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王建波看到金融股持续走强，想买一只股票长期持有。11月17日这天， 安信信托大涨7.14%，而其他的金融股几乎都没有上涨，王建波觉得这只股票不寻常。11月22日，安信信托开盘后即一路大涨，直奔涨停板而去。当日11点15分左右，股票出现小幅下跌，到11点28分左右，有人挂出一个200多万元的卖单。
王建波一直盯着盘面，看到有这么大卖单出来，当即以4.79元的涨停价，挂上两个买单。两个单子全部成交，安信信托当即站上涨停板，封盘几千万，整个下午一直没有打开。第二天，股票停牌，直到1月16日复牌，此后连拉9个涨停。事后，王建波说：“在涨停前一分钟买入199.98万股，很多人都以为我有什么内幕消息，其实我哪里有什么内幕消息呀。从11月17日开始，我就看好它，但苦于买不进大单子。22日眼看要涨停，又出现大卖单，我肯定不会犹豫。第二天停牌，才确定自己逮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2007年4月18日，除了将298股留作纪念放至今天，王建波将近200万股安信信托全部卖出，成交均价在18元左右，半年间，一只股票大赚2000多万元。
9月28日，中海油服上市。早上9点45分至10点之间，王建波即买入315.63万股，成为A股第一大流通股股东。当天，他手里的其他的账户也买入300多万股。从首日开盘时的35元，仅7个交易日，中海油服就涨到了54.8元。此后，王建波开始陆续减仓，至今已经一股不剩。如果以600万股计算，他在中海油服上的收益，估计有上亿元。
跟许多财大气粗的温州人一样，王建波不惧露富。今年6月，他从上海开回了温州第一辆迈巴赫轿车。迈巴赫是奔驰的顶级品牌，售价740万元，其他费用算下来，王建波用了860多万。在遍地老板的温州，之前近乎默默无闻的王建波一下名声大振。
不久之后，王建波在上海注册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资产咨询管理公司，计划发行自己的信托产品；他同时还在温州注册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他专门租下温州最高档的财富中心大楼最高层的最好一个房间，作为2家公司在温州的办公室。
2007年9月，王建波开始介入香港股市，主要做（权证的交易，现在，他已经将一半的资金投入了香港股市，40%留在国内的A股市场，还有10%的资金在期货上，主要做美国原油、外汇的期货。有一次，因为太累，王建波在莫斯科睡过头，错过了交易时间，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的账户上，一下少了近2000万元。
这就是温州人在这次股票浪潮中的赚钱经过，然而，温州人当中，以这样的神奇速度积累财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当这些人的力量加到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一股不可抵挡的资金暗流，必然会引起金融市场的一系列连串反应。有人形象地说，这就是温州效应的二度爆发。
4“温州一条街”效应
温州效应具体表现之一是：一个温州人可以带动一片温州人，然后众多的温州人形成巨大的资本矩阵，并以绝无仅有的实力冲击他们看准的每一个财富衍生地带。
温州效应的特点之一是，它往往以极大的规模爆发。在此，我们以温州专业市场为例，来解释温州效应。温州效应的形成原因在于，在早期温州模式中，专业市场能够很快形成规模效应，并培育市场。温州最早的专业市场当属于宜山镇的平阳布匹市场。后来较为著名的有：柳市低压电器市场，永嘉桥头镇纽扣市场，等等。这些市场的形成，与温州当地的成千上万的推销大军有着密切关系。推销员拿别人的产品出去推销，产地的集中，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为方便的。他们习惯于前往某个区域进货，生产厂商因此便向这个区域靠拢，区域性的专业市场就此形成。到了后期，政府有关部门开始有意培育专业市场及扩大专业市场的规模效应。一些企业家通过办市场获得了利益，开始有意识地将这种模式复制到全国各地，一再获得成功。
在温州当地，最高峰时曾经出现过363个专业市场，经过整顿及自由竞争，市场略有萎缩，后来保持在200个左右。在温州最为著名的专业市场有：乐清市柳市镇低压电器市场、永嘉县桥头镇纽扣市场、乐清市虹桥农贸市场、瑞安市城关工业品市场、平阳县编织袋市场、苍南宜山再生腈纶纺织品市场、苍南县钱库综合商品批发市场、苍南县金乡标牌市场、鹿城区干鲜果市场、乐清市北白象建材市场。相比而言，温州人办市场，其效应的影响力最大的还不是在温州本地，温州人到底在全国各地办了多少专业市场无法准确统计。
北京的雅宝路位于外国使馆区附近，最初的雅宝路只是一条自发的商业街，只有几个小商小贩在经营，主要向老外卖些工艺品和服装。小贩会抬价，外国人喜欢中国这些小玩意，又不大会讲价，因而小贩们也就特别赚钱。许多外国人来北京，雅宝路成了必去之地，非买一些东西带回去不可。
在雅宝路做生意最多的，是一些温州人。尤其是温州人经销的服装、皮鞋之类商品，最受外国人欢迎。闯荡北京多年的温州人脑子特别精，哪能放过这些送上门的洋客户？他们立即就在雅宝路租下店面迎接这些外国客人，甚至还从老家组织大量货源，并提供所需要的配套服务。看到客商纷至沓来，精明的温州人又灵机一动，租路旁宾馆的标准房，在客房里挂上商品式样，专供外国人挑选。一人包一间，一间就是一个公司。雅宝路一带的5个宾馆，雅宝大厦、吉利大厦、金盛鑫商厦、北斗星大厦和国兴大厦，全都给他们包光了。雅宝大厦有100多个房间，房客里十有八九是温州人。难怪，北京人都说雅宝路的生意被温州人抢走了。
在北京还有一个地方与温州有不可分的关系，那就是前些年非常著名的浙江村。浙江村在天安门南大约五公里处，最早是棚户区，其建筑大多是临时搭的。浙江村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83年。1983年，温州乐清农民卢毕泽、卢毕良两兄弟在内蒙古包头做服装生意亏了本，只得将滞销服装打包，准备带回温州处理。路过北京时，兄弟俩想看一看祖国的首都，便找了家最便宜的旅店住下来。当晚，兄弟俩去逛街，发现北京的管理没有想象的那么严，到处都是小商贩。于是他们返回旅店，打开包，拿出服装，摆起了地摊。令兄弟二人喜出望外的是，在包头滞销的服装在北京却成了畅销货。面对这么好的形式，兄弟二人果断决定在丰台区租了房子，买了缝纫机，经营起前店后厂。后来，温州老乡得知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便一波接一波涌来。没多久，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便聚集了许多温州裁缝，支起了众多的服装摊。当时温州还不十分出名，人们听温州人说话那浓重的江浙腔，一概将他们称为浙江人，“浙江村”也就叫出了名。
到了1992年，浙江村的老板们开始向当地租地盖房子，盖的都是简易平房，围成一个院子。房子的老板既是房子的主人，也是房子的管理者，还是租户的保护人。到1995年，浙江村已建有46个大院，每个大院形成了一个集居住与工作一体的公共社区。也正是1992年，浙江村开始兴建京温服装批发中心。这是浙江村中出现的第一个专业市场。这是由北京、温州两地政府有关部门共同规划，由浙江村里的商户投资的。中心共5层，1600个摊位，用13万元就可得到一个摊位4年的经营权。4年后摊主还享有优先续租权。有一点，有关部门还是准备不足。设计有1600个摊位，结果报名参加选号的却有6000人。这号给谁不给谁？无法平衡，只好摇号。结果，摇出来的号码被现场出售，有的卖到好几万元。政府部门见这情况，便接着开了一个又一个专业市场，前后不到3年里便开了16家。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于是租价开始上涨。
全国范围内，这样被温州人做火的市场不知有多少。因此形成了一种特定模式：某地只要一个市场做不起来，便想方设法找温州人来承包经营，结果没有失败的。温州人办专业市场出了名，便有更多的人积极去办。时至今日，走到全国任一个地方，只要是火爆的专业市场，就一定能够找到温州人的身影。
同样，世界各地只要有温州人出现的地方，一定会有“温州一条街”、“温州城”，如同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这无疑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当地人的消费习惯和当地的商业格局，这就是温州效应的最大体现。
5影响全球的“野蛮”群体
温州人之所以非常著名，就是因为他们极其出色的赚钱经商能力，和手中控制着巨大的财富。有人把温州人比喻为“东方的犹太人”，显然，温州人和犹太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比如，温州人和犹太人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都有极强的自力更生意识，都有强烈的财富占有欲望。如果这两人走到一起的时候，结果会将怎样，是温州人打败犹太人，还是犹太人打败温州人呢？在犹太人的商业极为密集的欧洲，温州人能进入其中并顽强地发展起来，就是最好的答案。而且，在某些地区，温州人也把犹太人踩在了自己的脚下，让西方的商业强势群体领教了这群来自中国温州人的“野蛮”。对此，欧洲人说：“原来，世界上还有比犹太人更会经商的人！”
赚钱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条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温州人的经商天赋来自于哪里，他们做生意为什么有带有浓浓地野蛮色彩呢？
或许，这和温州的历史文化及地理环境有关。300年前，温州不过只是东海旁的一个小县，这里的居民不是务农就是打鱼。传说那时就有一些温州人，因为贫穷而铤而走险去当海盗。
20多年前，温州有2/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200元，人均耕地仅0.41亩。因为温州地理位置与国家战略的原因，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在30年间仅6个多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
在温州至今还流传着一些歌谣，传递出的都是温州人一穷二白的无奈。1957年，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7.6亿元。从1957年到1976年，温州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仅1.98％。这就是温州历史上的穷困现实。最后，经常饿肚子的温州人，开始被迫到外地谋生。
当时的中国，随便走过某个城市的一条小巷，总能听到弹棉花的声音，也常能看见温州鞋匠们正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手中的鞋，各式发廊里，传出的是略带浙西口音的普通话声音。甚至在偏远的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温州人跟在四处放牧的牧民后面，就是为了给牧民们修鞋、擦鞋。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惊叹：温州人太可怕了，他们的生存力就如同野草一样，只要撒下种子，就能落地生根，就能顽强的生长，不管是高原，还是沙漠，温州人总能克服一切困难，野草一样“野蛮”的成长着！
到了20多年后的今天，温州已骄傲地成为全中国最富有的小城市。温州为什么能从一个资源稀缺、交通闭塞的弹丸之地而成为民本经济圣地呢？有一个让温州人扬眉吐气的故事：1998年，日本有一家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气的打火机企业，不服气温州人为什么将打火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将日本、韩国的厂家逼到了破产的悬崖边。因此就派出一个经贸考察团去温州考察，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温州打火机的零售价凭什么只是日本打火机的1/10？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日本人差点晕倒：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而周大虎的进价是1毛钱，为大虎厂提供配件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更是只有1分钱。日本考察团离去时，一个个面如死灰，回国后，只好将打火机厂关门大吉。
温州人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靠山的情况下，为何能用如此低的成本创造如此高的利润？“小商品创造大市场”，这就是温州人“野蛮”成长的秘密所在。服装、制笔、纽扣、拉链、眼镜、铸锁业、打火机、塑编、剃须刀、印刷包装，温州人累积财富的十大小商品种类，促成了十大“国”字号工业园区。在这些行业中，已拥有7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温州目前共有1300家左右的打火机企业，年产5～6亿只打火机，日产百万只左右，产值可达20多个亿。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此外，全国85％以上的皮鞋市场是温州人制造的。
现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当美国人用高科技迫使全世界为他们打工的时候，他们身上穿的却是温州人做的衬衣，听的是温州人做的半导体，早晨唤醒他们的是温州人做的闹钟，吸烟用着温州人做的打火机，戴着温州人做的眼镜。
由于这些温州人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生意经，因此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他们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著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同样由于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不怕远涉重洋或长途跋涉，并凭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的条件在别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温州人的“野性”所在。
6温州人的“群狼战术”
在残酷的动物界，群体生存的现象很多，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狼。狼很少单独作战，它们总是集体出击，攻击目标，就是连比狼威猛强大几倍的狮子、老虎，也会成为狼群的口中美食。俗话说的“猛虎难敌群狼”，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狼之所以能够野蛮地生存下来，就是靠的这种群起而攻之的野蛮战术！
南至三亚，北到漠河，西抵拉萨，东临青岛，到处可见温州人的踪迹。最初，他们以手工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一个个散兵游勇像燕子般地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每到这时，散兵游勇们就聚到了一起，万众一心、齐心协力，在当地的某个项目的经营上取得绝对的优势。比如，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
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法则同样适用在商业行为当中。就像在股市上，散户手里的钱全部加起来，肯定超过任何一个庄家，但他们不可能加起来，所以庄家才会成为庄家，兴风作浪，把散户的钱赚走。
抱团打天下相对于单打独斗的优势在于，凝聚力比较强，可以把市场经营中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他们是依靠血缘、亲戚、老乡等关系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所以一个团体内的人是非常团结的，相互是很信任的。而且，现代商战愈来愈激烈，单靠个人力量干出一番事业的几率会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