、决策能力，都是有差别的。当然，我不否认大环境、大气候对自行车的影响，但是同样的一种环境、一种气候，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自行车行业活得很好，还有那么多花红柳绿的自行车产品在畅销。就好比农村吧，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照样有人欠收；在自然灾害袭扰的坏年景，照样有人丰收。韩鑫与合达贲二人，我哪个也不认识，但是韩鑫早先做自行车厂厂长，不是经营的很好吗。如今又去任Q电老总，不是也管理的很好吗。像这种人，人家自行车公司的职工们当然欢迎了。如果韩鑫能回去的话，我看也是好事，如果回去不了，至少应该请他参与或参谋自行车公司的事，总会有好处的。
这种会议，刘书记与我通常是最后说话的，因为如果先发言，很可能影响宽松民主的气氛。大官一旦定了调子，官小些的人就不便再谈与之相左的意见，更多的官员是不再敢说话了。这时幸好管工业的副市长说话了，他把一些别人并不清楚的信息告诉大家。他说，现在自行车公司不是考虑换不换法人的问题，因为韩鑫现在经营的Q电，已成为全国同类企业中的第二名了。现在正准备兼并两家即将破产的同行企业。一旦兼并完成，Q电不仅成为全国同行业的老大，而且是亚洲的老大。利税则可翻上几番，就是再办两个自行车公司，也达不到这种效益。所以咱们要全力支持韩鑫专心搞好Q电的事业。否则，两家企业扯拉着一个老总，有句谚语说的对，同时追两只兔子，最后一只也追不到。
这位副市长说了情况之后，大家就把话题转到企业的债务问题上，有人在为企业的贷款算利息，算来算去就惊叹到，仅贷款利息，一年5000多万元人民币啊，不得了——不得了——有人已经用携带的计算器算好了欠债的滞纳金。因为其中有笔债是欠供材料单位和兄弟部门的，若不按照事先定的协议还款，人家是要执行合同索要滞纳金呢，这么一算，滞纳金的数字都几百万元了，了不得，了不得。
有人就说，光这些账并不拉倒，还有工人的工资呢、医疗费呢、养老保险金呢、教育附加费呢、卫生防疫费呢、城市配套费呢、水费电费……哎呀呀，这可怎么混得下去啊！
这时候就有人挑明了——破产，只要企业一破产，七八个亿的贷款就一风吹了，不认账了。也不能说是不认账，是这账就不用还了，算国家倒霉。咱Q市能白白地沾国家七八个亿的光啊！剩下欠那些单位的小账，可变卖现有的固定资产，连同公司占有的土地，都能用来还账。这么一弄，背着的这么重的债务就甩掉了。不能说这不是一步棋，一步高棋。
有人道出那个人人都知道，人人又不想碰的敏感的话题：人呢，5000多名自行车的职工呢，以后吃风屙沫啊！
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原来不是也想过这事吗，老工人推向社会，每月照领养老保险金，年轻人还怕找不着碗饭吃。就是2000多名40岁到50岁的工人，劳动部门想想法，创造些就业门路，自己也动动脑子，还能找不到个出路？最后也就是少数人没有着落，那影响不了大局，坏不了大事。
这时组织部长提出了问题，还是担心几个先前在行政机关的厅、处级的干部，还有几个部队转业干部的问题，说人家原来都是挺优秀的国家干部，与他们同级别的干部现在都手握大权，风光实惠，他们却沦落到无处安排的地位，怕这样做会出问题。
有人就出面否定这种担忧。说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叫他们这班人整治成今天这破败的样子，他们还有啥意见。有意见把他们做渎职罪处理，他们就没意见了。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在全国自行车行业排行老三的明星企业，弄到入不付出，资不抵债的田地，他们还有脸向国家要官吗，国家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是他们对不起国家啊！
这句话引发出另一种结论：
可是，众多的工人以为，他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主义，是国家对不起他们，是社会主义把他们骗了。特别是那部分中老年工人，他们说，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国家，献给了社会主义。可是，到他们老了，病了，体力衰退了，眼神不好了，手脚笨拙了，国家就不要他们了，社会主义就抛弃他们了，往资本主义的市场里推他们。为什么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咋不叫去闯那市场哩，这合理吗？有阶级感情吗？
这时分管政法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说话了，他针对刚才发言人的话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弄不好会使我们的产业工人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产生对立情绪，成为对社会的一支消极力量。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方同志们的利益，做好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的同时，也应予以合理的经济补偿，尽管中央尚无这方面的政策细则，我们Q市不妨从实际出发，创造制定符合Q市市情的土政策。
乖乖，又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官员。这个副书记，说起什么也是一套一套的，挺有理论的。他那东西就是不好操作，简直不能操作，就他刚才讲的予以这部分较困难的工人经济补偿，还在没有上级红头文件支撑的情况下自己制定土政策。从道理说，他这办法没错，叫实事求是，从实践中说，这办法没法弄。就这个经济补偿，标准怎么定？一旦自行车公司实行了这办法，有数不清的企业都要求经济补偿。哪些合乎你的土政策制定的条件，哪些不合乎条件。就这件事得专设个机构操办起来，还会有数不清的、想不到的、让你啼笑皆非的故事出现，最后是政府拿了钱还落埋怨，甚至谩骂。分配不公嘛，分配不对嘛，能没有意见吗。这位书记当然不负责操办这种事，他是负责上层建筑的，这都是政府该干的活。所以，他的办法是不用“报税”的，他对自己的话是不用负责任的。但是，政府若做这事，他肯定又成了批评家，因为这事操作起来肯定弊病百出，有把柄可抓。所以，对这类主意，听是要虚心听的，做是坚决不能做的。
发言发到这时候，该说的话基本都说了，能用的办法原则上都提到了，谁要想再弄出点新招，再语惊四座，都不大容易了。下边的发言多为表态，刘书记要求，参会的人都该有个态度，至少要有所倾向。由于经过刚才的发言，使有些原来还不清楚自行车公司到底背多大债务，有多大窟窿的与会者弄清楚了。他们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早先还对这家企业抱着的幻想一下子破灭了。他们哪里想得到，一个一直盈利的企业，就这么几年光景，就欠了外债近十个亿了。这么多的债务，肯定要把这个每况愈下的企业压死。若是这种后果，当然选择破产是明智之举。破产了至少可将欠银行的账懒掉，这就甩掉了一个大包袱。也是英雄所见略同，接下来表态的人大多赞成企业破产。至于工人安置问题，都众口一词，政府想办法。至于企业何以走到濒临死亡，这么多的债务是怎样形成的，国有资产有没有流失，企业内部为什么会形成小山头，总公司停止了生产，下边却有新注册的小公司依然生产。诸如此类的实质问题，是没有人触及的。这似乎成了当下的一种游戏规则。凡涉及到经济领域里的问题，大家都免开尊口，因为这是禁区。尽管没有明文规定这是禁区，但是人人心中都认可这就是禁区，即使政见相左，派系各异的双方人物，也出奇的默契一致，都不踏进这方禁区。这方面，倒真是做到了求同存异。
发言到了差不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维副书记说话了。他首先肯定了刚才诸位的意见、观点，之后开始阐述自己的主见。他认为，自行车公司之所以走到欲将倒闭破产的地步，决不是偶然的，其中有些大的趋势不是人的主观意愿能够抗争的。尽管企业要破产，但不能因为企业的终结否定管理企业的干部。即使破产的企业也是有好干部的，这些干部依然是Q市的财富。在企业破产的过程中，要安置好企业人员，特别是管理层的干部，给他们新的用武之地。
维纲的言外之意很明白，他是在为合达贲这样的人说话。他之所以被称为Q市的实力人物，关键也就在这里。他有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人事圈子，凡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是他的亲信、知己、哥们，无论遇上什么风云，他们都会步调一致，默契配合。他不会轻易地舍弃自己栽培、重用的“人才”，除非是到了非舍车马，才能保将帅的处境。他总是要千方百计把湿了鞋的同仁往岸上拉的。他明白，他只有这样的为人，才会有自己的势力，这种势力也才能日益充实壮大。至于这些人的德性怎么样，有没有才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必须忠实。
照这种会议的套路，最后做总结发言的，或者说是下指示的，就是刘书记了。我如果要说什么，应该在刘书记讲话之前插入。这阵儿，我却想放弃这次说话的机会。我知道，我要是一发言，肯定要对维书记刚才那番高见抨击一番。没办法，我这人就是这样，太直，方法还简单。但是，我清楚这阵子不能去激化自己与维纲的矛盾。那就忍住，不发言，不表态，这样就什么事也没有。这样一想，这种看似让了对方一步的沉默，效果反而比咄咄逼人的进攻要好。况且，今天的会议已使我达到了目的，我把从各个角度踢进政府怀里的皮球一下子踢到了五大班子的怀里，尽管皮球还没落地。也可以说，它还在相互地踢来踢去的没个结果，没有结果也算一种结果，这种结果总比叫政府一家把球抱在怀里轻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