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芝生先生上一年的课，敢十二分负责的说一句，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不大合理的话，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很随便地话。他说话时，老是那样的审慎，那样的平心静气。他，我可以说，才算完全地理性的动物。——我平生看见过两个完全地理性的动物：其一是我的母亲，其他便是芝生先生了。芝生先生因为教的是中国哲学史，所以有时也批评胡适之先生。但他的批评胡适之先生和时下一班人的批评完全不一样。时下一班人的批评不是恶意的攻击，便是盲目的谩骂，很少会使我们旁观的人为之心折的。芝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来批评的。他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共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
（他的话大概如此，我不敢担保有无记错）这个批评对不对，不必我来断定；但我相信芝先生的态度是公正的。有一次，他竟替适之先生当起辩护来。他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来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十多年前说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我在学校内听到的批评适之先生的话，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带点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出之者，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在芝生先生的晚年，当我每次探望他时，他总要问起他的老友、我的老师吴宓先生的近况。可见芝生先生对清华的同事和学生感情很深。芝生先生生前说他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却担任清华的文学院院长，而胡适和汤用彤两位先生都是清华毕业的，却先后担任北大的文学院院长。正如芝生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所说的那样，西南联大继承和姨扬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作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和联大人文科学的最高学术带头人之一的冯友兰先生，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和示范作用。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位教育家，对我国解放前文科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冯友兰先生解放后不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写他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的功绩不会被人忘记，将永远载入史册。
梅贻琦：仁爱的师者
在道德作风方面，梅贻琦几乎做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在台湾有人称他为“当代圣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梅贻琦认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傅任敢先生在上面提到过的那篇文章中，比较概括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说：“……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地，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乎使人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肯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他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他的儿子打发到远征军去；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他尤其爱青年，所以在每次的学潮中，他都以自己的力量掩护着青年的安全。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以学校为幌子而达到了升官发财的目的，我们便知道真爱学校之不易；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大声疾呼地叫人爱国救国，自己却无贡献，或且因而有所获得，便知默默无言地做着爱国工作之难能；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办学的人视办学如做官，视学校如衙门，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便知一个大学校长之有礼地对待一切人们之可贵；我们只要想想有多少人曾经爱护青年其名，出卖青年其实，或者爱护其名，放纵其实，甚或利用其实，我们便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我们要有根基深厚的爱，教育才有差落。”
不管是严正，还是仁慈，深藏在他们心中的，还是对下一代的关爱。能有一颗爱心来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所有人，面对一切生命，那我的心将是一颗圣洁的心，世界也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清华园，有一种浓重的自由平等的气氛。为人师者更有一个宽宏博大的情怀。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校园中，它无处不在。因为它是清华人的一种精神。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金岳霖先生，它是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一个人：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赴美留学，先生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21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应清华学校大学问之聘，任哲学系教授，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办人之一。抗战期间，执教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亦是清华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随清华大学回北平，仍为哲学系教授。
1949年后，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务。1952年院系调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汪曾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极窄。
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肖珊，曾问过金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不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大腿。——火腿是很少人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师者，张教授出解惑也。然舍先生之为师者，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学术上只有高低之分。没有辈份之分，自由平等的精神尤其需要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