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那些杀戮功臣名将来确保自己统治地位的皇帝来，赵匡胤不仅善良得多，而且也聪明得多。他独辟蹊径，在谈笑之间就轻而易举地削夺了手握重兵的大将们手中兵权。其策略，把本来可能激化的矛盾轻松予以消弭，使得上下关系趋向协调一致，眼前和长远利益得到了兼顾。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所具有的非同一般的高超的政治斗争智慧。但有一利就必有一弊，那就是宋代由此对武将的权力限制很严格，使得武备松弛，边防不固，积弱不振；对于文职官员，不仅在权力上，就是待遇上也比同级武职官员高得多。秦皇汉武以来，是以武治文，但到了这位宋太祖手里，却是以文治武了。因此，宋朝的武备一直积弱不振，不断被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侵扰，金、辽、西夏蚕食北宋，南宋最后灭亡在蒙古人的手中。
该稳住的一定要稳住
——乾隆辣手瓦解朋党之争
党派之争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深感头痛的棘手问题，即使到了清代也不例外。如顺治时期的南党与北党之争，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之间的争斗。雍正时期，鄂尔泰、张廷玉两大集团的争斗则更为甚，一直延续到乾隆朝，并且愈演愈烈，最终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以巩固皇权。
雍正驾崩时，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允礼病逝，次年允禄因谋反被削爵，辅政四臣就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当年雍正尚未即位，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此雍正对他格外器重，登基后委以重任，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升至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由于其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一些满洲官僚相继依附，一部分汉族官吏也投靠到鄂尔泰麾下，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
张廷玉是大学士张英之子，雍正对他的文采十分赏识，令其教授皇子，擢礼部尚书，不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户部任职。此后张廷玉又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等官职。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设立军机处，由张廷玉负责制定军机处的相关制度，可见其在雍正朝是如何地备受瞩目。
对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位股肱重臣，雍正给予了极高的待遇，于雍正八年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封建王朝，这显然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乾隆继位后，也同样敬重两位老臣，于第二年同封二人三等伯。
基于两位皇帝的恩宠，鄂尔泰和张廷玉二人更加无所顾忌，他们开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清人昭琏就说：“上（指乾隆）之初年，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对此乾隆当然也是明察在心，如他后来所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乾隆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三。然诸臣章奏亦不过摭拾浮言，自行其私而已。且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和明争暗斗，乾隆当然不会听之任之。再说他本人对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经常以历史上的教训告诫臣下：“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但是，乾隆对鄂、张二党并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让其相互牵制，并采取利用、限制到最后铲除的策略，步步进逼，显示了其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倡在西南实施“改土归流”的策略，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反抗，这使雍正颇为不满，曾下旨责罪鄂尔泰，并派张廷玉麾下的张照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事务。张照挟门户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到处搜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一举推翻鄂尔泰的势力，然恰遇雍正驾崩。
乾隆继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鄂党于是乘此良机也上书弹劾张照，欲治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他并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尽量让两大集团的势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而是说：“鄂尔泰欲置伊（即张照）于死地。朕若听此言，张照岂获生全？”
乾隆不仅没有杀张照，相反还命其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后又任为吏部大臣。当乾隆后来回忆此事时说：“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盖（张）照即张（廷玉）欣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而张所恶者。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而鄂与张两皆成就为贤臣，不亦善乎？”
在乾隆看来，让两大政治集团势均力敌，不但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使鄂尔泰、张廷玉醒悟感化，放弃党争而成为“贤臣”，那将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可惜，鄂、张二党及其本人的举动令乾隆大失所望，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策略，而采取威严打击的措施。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鄂党派人士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宫商俞氏贿银，将矛头直指张廷玉及其党羽。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系乌有之事，但被牵进此案的提督鄂善却被查确实收受贿银1000两，结果被处死，而揭发有功的仲永檀也被擢金都御史，乾隆还颁谕嘉奖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弹劾张党未遂，又将矛头对准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宣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也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日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对此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如果铲除鄂党，势必会使得张党更加无所忌惮。因此他决定从宽发落，只是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并严斥鄂尔泰：“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屋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庙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势力仍固结不化。直到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被斩。此案又牵连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鄂昌自尽，加上鄂尔泰两个儿子又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至此鄂党势力从此销声匿迹。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左都御史刘统勋就曾上奏：“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谨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大名之下，责备亘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相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
为了不使张氏家族势力过大，刘统勋建议不妨效仿先皇康熙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二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对这一建议，乾隆表示赞同。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进行抚慰，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益而无害，“今一经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转于大学士张廷玉有益”。
张廷玉在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皇上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事务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乞退。直到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请辞。
鄂尔泰、张廷玉两党之争，前后持续几十年。乾隆在初期，还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处理朝政，所以对他们采取的是宽容和并用的策略。而当乾隆逐渐掌握朝廷权力，巩固皇位之后，对这两大势力集团的争权夺利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他采取了一并控制、打击的策略，同时又注意保持一定的限度，不致激起剧烈的反抗。
在这一策略之下，乾隆终于铲除了两大集团，牢牢地使大清政权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真正成为“万民之主”。
“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要破除朋党，君主必须牢牢地紧握权势，像决策权、财政权、刑赏权、用人权等要独操于手，决不能假借臣下。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削弱权臣。韩非指出：“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意思为，君主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像铲除杂草一样清除朋党；不这样做，朋党就会越来越多。对于大臣，赏赐一定要适合；如果赏赐不适当，大臣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一提出要求，君主就满足，这是增强大臣的实力，将会造成自我削弱，就像借斧子给仇人一样。因此，君主要控制赏赐，尤其不能封赏土地来扩大臣子的实力，对有实力的大臣，要采取削夺的措施。另外，还有的君主用朋党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制造矛盾来挑起冲突，促使朋党相斗，使之互相削弱，从而坐收其利。
让大家跟着我跑
——武则天牵制中的平衡之术
在领导用权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领导者不能全权独揽、事必躬亲，他必须下放权力，依靠他人的协助来实现有效的领导；另一方面，作为领导者又不能授权过度，造成大权旁落。于是，如何进行权力的分配以及形成权力的制衡关系，也就成了每一个领导者值得深思的难题。
自古以来，无法控制的权力是最危险的，轻则使人身败名裂，重则使国家倾危。曹操说：“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制由权也，权因事制也。”为人上者，不但要控制自己的权力，抑制权力欲的膨胀，更要制衡手下的权力。不给权则无法办事，给权太多则尾大不掉。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起的。精明的领导者，既要有宽容的心胸，又要有制衡的手段，两者缺一不可。
武则天作为权谋大家，深谙平衡之术。武周时最大的两股力量，一是武派，一是李派。武派是武氏家族成员以及与之联盟的武则天的私臣，李派则是李唐王室和拥戴李唐的大臣。武则天时而扶这派，时而压那派，在平衡中以求得对权力的稳固控制。
武则天主要通过预备二线、三线队伍，对一线人员构成潜在的竞争和威胁，不断地更换官吏，以不使任何一派的势力做大。
对官员如此，对酷吏也是一样，索元礼、周兴这批旧酷吏，就是被来俊臣这批新酷吏解决的。由此还引出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典故。
天授二年，御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滥杀，向武则天进言，现在的酷吏不按律法，随意断案定罪，这是“权由臣下”。同时，他以老子的话“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进一步阐述，认为现在把权力交给酷吏，不可不慎。酷吏破坏司法是武则天授意这么干的，因此，她不以为然，但“权由臣下”却一下击中她的软肋。于是，她将铡刀指向了那些由她一手提拔的老酷吏。其实，对酷吏她也不是专信一派，而是多树旗帜，分其权势。现在她正好可以用一派去处理另一派，让来俊臣审讯周兴。来俊臣不露底牌，请周兴一同吃饭。席间佯装向其请教：有囚犯不认罪，如何是好？周兴也诲人不倦，说取个大瓮，用火在周围烤，让囚犯进瓮里，不怕他不认罪。来俊臣依样布置好后，说请君入瓮吧。周兴一下就认罪了。
对李派的牵制也是如法炮制的。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后，强干有魄力。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而被武则天讥笑说：自打我用了李昭德后，就一直高枕无忧，是他在代替我受劳苦。但是武则天又岂肯将大权旁落于一人之手呢？因此当另一个受武则天重用的李派大臣丘愔提醒武则天“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时，一下就打动了武则天的心。然后他弹劾李昭德，说：“李昭德在外朝专权，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武则天很快就罢免了李昭德的相位，让丘愔代替他。
当然搞平衡并不只是罢免一两个人就算大功告成了，还必须得在敌对的两派之间搞牵制，不让任何一方完全得势。武则天在晚年推行的李武并贵的策略，就是两派并存、相互牵制的高超之法。
酷吏集团和武承嗣联盟后，武派的力量得到极大的加强，为了独掌权势，屡次对李派痛下杀手。但武则天对他们始终不放手交权。当来俊臣把狄仁杰、魏元忠等李派朝臣的基干力量都罗织进“七大臣谋反案”时，武则天没有把审讯狄仁杰等人的权力下放给来俊臣，在最后关头保住了这批人的性命。为了能一举消灭李派势力，武来联盟把太子李旦也诬为谋反，但在最后关头，由于小乐工安金藏剖腹为李旦鸣冤，才使武则天决心留下李旦，这使得武来联盟的如意算盘全盘落空。
长寿元年后，李派开始对武派进行反扑，武则天却又反过来保护武派。侍御史周矩提醒武则天说，现在满朝都是陛下的仇人，陛下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周矩给武氏摆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究竟依靠谁？是依靠酷吏，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还是把权力从酷吏手中收回，依靠文武臣僚治理天下？武则天心动了，决定逐步停止恐怖政策。但她还不想一下除去酷吏这支队伍。要杀来俊臣，罪名俯拾即是，但她舍不得杀，留下也许还有用处。果然，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来俊臣东山再起，他帮武氏再次对李唐派残余势力进行了打击。
来俊臣起来后不久，李昭德就被授予监察御史的职务，他和来俊臣之间的斗争，在中断了一个时期后，于公元697年又开始了。最后两人一同下狱。多少年来，武氏一直将李昭德与来俊臣作为两个相互平衡的砝码。当来俊臣下贬时，李昭德也下贬；来俊臣起来时，李昭德也起来。两个势如水火的仇敌，有着极为相似的荣辱起伏遭遇。这当然不是命运的决定，而是巧妙的人事安排。所以，现在来俊臣行将处决，则李昭德也是非死不可了，六月丁卯日，两人同日“弃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