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于运动。无论是生理的需要还是精神上的要求，人只有在不停地运动变化之中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人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之中，才能获得前进的动力。人类社会总是向前运行的，人也因此只有不停地前进、求索，方可在社会上生存下去。好学，多学，不断地汲取知识的力量，会帮助你走向美好的生活。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就是这样不停进取的人。从他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应该学到很多的做事的法则，找到行动的力量。
人生范本：赵元任——好学、好学，不断求索
赵元任（1892—1982），著名语言学家。1910年7月，为清华学校的前身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入康乃尔大学，1914年得学士学位。1915年考入哈佛在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受聘康乃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1920年回国，到清华学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教师。1921年，再赴美国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8月，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起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结束，赵元任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任清华留美监督处监督，一年后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1938年后，定居美国，入美国籍。此后历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哈佛燕京社汉英大辞典编辑、美国海外语言培训班中文主任、美国密执安大学语言研究所教授等，1965年退休。
赵元任是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1981年，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重要著作有《现代英语的研究》、《中国语的文法》、《国语字典》、《中国社会语言学论文集》等。
黄延复在他的《一代学人赵元任》中写到：
民初以来，在我国学界的群星中，有些显得格外耀眼夺目。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音乐家、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赵元任是一位从“榜眼”到哲学博士。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府阳湖县（现并人武进县），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天津。曾用名宣重，后即废去，一直名号一致，亦未曾用过笔名。一九一年七月，清廷“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招考第二批庚款游美生，十八岁的赵元任在四百多名来自全国的“举子”中，以第二名高中。这在当时实不亚于一次“榜眼及第”。这次招考共取正榜七十名，副榜一百四十三名。正榜中包括杨锡仁（第一名）、张彭春（第十名）、钱崇澍（第十六名）、竺可桢（第二十八名）、胡适（第五十七名）。关于这次考试，赵元任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记述：“一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午考语文，题目选自Mencius（孟子）《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WithoutRulesandCampassesOneCannotFormsSquaresandCircles）。下午英文作文三小时（笔者按：题目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然后等五天，以上两门合格再考。（复考时）第一天考平面几何、希腊历史、罗马史、德语或法语；第二天考物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化学、三角；第三天（因雨很多人迟到，再推迟一天）考立体几何、英国史、世界地理、拉丁文……”可见，那时的留学生考试是很不轻松的。
这批学子于同年八月由胡敦复（民初著名教育家之一，时任游美学务处教务长）亲送赴美。赵元任入康乃尔大学习数学。一九一四年获学士位，再入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一九一五年转入哈佛大学，一九一八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在他六十年教学生涯中，不停地学习，求知，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人们都说赵元任是语言奇才。赵元任具有非凡的语言方面的天赋。但这也是与他不停地学习分不开的。任何方言在一星期以内，他都可以学会，并且能听、能说，而且说得很好。一九二年，哲学家罗素（英）和杜威（美）先后来清华学校参观、讲学，均由赵元任翻译。并陪同罗素周游全国各地，每到一个地方，他就用那个地方的方言翻译。于是他于年底辞去清华教席，准备到国外去专攻语言学（那时，语言学在中国尚属空白）。赵先觅定哈佛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于一九二二年又去法国莎娜学院专门研究语文学一年。一九二四年，他应聘回清华国学院任教前，又去法、德、英等国考察语言学一年。至此，他已初步奠定了“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基础。他先后去江浙、江西、湖北、广东等地考察方言。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四八年，他共发表语言学专著约十四种，论文约二十一篇；一九四八年以后，他在国外任教期间，又用英文写了《中国语字典》、《粤语入门》、《中国语语法之研究》、《湖北方言调查》等专著。赵元任可以称得上是精通汉语，但却绝不单是一位汉语学家。在外国语方面，据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这样，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就成为一位名驰中外的语言学者了。
赵元任的名字，在中国近代音乐家的行列里，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与音乐艺术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但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与他在这方面所投下的心力分不开。他曾有过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江南昆曲名票，使得他自幼就受到音乐环境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他一直没有间断过对音乐的钻研。回国任教或任职期间，音乐活动占去他大部分业余时间。据有人回忆，他经常一个人躲在室内埋头作歌。他室内除各种乐器外，还有一套特制的木鱼，可以奏出乐曲；他曾发起组织过琴韵歌声会。一九三六年，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制的（自作自唱）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至今仍为人喜爱。
人需要真正的学识
这个世上的东西，无论感情、人格，还是学知、气度以及做事的方式，都需要一个“真”字。没有真正的东西，就不会有真正的回报，尤其是做学问，你没有真正的学识，只能迷惑别人一时，最终还是会被现实所抛弃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真正地追求学问，真正有学识才能保持真正本色，才会博得他人的敬仰和尊重。做起事来，才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只有真的学问，才会为人所敬仰，如果没有博大的学识，文凭决有博大的学识，文凭是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的学识水平的。
陈寅恪（1890—1969年）出生于一个官宦兼书第门第。祖父陈宝箴（字右铭），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因主持湖南维新失败被革职。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著名诗人，与谭嗣同、陶谦、吴保初一起被称为清末“四大公子”，著有《散原精舍诗》，曾是“新江西派”首领，亦为“戊戌变法”维新党人。
真正的学识可以为你赢得声誉和机会。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推荐陈作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提出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真学问，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为人所尊敬。当时清华学校还聘了另一位著名学者赵元任做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其时赵正在哈佛大学任教，哈佛要赵找人替代，指名最好是陈寅恪，并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一到清华园，便显示出一代文史大家的才学风范。他的学生许世臻在《敬悼陈寅恪老师》一文中作如下描述：
“……民国十九年……寅恪师为中文系与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在中文研究所、史学研究所、中文系和历史学系开课。他在史学研究所所开的课程是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和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这两课是隔一年开一次。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文学系开的课就多了，计有：佛经文学、禅宗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元白诗研究、欧阳修研究等。……寅恪师身体一向衰弱，学校当局特别尊敬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9时至11时，所以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寅恪师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以外，北大的同学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到清华园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惜跋涉的辛劳来学了。寅恪师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也经常来旁听，清华园中的人凡有疑难不能解的问题（属于文学和史学的），都向他请教，他一定会给质疑的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大家都奉他为‘活字典’、‘活辞书’。
文中提到的那些听课教授，像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浦江清、北京大学的外籍教授钢和泰，皆是一有机会亦必赶来听讲。故陈寅恪有“教授之教授”之誉。
吴宓回忆说：“1919年1月底至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由俞大维君介见，以琢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述说至为说切。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吴宓者，更多不胜记也。”又据吴宓的日记记载：“陈（寅恪）群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之极。古人‘闻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信非虚语。”
无论空间如何扩展，真正的学问永远是无价之宝。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声望。他曾是英国剑桥大学特聘的第一位华藉汉学讲座教授。抗战胜利后，他应英牛津大学之聘，前去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牛津，以亲聆陈讲学为快。但据当时有人记述：“欧美许多大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少数几个人外，能听得懂陈先生讲演者实寥寥无几。”因为“陈的讲演广征博引，只语言这一关，那些一般的专家就闯不过。”
陈寅恪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之高，不是因为别人所说的几句话，而是出自真正的“东西”的。还因为他常常可以解决外国著名学者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次，前苏联学者在蒙古境内发掘到3个突厥碑文，纷纷研究，均不懂不通，后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唐德宗与叶番之《唐番会盟碑》，许多学者，著名的如法国之沙蜿、伯希和等人均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后经陈寅恪解释，也使国际学者很是满意。这样的不被人敬仰，还有谁可以被人敬仰呢？
掌握求知的方法
人要不停地学习才会进步，要不断地进取才会发展。但诺大一个世界，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又快又好地掌握新的知识，为我所用，不断地超越现在的自我而迈向更高的目标呢？当然是学习，但学习又是需要有一定的方法的。
对于一名学生来说，学习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更是如此。第28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被保送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连乔指出：
只有方法才是真正最实用的东西。试想，我们学的解析几何，有机化学等等，有几个人在将来会用到它们的？现在的大学生，只要不是热门专业的，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与专业不符的。方法是最重要的，要学会学习，就像学会打猎一样。话又说回来，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可以说没有不会学习的，拿着书慢慢看，慢慢研究，总能学下来的。但各人的学习速度是大不相同的。如果你时间紧，显然需要找到一个速成法。但如果成天无所事事，那也无所6谓什么好学习方法了。但我想这种情况在准备高考的人当中是不会有的。之所以万事开头难，对于学习，说实话，没哪门课是先难后易的。它之所以难，在于我们对一门新课必须先研究一下学它的具体方法。
首次，要认真听讲。
老师传授知识是通过“讲”来实现的。获取和消化课上内容是高考复习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故而上课要全力以赴，每分每秒都要聚精会神，争取一字不落地听进去，争取当堂理解、记住。同时，高考复习课的听讲，又绝非被动记录，而必须与老师同步思考，形成共鸣，创造积极主动热烈的课堂气氛，这样才是真正地会听讲，会事半功倍。不但要听，而且还要会听，要跟紧老师的思路来听。教毕业班的老师经验丰富，水平高超且责任心强，是足以信赖的帮你考上大学的前进阶梯。因此千万不要在这关键时刻自己单搞一套，脱离老师的教学计划甚至鄙视和抛弃老师的辅导。只有师生协调，齐心努力，才能创出佳绩。相信老师、尊重老师，总有一天你会由衷地感激老师。这一切，平凡的你，一定能做好。
其次，做好课堂记录。
黑板上老师写的内容，不一定都要记在笔记里，而老师的一些精彩的、关键的和启发性的话却不可漏掉。这些宝贵的“只言片语”，实在应该被及时地捕捉到，保存在笔记上。至于黑板上的定义、律文和简单例题之类，只要书本上有，就大可不必占用笔记的空间。同时，笔记不仅应该记下老师的妙语、老师的思路，更应有自己的感受、总结和质疑。当你灵感突发的时候，当你苦思冥想之后恍然大悟的时候，当你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请立刻、毫不迟疑地把这些思想的火花或疑惑写在笔记上（或其它可以永久保留的地方）。它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也许不久之后翻看它时，你会别有一番感觉，那时，你对知识的把握就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记笔记的真正意义是启发你的灵感，帮助你思考，使你自己上升一个层次。而不是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的，惟一目的就是辅助你学习。千万不要走进记笔记的误区。
第三，要及时地做练习。
做题，并不只是做题，而是在做学问，要有思考。每天你做多少题？这些题第二天你还记得清吧？一周之后还记得清吗？高考前能记得起来吗？做完一道题，会你怎么做呢？对答案？继续做下一道？还是停下来想一想？你知道出题人的意图吗？你还有其他解法吗？你从这一道题联想到了什么呢？有没有做过与之类似的题目呢？你的收获何在？那么，要把每道题做透。做完题，别撒手，问问自己上述那些问题。每道题都以一当十，学习的效率提高了，练习的目的达到了，你也从题海里纵身跃出了。每过一阶段，又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统观这些题，做到一题多解，多题一解（找共同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是练习的真谛。“题海无边，总结是岸”。而且，做题要有选择性、针对性。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真正在练习中得到提高。所以说练习是质、量的统一，有选择地多做题，贵在总结，旨在提高。
第四，要重视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