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卓是热爱和平的，凡是势力比他大的，能耐比他强的，他都希望与之和平相处（真心实意的，因为搞不定），而且还有好礼相送。他想通过这样的举动向那些潜在的对手们表达这样的愿望：虽然我们关系不和谐，但我还是非常想和平相处，希望大家能化干戈为玉帛，和我一道共建和谐社会。
同样的招数，他分别施给了袁绍、袁术及孙坚等人，但都失败了。但他依然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他也有自己的苦衷：站在舞台的中央，风光固然是风光，但对手也是满天下，而他又不是东方不败，只好出此下策。
他想搞和谐社会，但人家都不想被和谐掉。不服从他的除了袁绍、袁术、曹操等地方军阀，朝廷官员中也有两个危险分子——皇甫嵩和朱俊，他们就像地雷一样埋在他身边，他实在想把他们除掉。
说来这两位都曾经是他的战友，当初三人一同讨伐黄巾军，董卓灰头土脸，被革职抵罪，而他们两位升官发财，风光无限，境遇可谓是冰火两重天。中平六年，在征讨韩遂、马腾的战斗中，皇甫嵩准确抓住战机，一举杀敌万余人，更是大出风头，而他只能跟在皇甫嵩的屁股后面做点儿扫尾工作，实在郁闷。所以，在董卓看来，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就是皇甫嵩，这个人打仗算无遗策，很是可怕。更让董卓耿耿于怀的是，当初朝廷为了解除自己的兵权，竟然让自己把军队移交给皇甫嵩，董卓当然不肯。而且皇甫嵩认为自己有不臣之心，没少向朝廷打小报告。如今，他手里还有一支三万余人的骁勇善战的军队，就驻扎在扶风郡。留这种人在自己身边，始终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他和东边的袁绍结盟，那就不是炸弹，而是威力无穷的原子弹。
既然是原子弹，那就除掉他！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解除皇甫嵩的兵权。为此，董卓征召时为左将军的皇甫嵩为城门校尉，打发他到长安（当时献帝已经迁都到长安，董卓还留在洛阳）守城门。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皇甫嵩此去凶多吉少。
前面我说过，东汉各级武将大体是这么排序的：地位最高是大将军，其次是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在前后左右将军的后面是杂号将军，排在杂号将军后面的是中郎将，排在中郎将后面的才是各级校尉。因此，皇甫嵩实际上是背了个处分，被降级使用了。
接到董卓的征召后，皇甫嵩手下一个叫人梁衍的参谋长（长史）就劝他趁机反抗，与关东联军互相呼应，形成东西夹击之势。如果皇甫嵩真是如此，那干掉董卓的就不是王允了。皇甫嵩不傻，他也看出来董卓的意图了，可他还是选择了服从。因为他没有野心，又因为他死心眼。东汉有好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皇甫嵩是武将，也是知识分子），明知道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还是勇敢地迎上去。董卓就是看准了这一点，只要是用皇帝的名义下的文件，像皇甫嵩这样的死心眼的人是不会也不敢拒绝的，还是老实人好欺负啊。
接下来，董卓要做的事就是要皇甫嵩的命。既然老实人那么好欺负，那就坏事做到底，索性再欺负一把。皇甫嵩一到长安，朝廷也没有真的委屈他看城门，而是早已给他安排好了去处——监狱。按照董卓的意思，这牢饭也不能让他吃得太久，最终是要判他死刑的。这样一个风头长期压过领导，长期让领导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危险分子，不判死刑怎么行呢？
皇甫嵩的儿子皇甫坚寿跟董卓有些交情，看到父亲有难，立即从长安跑到洛阳，来找董卓理论。当时董卓正摆设酒宴，大会宾朋，但皇甫坚寿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抢步向前，据理力争，与董卓搞辩论赛。皇甫嵩的威名是举国皆知的，在座的宾客深受感动，纷纷替他求情。董卓一想也是，把人家的军权夺了也够意思了，再说这人没啥野心，给他一个闲职养老得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于是就拉皇甫坚寿和自己同坐，安慰道：“你父亲的事情纯属误会，你放心，我马上叫他们放人。”
皇甫嵩出狱后，被任命为议郎，后又升任监察部长（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本是个实权职务，但董卓这家伙爱权如命，又不按牌理出牌，他说哪个职务有权，哪个职务就有权；他说哪个职务是空衔，哪个职务就是空衔。于是，皇甫嵩这个监察部长沦为了摆设。
初平二年四月，董卓回到长安时，公卿百官在道边迎接，两个人再次见面了。董卓为了显摆一下自己的威风，暗示御史中丞以下官员都必须迎拜车下。皇甫嵩无奈，只好迎拜自己从前的副手。
董卓假惺惺地问：“义真（皇甫嵩字义真），你服不服（义真服未乎）？”
皇甫嵩叹了一口气说：“哎，哪想到你会变成这样子（安知明公乃至于是）！”
董卓说：“你这种小人物怎么知道我的志向啊（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自不知耳）？”
是啊，野心家的心思我怎么知道呢。面对如此厚颜无耻的前战友，皇甫嵩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他不无讽刺地说：“想当初我们都是有志向的天鹅，没想到你脱胎换骨成了凤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不意今日变为凤皇耳）。”
董卓干笑道：“你早点服我不就对了嘛！”接着，他拉起皇甫嵩的手，说：“你害怕了没有？”
原以为这个吃了两天牢饭的皇甫嵩会说几句软话，没想到他不软不硬地回答：“如果你以仁政治国，我没啥好怕的；如果你滥用刑罚，那么天下的人都会恐惧，不单我一个人！”
皇甫嵩是老实人。不过，还有一个人似乎比皇甫嵩更老实，那就是朱俊。由于朱俊和董卓并没有个人恩怨，因此，董卓对朱俊的态度温柔得多。董卓进京时，知道朱俊是实力派的元老，虽然也没怎么得罪他，但内心还是很防备的。但他不知道，朱俊远比皇甫嵩更难对付。
后来，关东联军成立，来势汹汹。董卓决定迁都长安的同时，决定放弃成见，搞好内部团结，就想拉朱俊做自己的副手。那时的朱俊是河南尹，董卓立即调他为交通部长（太仆），而且特别交代，别看现在只是一个交通部长，表现好可以当副总理使用的。
没想到这个朱俊不识抬举，他接到任命通知后，第一句话不是感谢领导，而是拿董卓的拆迁方案开炮。使节好心地提示他：“朱俊，领导派我来是要你当交通部长的，不是要你反对迁都的。”朱俊回答说：“相国的副手我是绝对干不了的，而且国家的当务之急不是迁都，这一点，我不吐不快。”
“迁都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是董相国告诉我的。”
使节没法，只好回去复命。董卓当然也不乐意一个成天就知道唱反调的人来当自己的副手，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董卓原先认为，这个朱俊虽然不会说话，但总体上还算是个老实人，可以放心使用。因此，当洛阳又奇迹般地回到董卓的手中时，他就把这座空城交给朱俊去打理。他的想法是：朱俊能守住，是他的福分；守不住，被敌人干掉，那就更省心了，大不了出一笔抚恤金。所谓打死敌人除外患，被敌人打死除内患，怎么算自己都不吃亏。但算来算去，董卓还是算漏了一点，朱俊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与关东联军结盟，里应外合反对他。但朱俊从未干过间谍，干这种事还是有点儿心虚。因此，他在给各地将领写信的同时，也怕董卓从背后打他的黑枪，便赶紧跑到荆州：一是去避祸，二是去借兵。荆州刺史刘表虽然是董卓任命的，但却不是董卓的亲信，一看朱俊来了，立即热情款待。
其实，董卓并不知道朱俊的这些小动作。朱俊离开时连招呼都不打，董卓只把他当自动脱岗处理，开除了事。这年月，想干活的人很少，但想当官人绝对不少，董卓立即另外派来一位叫杨懿的河南尹驻扎洛阳。
眼看自己的地盘没了，朱俊反应很快，立即带兵驱逐杨懿，这算是和董卓彻底闹崩了。考虑到洛阳已经是片瓦无存，连块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朱俊将自己的驻地迁到了中牟县。
在那里，他号召天下英雄响应自己，都来造董卓的反，由他来当先锋。接着他又说：“讨伐董卓，我没钱、没人、没兵、没枪，还望大家多多支持。总之，我虽然能打仗，但没物质基础，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也没辙。”
朱俊斗志昂扬，但他忘了一点，这世上已经没几个英雄好汉了，那些将领的斗志早已被扔到爪哇国去了；再说大家也很忙（忙于抢地盘），讨伐董卓实在没空。结果，直到朱俊把嗓子喊冒烟了，也没见人响应自己。
不过，有些人听说有人肯为他们出头，还是慷慨了一把的。最大方的要数徐州牧陶谦，他先是去信把朱俊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又给他带来一份厚礼——表他为车骑将军。除了精神鼓励，陶谦也相当实在，还给了朱俊三千兵马，作为物质支援。
在陶谦的带头作用下，其他州郡的领导也纷纷慷慨解囊，不过都非常小气，只是象征性地派了点儿人去，也算是为讨伐事业尽了微薄之力吧。就这样，朱俊总算是组织起了一支“多国部队”。
听到朱俊即将打来的消息，董卓也不含糊，考虑到朱俊也算是打仗的好手，董卓派他的女婿中郎将牛辅挂帅，组成强大阵容，讨伐朱俊。
相比朱俊，董卓的干部团队还是很豪华的。如果把董卓的凉州军团比作黑社会组织，老大就是董卓，而二当家就是他的弟弟左将军董珉（音同民）。接下来就是第二梯队的一大群中郎将，如牛辅、董越、段煨、胡轸、徐荣、吕布，等等。中郎将下面是第三梯队的校尉，如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等等。牛辅的能耐一般，但他的手下，如李傕、郭汜、张济等人个个生猛异常，连很有才的贾诩都是他手下跑腿的。
相对于朱俊，董卓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多，且久经考验，十分强悍。朱俊的人马表面上看是支“多国部队”，但实际战斗力也就相当于一支杂牌军，而且怎么算人数也不会超过一万。
敌人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战争还没开打，结果似乎已经提前揭晓。但打不打得赢是实力问题，打不打是态度问题，全国人民都看着你，总不可能一枪都不放吧。初平三年春，朱俊带着他的那支“多国部队”迎战凶悍的凉州军团，随即如同流星般消失了。
至此，董卓的对手中，有骨气一点的，如曹操、孙坚、朱俊，败的败，死的死，余下的像袁绍、袁术之流基本上都是得了软骨症的缩头乌龟，实在不足为虑。
以前，董卓很相信士人，但经过这些事后，他的想法已经变了：皇帝是不能相信的，大臣也是不能相信的，其他的人都是不能相信的，唯一能相信的只有自己！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呢？安全重于泰山，因此安全保卫工作不能不提前布置。董卓想到了一个最保险的办法——修城。董卓是郿侯，封地在郿县，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眉县，离长安有二百多里。于是，董卓花大力气在自己的封地里重新建了一座新城，老百姓叫它郿坞，董卓给它取了一个更加霸气、更加响亮的名字——万岁坞。
之所以将这座新城起名为万岁坞，是因为这座城市的落户居民成分单纯得很，除了保卫董卓的军队，就只有董卓一家人，其他人是无缘入内的。而且，一般官员经过郿坞的时候，就得像见了皇帝一样，下马行礼。
董卓对万岁坞下了大力气，这座新城完全按照首都长安城的标准进行施工，城墙有七丈高，宽也有七丈，它像一座坚固无比的超级堡垒，把董卓封闭了起来。虽说世界上再坚固的堡垒也有攻破的时候，但董卓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郿坞里的工作、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于是，董卓足不出户，就在里面遥控朝政。大臣需要汇报工作时，统统上他这儿听取指示。有人会问：“他没钱花了咋办？”放心，俗话说“穷庙子里有富方丈”。虽然董卓把持朝政才短短三年，但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捞钱的好手。除了广泛开展搜牢、抢劫、盗墓等一系列暴力犯罪活动外，董卓还饶有兴趣地制造假币——推出新版的五铢钱。
说来董卓造假币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造假的原料都是现成的——12个金人（铜人），那可是秦始皇留下的宝贝古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宣扬自己的功绩以及防止别人造反，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集中于首都咸阳加以销毁。为了便于保管，特意将其铸造成钟和12个金人，置于宫廷之中。刘邦建立汉朝后，把这12个金人运到了长乐宫。每个金人重一千一石等于120斤，由于秦朝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258克，也就是半斤左右，这样算下来，一个金人相当于现在的6万多斤。董卓看他们天天立在那儿怪可惜的，还不如变废为宝，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把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家伙砸掉10个，铸成铜钱，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
一个金人6万多斤，变成钱也就是满满的一大卡车啊。如果10个铜人全部变成钱，就是10车啊，董卓这回真是发了。更绝的还在后面。汉末通行的五铢钱一枚大约重3.6克，但精于算计的董卓却偷工减料，造出的钱是迷你超薄型，重量只有0.6克左右，而且由于工艺把关不严，质量不过关，连上面的“五铢钱”这几个字都模糊不清，真比假钱还假。一般奸商造假，抓起来一刀砍了就是了，但国家一把手带头造假，你能怎么样？
钱是造出来了，后果却极其严重，一时间物价飞涨，一石粮食竟要几十万钱的天价（谷一斛至数十万钱）！挑一石铜钱竟然无法买回一石粮食！如此费事，要那些破铜钱干啥？所以，老百姓干脆不认钱了，包括正版的五铢钱也没人相信了。这件事的影响是极其恶劣而深远的，以至于后来的牛人曹操想恢复五铢钱也不行，他的儿子曹丕想恢复货币，也没有成功。老百姓要买东西怎么办？拿东西来换，以物易物，等价交换。
这次金融改革，除了董卓自己，谁都没有得好处。他趁机用这些破铜钱买了很多的粮食（也有些是抢来的），够吃三十年。
通过几年的巧取豪夺，董卓的财富如同滚雪球一般，越积越多，他俨然成为天下首富。董卓死后，皇甫嵩在抄他家时统计，他储存在郿坞的黄金有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珠宝、绸缎更是不计其数。
董卓也知事到如今，夺取天下差不多是幻想。他的如意算盘是把自己夺取的这些东西作为起家的本钱。如果菩萨保佑，时来运转了，就夺取天下；如果事业不成，就守着贪污成果慢慢享受，安度晚年（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想得美！
他的确想得很美。董卓掌控朝廷，也不再顾忌什么了，他决定给自己的亲属搞点儿福利。以前为了笼络士人，董卓把好位置都给了他们，结果他们还是不买账，想来简直太亏了。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趁着手里有权，董卓开始对自己的亲属进行突击提拔，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封赏，连家里的小孩子、婴儿，董卓也提早为他们铺好了路，给他们封侯拜爵，让他们端起了金饭碗。
而且此时的董卓心理越来越变态，他的业余爱好也越来越恐怖。他一直喜欢杀人，以前只是拿那些反对派取乐，如今连自己手下的将士也不放过，语言稍不入耳立即杀掉，一点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