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的身体这时已经比较虚弱，吃的是恶劣的糙红“公米”，沙子多，稗子多，以致得了胃病，而又缺医不药，不能很好调治。朱先生的夫人和孩子这时一直住在成都，朱先生菲薄的工资收入要两地分用，经济上的拮据又使他无法，也无力增加营养品，日子过得十分艰辛，身体也就逐渐垮下来。而朱先生“穷且弥坚”，并不因此而对教学工作和著述稍有松驰，每次从昆明上课回到司家营，便一头扎进研究所的图书室里。
朱自清先生在司家营住了两年左右。他身体虽然不好，生活却过得很有规律，总是每天早早起床，到村边去散一会儿步，回来再用早饭，然后就埋头到书堆里。他的被褥每天都叠得整整齐齐，衣服洗过之后，总要折叠平整，然后放好。他用的桌椅用具，也总是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井然有序，天天如此。
一九四四年暑假以后，朱先生由于不堪长期奔波跋涉于司家营和昆明之间，便经常住在昆明北门街联大宿舍里，而不常下乡了。
注重能力，增强适应性
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应用。可是现代大学生（尤其是清华毕业生）曾一度给人“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的印象。学生初到社会不能适应，单位对学生也不太满意。
1979年以来，清华在改革系科专业结构的同时，挖掘学校潜力，逐步扩大学校规模，并对人才培养层次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方面需要。除培养四至五年学制的本科生外，还开始培养二年学制的专科生，并且成立了研究生院，较大幅度地增加了研究生人数。目前在校研究生人数已相当于“文革”以前清华在校研究生最多人数的8倍以上。
在教学方面，加强基础课程的教学，适当扩展专业面，注重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努力培养基础比较宽厚、有较高智能和较强适应性的专门人才。当然，学校的改革调整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就是学生自己一定要在平时的学习中注重提高能力，增强适应性，以便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得心应手，能够独当一面，迅速脱颖而出，实现人生的更大价值。
清华提出了“加强基础，适当扩展知识面，注重培养实际能力和创造精神，增强适应性”的教学改革指导原则，并且按照这一原则全面修订了本科生各专业的教学计划。新的教学计划进一步明确了培养目标，提出要培养具有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毕业生，指出对大学本科生不能要求他们一毕业就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本科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基础训练，使他们具备成为专家的基础和素质，以便通过毕业后的工作实践和继续学习农步成为专家和各种优秀人才。为了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新的教学计划对原来偏窄的专业进行适当拓宽，对一些原来偏向于基础学科的专业方向进行了适当调整，使之向应用方面靠拢，并在一些专业实行了主辅修制。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无论多么好的条件来让你学习、工作、生活，如果你自己不努力，一切都只能幻有虚无。即使上上一代人给你留下了许多财产，也终有“坐吃山空”的局面。要想成功，只有你个人苦于“修行”方可获得。
一位清华的毕业生回忆道：
记得当年刚入学时，系主任费振刚先生就明言：“清华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她只告诉你怎样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最终解决问题之道。当然，我们并不拒斥作家。
俗话说：“师父领进们，修行在个人。”到了大学，尤其是清华这样崇尚自由的高等学府，自学的精神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大学生应该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学习和从事研究的重要“阵地”。
“真正的知识不是由教授讲解出来的，而是在图书馆自己摸索寻找出来的。”清华的教授鼓励学生去那些书堆里乱闯乱看，因为这样“或许能够撞出一些门道来”。因此，那些讨厌课堂无聊的板凳的人在这里寻到了绝好的归宿。多少学子满怀深情地回味过图书馆给他带来的欢乐和帮助，在那些对于图书馆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清华的自由精神。
在刻苦自修方面，华罗庚先生是最好的例子。华罗庚经过了5年的自修（从16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客观存在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就这样，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1931）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40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庆，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1936年，他26岁，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英国最著名的剑桥大学留学了。
华罗庚到达剑桥时，适逢系主任哈定在加拿大避暑，他根据维纳的推荐，临行时嘱咐其代理人说：“东方的华某到此，可以告诉他，由于他的著作很多，一年时间即可完成博士学位。”但是华罗庚听了这个“优待”时说：“我此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多少时间得什么头衔，我的志愿是在数论和分析方面，都得到深造的机会。我想先听权威学者关于数论方面的课，再用若干时间听分析方面的课，这样，两方面的精华我都能取得，然后研究以‘分析’来解释‘数论’，再以‘数论’来阐发‘分析’。”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出色地解决了一个个当时著名的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并写了20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据说当时能够读懂他的论文的人不多。30年代看得懂华先生论文的人，据说前苏联的科学院院长是一个，另外德国有二人，英国有一人，印度有一人。
做好计划，照章办事
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不断变通的社会，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突破陈规旧矩，不断前进，已成为了发展的主流，但是，做事还是要有章可循的，只有你计划好了，实际地去做，才能稳步迈向你的目标。
有时，人们有接受事物后，即使不理解，也会深信不疑。他们并不想一想，再说：“给我解释解释。”“再说一遍。”或“是这么个意思吗？”我觉得这样的谈论很讨厌。人们太多时候机械地做事，不动脑子。这和他们的智力毫无关系，但和他们的好奇心大有关系。我们的学校大都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怀疑思想，我们传授事实和技巧，而不是概念和思维。我们学会接受，不是提出疑问。教育制度的这种严重失误使学生们终生深受其害。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应正视的问题，他关于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缺乏一致性或连贯性是另一个损害我们的因素。大家都说：“我们要一直朝这个方向走。”但碰到实际情况时，他们却又经常撇开以前计划而另行一套。可能是他们原来的计划没想透彻，也可能是他们没有魄力。就说飞行员吧，如果3号引擎起火了，你真让他或她去相信自己的判断。充当业作机械师吗？不！他或她应该依照以前的航空专家们总结出来的指令去做：拿出航空手册，找到“3号引擎起火处理方法”一章，照它说的慢慢地、认真仔细地检查。这样才能拯救飞机和乘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事业和人际关系的危机时也应该这么做。思考，作好准备，在没有压力的时候预先计划。然后，在现实生活中按你说的去做。
飞行员飞行时，都会与空中交通管制中心有一个正式约定，大家在任何情况下将如何行动，这样，每个人在天上做的都一样：起飞，在300英尺的高空遇到暴风雨，飞上2个钟头，然后钻出云层，发现飞机就在机场跑道两边整齐的树梢前方，这里已是几百英里之外。即使你失去所有的无线电联络手段也能飞到。飞机平安到达是十分让人满意的。你必须精确地按照协议里你自己同意的内容来做，否则你不可能会死。你运用所有学过的准则和概念，好好利用仪表盘上的各种数字、技术和别的玩意儿，它们真的管用。
这里没有猜想，没有“心血来潮”。你说什么就得做什么！所有的飞行员都要做出承诺并信宋不悖，照书上写的做，别人也要同样遵守。不照章办事，就不能生还。在航空领域言行一致是生存的基本要求。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对成功也是重要的。
孙子兵法上讲“知彼知己，百战不贻”意思是了解自己并了解对方，做好了准备，才不致于输掉战争，我们平时做事也是一样。先做好计划，有章可循才能把事情做好，清华的课程里虽然没有这样的内容，但清华人身上不缺这种精神，这也是清华和清华人成功的奥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