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中一般都有领导者。在他的心理品质中，除了专业技能之外，最重要的个人品质是：愿意帮助别人，并善于造成既不紧张又认真工作的环境。他应及时防止混乱状态，了解研究人员的动机和志向并刺激他们的积极性。领导者要使问题更加明确化，在需要作出决定时，善于抓住时机按照某一道路继续前进，坚决主张寻求最好的答案。如果他认为所找到的答案还不够满意的话，阻止过早地放弃进一步的探索。
小组成员要尊重领导的威望，不仅是因为他个人的成就水平很高，而且还因为对集体的从属性能给许多人一种信念感，消除恐慌和不安，给人以帮助，使之便于达到自己的目标。小组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是创造性气氛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当人们自由地和偶然地联合到一起时，是不会产生这种团结一致的。必须对小组成员进行选择，要考虑到专业技能、智力结构和个性的相容。
在三十年代末，美国心理学家奥斯本提出了“脑猝变”(脑冲击)法作为解决激发创造性思维问题的主要方法。根据这种方法，只要遵循下列四项规则，就可以达到刺激创造积极性的目的：
排除批评，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任何被别人认为是不好的意见；
鼓励最不受拘束的联想，越是看来怪异的思想越好；
所提出的思想多多益善；
准许将发表出来的思想随心所欲地加以组合和变换，即“改善”由小组其他成员所提出的思想。
最初的对“脑冲击”法的热情已经冷下来了。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什么样的问题最适合用这种方法解决，应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小组，通过什么途径能提高小组的工作效率。其中包括从脑力冲击法与被称为提喻法的结合中显示出好处来。
提喻法的实质是使不熟悉的成为熟悉的，使习惯的变为陌生的。
把不熟悉的变为熟悉的，这意味着简单地弄清楚新问题并渐渐地习惯于这个问题。此后，需要完成相反的程序，即把习惯的变为陌生的。这是借助于以下四种程序而达到的：
把自己与问题的情境的某一个成分视为同一。例如，把自己比作部件的某一活动部分、机器的一个零件、飞行的电子；
在其它知识领域中，探索相同的过程。例如，电气工程师在解决技术问题时，可到水力学和热力学中去寻找类比；
利用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和比喻法来表述问题；
在神奇的类比里，脑子里的问题就如在魔法的神话中一样得到了解决，甚至不顾基本的自然规律。例如，可以随意地计入地心引力、变换光速等等。
许多研究人员从亲身的经验中了解到，什么样的条件对创造力最有利。在这方面可能存在着巨大的个人差异。例如，对某些人来说，高度理智的环境非常重要。这个环境包括不仅与同行们的交往，而且与相距甚远的职业的人们的交往。如果与他们交流思想真正是有益的，并且需要集中智力，那么这种思想交流就往往刺激着创造的积极性。即使对于真正地解决与谈话的主题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专业任务来说，结果也往往是有益的。
有时，写作摘记或论文也有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叙述的过程可以使得积累的知识系统化和弄清楚问题。
卡尔·马克思在回答女儿写的调查表时，在“你所喜欢的工作”
一栏中，填了“啃书本”。这是对创造性思维的重要刺激因素。这里说的“啃书本”不是有计划的阅读，不是系统地浏览专业资料，而是习惯地钻到图书馆和书铺去，翻阅由于某个原因而引起注意的书籍和杂志。如果这项工作是经常的，那么从中得益非浅。它帮助你捕捉未来的各种问题，熟悉新的途径和不平常的思维手段；帮助你了解其他作者(不一定是科学家)正在探索什么，熟悉以前不知道的课题乃至活动的范围。
推动思维的重要因素是习惯的工作环境和有效验的用具：对建筑师来说，是图纸和标杆；对作家来说，是书写用具和稿纸；作曲家需要的是自己喜爱的各种乐曲。对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思考由学生和工作人员所做出的实验记录，而且一定要亲自进行实验。没有这一条，不会很好地产生出思想来。
研究人员的思维应当围绕着所面临的有关问题的概念和思想进行活动。但是，有时候科学的类比又是从看来与这个问题无关的遥远的领域得来的。例如，开普勒就是这样把天体间的引力比作相爱。
这个类比使得开普勒第一次把力的概念引进了天文学。
对于创造活动来说，所谓见多识广即对许多知识和文化领域的了解是必要的。这些知识和文化扩大了选择所需类比的可能性。科学普及的、幻想的或侦探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广大群众所需要的，而且对专业工作的科学家当作思想资料来说也是需要的。同样，对现代艺术和当代文艺作品的了解也是必要的。
那些完全陷入狭窄的科学领域的人，使自己失去了类比的源泉。
在某些时候可以依靠旧有知识的累积，但后来储备枯竭了，创造性不育状态就来临了。统计表明，创造的寿命保留在这样一种科学家那里，他们按着某一原则避免过早地专门化，并且在年青时从事属于遥远的科学领域中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思想从个别知识领域的迁移是直觉地实现的。但是，借助于有意识作出的方式也许可以加快实现。其中最着名的是下列一些方式。
在非常特殊情况下的崭新的观点，是在极其意外的情况下提出某个对象。这时会轻易地发现研究对象的不引人注意的性质，从而服了思维的“惯性效应”。
建立强制的相互关系是试图在某个对象和任何别的侥幸取得的东西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提出问题。这种方式的实质是尽量多地提出与某个对象有关的问题，力图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苏格拉底首先指出：“问题是接生婆，她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
推迟解决。如果问题不能够解决，就应该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去做某些其它事情。过一些时候，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人们会立即找到答案。每次在新的条件下返回到困难的问题上来总是有益的。如在工作室里，在散步时，在花园里，在喧闹之地或静寂之处等等。因为，人们预先并不知道，他的大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最有效果，只有在取得经验时，才可以认识这个问题。
记录下来。为了记下闪现的思想，时时处处带上文具是非常重要的。最好是把脑中刚一闪现的每一个思想都记下来。建议在周末把全部记事都转抄到笔记本上，当笔记本记满时，直觉所提示的正是从这些思想中作出的。
这些方式中的许多东西并不是新的。重要的是要强调，每个人都可以弄清楚哪些方式对自己来说更为合适。但毫无疑问，创造性活动并不排除劳动组织的高度文化程度和内部纪律，而是把它们作为先决条件的。
科学发展的速度
现在，关于科学的巨大进步、科学技术革命、科学信息源源涌来等内容写得很多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弄清楚了，科学进步的速度在以前也是相当高的，而且在个别阶段简直是非常惊人的。费赫脱万格在描述十八世纪末(1796-1800)的特征时写道：在这五年内，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自己的着作《人口论》。洪堡德开始沿着中、南美进行了具有科学目的的长距离旅行并写了《宇宙》一书。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写了自己的着作《论无限宇宙》。伏打制造了第一台直流发电装置。普列斯特列发明了碳酸。
斯金戈普发明了金属印刷机。在埃及的城市罗泽特发现了布满文字的石头，为沙姆波利翁提供了译解象形文字的可能。孔多塞奠定了集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拉普拉斯科学地解释了行星的起源。
但是还需要一提的是，基础科学的发展不象应用科学发展得那么快。这个问题需要详细地展开研究。
许多科学和技术成就都冠以创立者的名字。学者或工程师对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如柏尔托列盐(氯酸钾)、卡丹轴(万向接合轴)、阿基米德螺旋和福克摆。
人们还把重新发现的某种生物形态用研究人员的名字命名。例如，微生物——传染病的病因(结核杆菌——科赫杆菌)。
人们还把所提出的假说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例如，拉普拉斯假说、秦斯假说，还有列·沙捷列原理，车比雪夫多项式、毕达哥拉斯定理和普托列麦定理和伽罗华群。
有时人们把首次发现的现象、事实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例如，瓦维洛夫-切连科夫效应、穆斯堡效应等。有时对一种工艺过程也是如此，如苏尔未碳酸钠生产法、皮罗戈夫切除、巴氏(巴斯德)杀菌法。
物理测量单位以人名命名的有欧姆、安培、奥斯特和法拉第。有一些意义重大的公式，为了纪念学者而命名的——麦克斯韦方程。有时某些实验长期地制约着科学思想活动的途径，如迈克尔逊-莫雷实验。
还有，许多自然规律使得这些定律的发现者和提出者的名字永垂不朽，如门捷列夫周期律，罗蒙诺索夫-拉瓦锡定律，库伦定律和牛顿定律等。
还有能以自己的名字为整个科学流派、观念、体系命名的，如达尔文主义。
以他的名字为科学成就命名的科学家被称为名祖。名祖是卓越的科学发现的标志。
现在再回到科学发展速度的题目上来。是不是以人命名的科学定律和发现的数量越来越多呢？科学史家专门作了统计。结果发现，在基础科学方面，以人名命名的成果在100年(从1855-1955年)中的增加额是一个常数——每年增加两项。在这一期间，科学家的人数是每25年增加一倍，就是说在1955年是1855年的八倍。
这就表明，以科学家命名的成果似乎也应该以同样的速度增长。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以科学家命名的科学成果数量比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还少。
大约是这样，标志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的科学技术迸发问题，首先触及的是技术和应用科学。
当然，以人命名的发现，不是基础科学发展的全面的标志。但是每年看到的名祖数量，毕竟是惊人的恒定，这就迫使人们推测，基础科学的发展受到了某种东西的制约。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提出的卓越思想受到了限制。因为在科学中出现了划时代的思想之后，总需要一段时间，以便使这种思想得到传播和承认，即被大家“掌握”。
着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曾抱怨道：“新的科学真理通常不是在战胜了它们的反对者并且使反对者承认了自己的谬误而取胜的，而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这些反对者渐渐死去，成长起来的一代便一下子掌握了真理，”
无论哪种科学思想，如果它本身真正改变了对世界或某个领域的观点，那么它绝对不会立刻被接受。怀疑甚至嘲笑是不可避免的。
这时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学者的适度保守性能很好地保卫抵御伪科学的幻想、没有根据的假说及荒谬的空洞计划。
需要的不仅是说出新思想，而且要善于使人们接受新思想，而后者比前者更困难。这里并不排除科学幻想是感知“疯狂的”思想的理智修养的一个有效手段。如果没有理智的修养，那么他对于思想的价值及其最卓越的优点就依然是茫然无知的。
这是一位着名化学家对立体化学假说的评论：“看来，对于这位在乌德勒支兽医学校担任职务的范特荷甫博士来说，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在精密化学的研究方面。他认为最愉快的事情是骑在“飞马”星座上(大概是从兽医学校借来的吧)。他还把关于原子在宇宙空间的排列诉诸于世哩..！”
本世纪初，巴甫洛夫开始用生物学方法研究人和动物的高级神经活动，这引起了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的愤慨。其中包括有天赋的甚至是天才的人们。不过要知道，今天对任何一个大学生来说都是通俗易懂的东西，他们当时却一无所知。巴甫洛夫所作出的科学成果与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发生了矛盾。
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关于空间时间性质、关于空时与物质及引力的相互关系的传统观念已发生变化。然而，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学识渊博的科学家都不能掌握这些新思想。
当代所列举的关于机器思维的那些言辞，在人工智能的反对者那里激起了强烈的抗议。
人们批判新思想，这倒不是最坏的事情。因为这种思想引起了注意，那就表示着它有希望很快被人们承认和重视。如果人们把它当作常有的为时过早的发现那样，不怎么予以理会，那倒更为糟糕。
1944年，英国微生物学家爱威瑞发现，如果作用于脱氧核糖核酸(DNA)，可以使一种肺炎球菌变为另一种(肺炎球菌是肺炎的病因)。换言之，他发现生物体遗传性质在DNA中编码。这个发现未被注意，因为他从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与通行的知识系统不相协调。
这就是为时过早的发现的一个标准——不能使它和现代科学观念相一致。
孟德尔关于遗传性的载体的发现，长期处在未被注意的情况下，也是由于从这个发现到通行的知识体系间没有直接的途径。
基础科学的思想，通常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而不是集体努力的成果。科学家把当代各种理智的趋向，思潮和需要全吸收于自身，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原则上崭新的思想。因此，科学的发展，需要天才的学者，或说得简单一些，需要高水平的人才。
增加科学工作人员的数量，建立新的科研部门和扩大原有科研机构，将导致科学发现数量的增长和加快科学的进步。但是，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比例关系。科学费用的效率很快开始下降。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如果科学费用已超过国民收入的3%，还继续增加拨款，那不会作出预期的成果，因为这多半是由于缺乏高水平的人才。
在现时代，人才的显现、选择和培养方式显然是不够的。难怪，工业发达国家直接利诱和收买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这就是所谓的智能的流失。
最近十年里，科学工作人员的数量骤增。由于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腾出了大量的人力，所以科学发展本身照样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是，科学工作人员的数量不能再增长的时候来到了，因为这样对社会已没有好处。因此，挑选真正有才能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建立创造性气氛--即每一个科学家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才能的条件问题，便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