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成于思，行胜于言。这是清华人奉行的准则。行动是最真实、最有力的战胜困难的武器，当面临着挫折和挑战的时候，不定决心，用实际行动战胜它们。华罗庚正是这样做事的代表。他不畏艰难，迎着挫折前行，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人生范本：华罗庚不怕挫折，迎难而上
华罗庚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父亲是个小小杂货店的店主。
他的学历，不过是初中毕业，另外加上在职业学校读过一年半，未毕业即因交不起学费，而被逼退学。而且他在20岁那年，还因一场伤寒病而变成瘸子！
一个初中毕业生，又是一个瘸了，如果他稍为少一点毅力，那就必将是庸庸碌碌过这一生了。
但他通过自学，却变成了大数学家，这还能说是“平凡”么？
华罗庚无疑是数学的天才，但他的“天才”也是经过磨炼，“锋芒”始显的。
你大概想不到，这大数学家也曾在数学这一科考试不合格吧？这是他读初中一年级时候的事情。香港作家梁羽生曾问他是不是因为他曾触犯那位老师，老师故意不给他合格，他说：“不是，我小时候是很贪玩的，常常逃学去看社戏。试卷又写得潦草，怪不得老师的。”
经过这次教训，从初中二年轻开始，他就知道用功了。初中毕业后，家中无力供他升学。1927年春天，华罗庚到了上海，考进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读职业学校的费用虽然较少，一个学期（半年）的膳费和杂费也得50块洋钱。华罗庚因是清贫学生，申请免交学费已得学校当局批准，但膳费是必须自己出的，他的父亲已经十分贫穷，这50元是再也筹不出来了，于是华罗庚虽然只差一个学期就可毕业，还是被迫退学，回乡帮父亲料理那间小小的杂货店。
一个数学天才难道就要在杂货店终其一生么？不会的，有志者事竟成。华罗庚借来一些数学书籍，开始他的自学了。
但阻力马上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看不懂数学书上那些古怪符号，对儿子大发脾气：“你看这些天书做什么？书又不能当饭吃，还不赶快招呼顾客？”多年后西方一本数学杂志刊了一幅漫画，画中的华罗庚，抱着几本破书，被拿着烧火棍的父亲追得满屋子地团团转。父亲威胁儿子，要他把数学书扔到火炉里。
杂货店生意不好，他父亲帮人收购蚕丝，白天收购，晚上算帐。有一晚算错了1000多元，算不清明天就不能开工。华罗庚说：让我来帮你们算帐吧。父亲不相信儿子有这本领，但抱着姑且让他一试的心情，把两大本账簿交给他。结果华罗庚牛刀小试，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账目算清了。父亲一看，学数学果然有点用，这才不再阴止他学数学。
之后，华罗庚的数学天才被王维克看中，推举他在金坛中学当了教师。他不过是初中毕业，竟然在中学当起教员，虽然只是教补习班，亦已有人看不顺眼了。王维克和当地士绅的关系又不好，于是一班士绅联名向县教育局控告王维克“十大罪状”。“任用私人不合格教员华罗庚”也成为王维克的十大罪状之一。那位教育局长似乎还颇明事理，他批下来说：“学生焉得为私人，受控各节，大致类此，不准。”
不过王维克虽然官司打赢，但他不堪排挤，又来一次指袖而去。华罗庚的补习教员也干不成了，不过学校仍然用他做会计。
“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19岁那年，华罗庚母亲因病逝世，他自己也染上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这场大病，从旧历腊月廿四日开始，足足病了半年。请来的老中医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
但终于“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有残疾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他在数学书籍中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有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
经过了5年的自修（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学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有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就这样，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床，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留学了。
华罗庚到达剑桥地，适逢系主任哈定在加拿大避暑，他根据维纳的推荐，临行时嘱咐其代理人说：“东方的华某在此，可以告诉他，由于他的著作很多，一年时间即可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听了这个“优待”时说：“我此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多少时间得什么头衔，我的志愿是在数论和分析方面，都得到深造的机会。我想先听权威学者关于数论方面的课，再用若干时间听分析方面的课，这样，两方面的精华我都能取得，然后研究以‘分析’来解释‘数论’，再以‘数论’来阐发‘分析’。”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出色地解决了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并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提他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
从逆境中奋起
假如真有上帝，天下会像天堂一样，人间会处处洒满阳光。然而，理想与现实相差太远，这个世界上苦难太多，我们的生活中压力太大。谁来拯救自己？奇迹该怎样发生？无数的人有无数的困惑，无数的追求有无数个答案。而成功者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从灾难中爬起，从废墟中新生。只要点燃了自己那熊熊的生命之火，辉煌的成功大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
我非常佩服香港董建华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拼搏的吧！1982年，船王董浩云去世，作为长子的董建华理所当然地成了董氏家庭的掌门人。但是，落在董建华肩上的却不是荣誉的掌声，而是灾难与空前的压力。
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对亚非拉的产品需求枯竭。整个欧洲、美洲经济接近萧条状况。
世界航运业的衰败也于1982年彻底表面化，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刚刚接管东方海外集团不久的董建华头上。
最让今天的人们扼腕叹息的，就是叱咤风云的船王董浩云当时并没能预见到这一点，反而去大规模扩充船队，从而使董建华身上的重债不堪重负，几至折戟沉沙。
首先是船价大跌。这使董建华名下的财富大幅度“缩水”，其资产净值在1982年为25.1亿元港币，到1984年则只有18亿港元。
公司的业绩同时也一落千丈，在船只吨位严重过剩的状况下，想卖船也不是容易的事，没有人肯在这种背景下买船，把负担往自己身上压。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1982年，尽管董建华用尽一切办法进行补救，但财务危机之漩涡还是将董氏家族卷入了其中。这个时候，他不仅欠银行的钱还欠股东的钱，欠日本造船厂的钱。据说，董家所欠的钱和奥地利的国债一样多。当时汇丰银行是董家最大的债主，仅此一家，董建华名下的债务就高达百亿港元。这意味着每年5亿元的利息。最高时，有人统计，董建华欠债达28亿美元，也就是说250亿港元。想想吧，背负这么重的负担，怎能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
试想一下，150多个债权人接连不断上门的状况是何等苦楚；说服债权人和银行不要冻结资产，让他有个翻身机会，该需要多大的勇气，该忍受多少的白眼和冷面孔；有进连续和债主开会，打20多个小时的电话处理纷乱的事务，又该是多么艰辛。何况那是在业绩低落的情况下，还要面对美国轮船公司低价抢货的挑战。内忧外患一齐涌来。
让董建华倍感凄楚的还有世态炎凉。当董建华随着事业处于巅峰的董浩云周游世界时，所爱的待遇是何等荣耀，然而，当他身处逆境时，无情的商场给董建华尚存的天真上了毫不容情的一课。
债台高筑，债主盈门，尽管董建华用尽浑身解数，游说各方财团，想尽一切措施，如出租轮船，减少船舶数量甚至变卖分公司，但东方海外的财务始终没有起色。1985年9月，伤痕满身的董建华无奈宣布：东方海外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停牌，待债务重整后再行复牌。
正在此时，日本的东绵承造商社对摇摇欲坠的董氏大厦进行了最后的打击：货柜船必须要按时交货。
这一打击是致命的：若不及时付款接船，董氏家旅族将被迫清盘。
董氏大厦自身已难支撑，平衡已被打破。若无强援，必将倾覆。
1985年，董建华的事业似已走到穷途末路。虽然采取了降低成本、降低压力的多种手段，但对于奄奄一息的东方海外来讲却收效甚微。如同病入膏肓的病人一样，其自身免疫系统根本应付不了凶猛的病情，一般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只有等待扁鹊、华佗之类的神医了。
汇丰银行是董家最大的债权人，据说，董家的欠贷高达100亿港币之巨。看到董建华苦苦奋斗，却周身是债，自救乏力，汇丰银行决定冒一次险。1985年9月，汇丰银行在会同中国银行向董建华贷出1亿美元的备用贷款，解救他被人起诉的燃眉之急后，决定再以新船为抵押，帮助董建华度过日本人这道难关。
就像失血过多的病人得到了血液补给一样，东方海外算是躲过了清盘厄运，然而大病未愈，积重难返。若想有所作为，非得再有带造血功能的“营养”补允才行。然而，有谁会再帮助董建华呢？
1986年3月，与董浩云私交甚笃的大富豪霍英东伸出援助之手，这对董建华来说，无异是久旱逢甘霖，无异于雪中送炭。
霍英东这笔救人于危难的注资，给东方海外带来生机。董建华宣布，重整公司债务。
董建华拿出了全部家产，全部注入重新组合的董氏集团。
董建华首先要做的，是说服150多个债权人同意他的重组方案。为此他不惜将全部资本投入重组后的公司，而把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交到债权人手中，自己实际上成为公司的高级“打工仔”。董建华的决定以及其行动时的坚定，征服了所有债权人，他们同意了董建华的决定。从1985年开始的公司债务调整，直到1986年5月17日这天，董建华宣布设立一家新公司——“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持有东方海外65%的股票，余者为霍英东名下的公司所持有。
这次重组工作进行得很慢，直到1987年才结束。这两年是董家最难挨的一段时光。股票被迫停牌，公司控制权落入他人之手，公司欠债达26.8亿美元，预计要到2002年，公司才有可能夺回控制权。不过，希望也在增加。1987年，东方海外股票恢复上市买卖，公司业绩不再下滑。
80年代末，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繁荣，航运业、造船业再度繁荣。东方海外挟重组之威势，抓住时机，度过了难关。到1990年，公司的亏损额度已由26亿美元下降到600万多美元。1994年9月，东方海外的股东们在9年之后首次获得股息，董氏家族也完全取得了企业控制权，控股比例超过50%，董氏家族这才真正重见天日。
东方海外，如今已经极其壮大，其资金逾百亿港元，经营24艘货柜船，办事处遍布145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底营业额达到16.7亿美元，雇员达3000人。
1995年12月13日，香港港热闹非凡。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货柜船“东方海外香港”号举行下水典礼。李嘉诚、陈方安生参加剪彩仪式。笑容满面的董建华以新船王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