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文龙初到上海时，口袋里已经没有了一分钱，万般无奈之下，他到某家工厂打工。工人工作很辛苦，又挣不到什么钱，以至于钟文龙合同期满后连回乡的路费也没有挣到。有天中午，钟文龙在书店里看了半天书，感到饥肠辘辘，便走出书店去买包子充饥。正在此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载着一车旧书从书店后院里出来，询问得知这车书是书店仓库里清理出来的废品。在钟文龙看来，这哪里是废品，不过是一些旧书罢了。爱书如命的钟文龙不忍心看到好端端的书只卖废纸价，于是叫住收废品的老汉，用仅有的钱把这些书全部买下来。钟文龙从一车旧书中看到了商机，他以此为开端做起买卖旧货品的生意。起初只是试探，不知道这种生意是否能在上海做下去。结果他扛着一箱旧书到农贸市场摆摊卖了一天，居然挣得了15元钱的纯利。这件事让钟文龙受到了极大的启发，他卖完了这车旧书，又到处收购旧书刊，赚得的钱比打工强上数十倍。生意越做越大，钟文龙开始雇人、租房，专门从事旧货买卖，旧书刊、旧电器、旧家具，只要有利的旧货翻新生意，他都要尝试一下。
上海人生活水平高，收入也高，因而他们总喜欢跟着时尚走，不断地更换家中的电器、家具以及其他装饰品。这种习惯让钟文龙找到了旧货贸易的市场潜力，于是他把自己专营旧货的店面生意升格为公司，在市内各个角落都设置了专营店。就这样，钟文龙以上海为基地，生意不断拓展到周围的省份，安徽、山东、湖南等省都有他的业务，这使他成了闻名遐迩的“旧货大王”。
另外一件事情也能说明温州人的眼光是多么的“贼”。
自2002年开始，一大批温州商人开始携家带口进驻山西投资煤矿，到目前为止，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已经由温州煤团承包，投资额度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他们承包的煤矿年产量达到8000万吨以上。在煤炭价格高居不下、煤炭资源十分紧缺的形势下，一群温州人却集体在山西挖煤赚到了大钱。
温州人会赚钱是全国人的共识，但是最早温州人在山西却是赔着钱的。目前温州商人投资山西煤炭主要有两种进入形式，一种是90年代早期进入山西从事掘进工程的包工头，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赔钱”阶段后，才等来了市场的反弹，转机出现在2000年，煤炭价格在多年的低位盘整之后突然上扬，当年那些承包煤矿的温州老板发现自己竟然赚了大钱；而更多的温州人则是在得知这个信息，确定投资煤炭能够赚钱后，从其他行业迅速抽身来到山西，一个家庭甚至集资数千万元赶到山西承包煤矿。
温州人是极具眼光的一个群体。温州商人有三面镜子，这三面镜子是放大镜、望远镜和显微镜。放大镜就是他们对市场的敏感性，使他们能够至少比别人很轻易地感觉到这种机遇。望远镜就是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比如他们在山西炒煤，他们就是提前预知了煤炭市场的好转情况，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领域，所以他们就大举进军。显微镜就是他们有那种一叶知秋、见微知著的独特之处。他们比其他商人更精明的地方是，凭借这三面镜子的精心打磨，使他们能够在山西如鱼得水。
在嗅觉灵敏而且深谙赚钱之道的温州人看来，煤海山西是他们当前最为兴奋的投资地，用他们的话说：“山西煤炭是一个闪光的赚钱机会。”然而对于他们的赚钱方式，有人提出了质疑。这些温州商人在山西承包煤矿，他们并不参与煤炭的生产，一般只做经营副矿长，负责煤炭的经销。有关人士说，温州人在山西比较神秘，他们承包煤矿，首先他们这种承包方式受到质疑，因为他们承包的只是经营权，法人代表并不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不懂煤矿，因此他们就聘请了当地矿长来负责生产。这就出现一种情况，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他们是可以推卸责任的。这在温州炒煤团中是普遍现象，很少有温州商人把法人代表置换成自己。
在部分温州商人当中，最典型的是一位叫陈德伟的31岁的温州小伙子，他携带1亿元的资金来到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资公司，由于没有煤矿从业经验，除了自己并不参与煤矿开采，生产任务由高薪聘请的矿长负责。据说，他请的一位矿长年薪高达百万元。但是正是这些不懂煤炭开采的温州煤团，却散落在山西的各个角落，大把大把地往口袋里揣钱。
在温州人看来，赚钱不是仅仅靠东奔西走就能实现的。有时候赚到钱好像带着很大的偶然性，但其实又包含着很大的必然性。如果你没有精明的头脑和毒辣的眼光，即使满地黄金也与你无缘。你赚不了钱，不是你不能吃苦，而是你有没有眼光。
4强强之间联手，打造共同的蛋糕
温州人做生意极为重视“双赢”的策略，这倒不是温州人看轻自己的实力，而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他们懂得以相互合作为基础在经商中最佳的使用结果就是在收益时实现“双赢”道理。一位温州企业家说：“任何单赢的策略对自己都是不利的，因为它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除非对手是个软弱角色，否则你在与对方进行争斗的过程当中，必然会付出很大的心力和成本，而当你打倒对方获得胜利时，你大概也已心力交瘁了，甚至所得还不足以偿付你的损失。”温州人认为，合作是适合现代社会的良性竞争结果，这就是温州人的精明之处。
温州人的嘴边经常挂着这样的话：“在竞争中实现双赢。”这不仅意味着温州人的竞争观念正在发生质变，同时也反映了温州人“义利观”的升华。或者说，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商海磨炼，携带着野蛮基因的温州人，在长期闯世界、创市场的过程中，克服了“非赢即输”的狭隘竞争观，开始树立起“双赢”的合作竞争观，并正在将温州人传统的义利观升华为一种富有时代特征的义利观。
温州的传统文化，一直有着“追求功利型”特质。由于温州在历史上是人多地少的地区，从事小商小贩的特别多，因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温州人强烈的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把国家政策与温州实际相结合，发扬传统重商文化和开拓进取精神，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去闯世界、创市场，温州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发展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但是，温州人在靠“商”字迈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由于浓厚的小商人气作怪，在市场竞争中奉行“非赢即输”的观念，只图眼前利益，看不到长远利益，一度出现了严重的短视行为，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而今，温州人抛弃了“非赢即输”的传统竞争观，转而树立“双赢”的合作竞争观，积极探寻为参与者谋取更大利益的途径。这是在我国由初级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温州人竞争观念发生的质变。这一变化不仅意味着温州人经营理念的转变和商业伦理的升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温州人已经突破了传统重商文化的层次，开始走向现代市场文化的新境界。当然，树立“双赢”的合作竞争观念，是温州人在20多年的笑傲商海中，对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经济，也是合作经济或协作经济这一本质进行认识和把握的结果。
随着“非赢即输”的传统竞争观念束缚的突破和“双赢”的合作竞争观念的树立，温州许多企业以生态系统的观念去选择企业运作方式，寻求双赢的共生关系，企业组织正在朝着“双赢模式”发展。
温州人独立自主意识极强，但他们之间又不乏合作，他们认为，合作才能将某个行业或者企业做得更大，同时又让大家都有钱赚。温州人“小成功靠自己，大成功靠团体”的说法很值得南京人深思。
日本曾是世界打火机产业的“龙头老大”，然而温州仅仅花了20多年就将日本拉下马。如今世界上超过80％的打火机是由温州人生产的。温州人靠的正是极强的合作意识，才会大大降低成本，从而打败日本。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需要多家厂家相互合作，在极小的利润面前，温州人没有成为一盘散沙，而是极力合作，才创造了这个商业神话。“小小”的温州，20世纪80年代崛起十大专业市场，经营着低压电器、纽扣、徽章等商品，单个的利润极小。温州人似乎自发地认识到，小就得相依为命，以扩张共同的生存空间。小商品的制作也需要许多零配件，各种配件的生产都涌现出专业的厂家，由于数量巨大，单个配件的成本被降低到极限。商品经济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在被称作“蚂蚁军团”的温州企业群中得到了最为精致的体现。目前温州的多个行业已形成“产业链”，每个环节上的从业者都能赚到钱。“产业链”甚至是一道“屏障”，因为它极大地减小了其他地区介入该产业的可能。
为什么很多温州人能将企业做大？这与他们的合作意识也有关。1985年，20多个温州人合伙投资成立了一家生产低压电器的小工厂，20年时间不到，它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企业之一的中国人民电器集团，年销售额高达70亿元！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年来，它的股东红利极少，几乎所有的利润都用于企业再投资上了。在企业重大决策上，股东们自觉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其实同行之间也可以相互合作，或许能达到双赢的结果。
精明的温州人深深懂得，做大事都需合作的力量，单枪匹马打天下只能越做越小。18世纪的牛顿和19世纪的爱迪生是依靠个人“单打独斗式”的奋斗成功的范例，而在今天孤军奋战很难有大的作为。个人的智慧和能量终归是有限的，做大企业必须要借助合作的力量。
施中旦就是一位推崇健康合作的商人。早年的他办过报纸，搞过油漆，还当过统计员、中学老师以及民政企业负责人等。1988年，受轰轰烈烈的温州商品经济大潮的感染，施中旦辞去了公职，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乐清市创办了股份合作性质的长江电子设备厂。在施中旦的决策领导之下，这个新型的民营企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被评为温州市民政系统优秀企业和乐清市创税大户，其产品被全国消费者协会评为“全国消费者信得过产品”。
在最初的几年，长江电子设备厂的体制并不落后，因为它采用了当时在清乃至温州市来说比较先进的企业体制——股份合作制，因而发展可以说是较成功的。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兴起了企业集团热，大量的企业集团开始兴起并利用其优势迅速抢占市场。对于具有超前意识的施中旦和他的同仁们来说，在集团企业咄咄逼人，并在全国形成一种潮流时，他们深深感到了一种危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就是优胜劣汰，不讲情面只讲实力，因而要想使企业在商海的狂风巨浪中稳立潮头，就要拥有航空母舰那样的气势、那样的实力，而企业的集团化正是扩大企业实力的有效方法，这不能不使施中旦动心。他认为，做事要有自知之明，从自己眼下的条件来看，最宜联合一些“弱势群体”，因而他把目标锁定在乐清方圆一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企业上，将他们定为自己的合作伙伴，联合的大门向他们敞开。
施中旦这种想法是颇有眼力的。当时，面对着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温州许多家庭企业的优势已经转化为劣势，这些尚未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家庭企业如同大自然中的孱弱羔羊一样面临着弱肉强食的危险：产品技术含量低，销路必然就会不畅，因而也就不可能具备竞争力，关门倒闭只是时间上的问题。鉴于这种形势，将他们联合起来不仅为当地政府部门所欢迎，而且也是民心所向。此外还有另外一面，即靠着这种策略，长江电子设备厂既不会因与同类厂的合作而失去自我，而且还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保持始终的领导地位，同时又实现了实力的扩张，可谓一石二鸟。无论怎样说，团结就是力量，把众人的资金合拢到一起，就可以在市场上大干一番。扁舟一叶当然会飘浮不定，而多舟联合则能经得起更大的风浪。
在温州，像施中旦这样合作意识极强的人还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温州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与消费者、供应商、经销商，甚至竞争者之间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温州人知道，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同行之间，企业之间必须越来越密切地合作，才能实现最后的双赢。
5巧打生意算盘，吃透赚钱的门道
温州人是非常会做生意的，他们的生意经总是超乎常人的意料。在人们关注怎么买到一套称心房子的时候，会做生意的温州人却把赚钱的目光放在了商铺上，在温州人眼里，商铺隐含的利润是惊人的，于是他们纷纷走向全国各地，寻找位置好，升值潜力大的商铺进行投资从而赚取巨额财富。
随着温州人炒卖商铺的实战经验的积累，逐渐的他们形成了一套非常特殊的生意经。比如：温州人选择商铺的原则是：面积约在30平方米左右，总价在15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门面宽度以3米左右为宜。最重要的是地段，位于大的住宅小区附近的商铺最好，因为这样的商铺升值潜力更大。不管哪门生意，都有自身的规则和诀窍，精明的温州人早已吃透了商铺生意的门道。
首先，温州人在看好某商铺的时候，他们先是精心制订“养铺”计划。商铺投资有两种基本的类型可以选择，一种是商场分割式的商铺，另一种是独立式的街铺。温州人往往会根据商铺价值变化规律进行养铺，以时间换得升值空间，所以，温州人会选择街铺从而使自己投资收益最大化。温州人的“养铺”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居住区刚建成的两年里，温州人会选择引进经营装潢、五金、电器或建材等业种。因为在这一个时期里，商圈内最有效、最迫切的商业需求是家庭装饰的配套服务，此时提供与居家装饰相关的服务能使商铺变得有价值，并可取得一定的租金收益。第二阶段是两年以后，家居装饰进入尾声，人口入住率达到一定水平，尚未达到高峰之际，人们需要的是零售业的服务，而此时大型零售企业尚未进入。这时温州人就把商铺变成便利店，因为此时的便利业态最适合社区内服务需求，其提供的服务最有价值，而且租金向上涨，超过建材装潢行业的租金水平，商铺的使用价值会得以体现，市场价格会开始向上攀升。第三阶段是当商业街市进入成市阶段以后，主力商业纷纷进入商圈，这个时候温州人会给商铺设定个性化强、代替难度高的业种，如时装店、鞋店、饰品店。这样做除了避免与主力商业正面竞争，减少出租风险之外，更重要的一条是为了提高商铺的出租能力而引进边际利润高、租金承受能力强的业种，在取得较高的租金收益的同时，还间接地提升了商铺的市场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