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局面初告稳定，清朝廷的注意力转向镇压捻军，僧格林沁被击毙于曹州后，立即下诏命令曾国藩赶赴山东，并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而以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上疏朝廷说：“我原有的部队以裁撤殆尽，要想招募一支骑兵和在黄河建立水师，都不是一早一晚就能完成得了的。直隶应当自行设防，分守河岸，不宜令河南军队兼顾河北。像僧格林沁那样，带着军队在五个省转来转去，我没有他那个本事。我如果以徐州为老营，只能负责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临近的十三府州，其他地方仍应由各省督抚负责。”又说：“如今贼（捻军）已形成流寇，倘若他流我亦流，必然跑断腿也跑不过来。所以我一贯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重迎剿，不重尾追。”很显然，曾国藩镇压捻军的战略思想，大不同于僧格林沁，但他督师一年多后，捻军仍在各地驰突如故。朝臣们责难曾国藩计谋迂腐，议论颇多，不过又谁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山东、河南官绅对曾国藩以督兵大臣而安坐徐州无所作为，更为反感“谤议盈路”。曾国藩亦自知奉命镇压捻军而未能取得什么成绩，不好交代，于是主动请求朝廷让李昌驻徐州，与山东巡抚负责东路；曾国荃驻襄阳，与河南巡抚负责西路，他自己驻周家口，各方策应。这时，又有人劾奏曾国藩、说他骄傲狂妄。曾国藩顿觉权势地位是贪恋不得的，忧谗畏讥之心更重了，便借口有病，告假数月，主动请求免去职务，削夺侯爵，只让他以闲散人员留在军队里为国效力，但朝廷没有答应。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堵，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海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戌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仍还任两江总督。
第二年，东、西两支捻军先后败亡，曾国藩被授予英武殿大学士衔，调任直隶总督。其时朝臣们议论，为了抵御外辱，应多购机轮船械，曾国藩都表示赞成，并曾建议选派留学生到欧洲去学习技艺。每同外国订立条约，朝廷向他征求意见，他总是说，凡是同我争论空虚礼仪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事，都可以答应；只要是影响到我国人民生计的事情，就决不能答应。他在直隶时，把练兵、治河和整顿约事官吏作为三大要务，次第兴革，并设置了清讼局、礼贤馆。
九年四月，天津人民击杀了法国领事丰大业，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准备严惩治以取媚外国，引起人民极大愤怒。曾国藩当时正在害眼病，奉命赶赴天津，杀了七人，并遗戌了（流放）府县官吏。（按：这次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之为“天津教案”，其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咸丰十年，英、法侵略者强迫清朝廷签定《北条约》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并强占土地，拐卖人口。同治九年，市民因发现教堂主办的育婴堂虐待儿童致死多达数十人，自动聚集起来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与北洋大臣崇厚会晤时，公然开枪恫吓；并曾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一名随从。群众怒不可遏，因而打死了丰大业，焚毁了英、法、美教堂和法国领事馆。事件发生后，英、法、美等七国军舰集结于烟台，以武力相威胁。最后以曾国藩和李鸿章协同办理，他们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不但派崇厚去向法国道歉，还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惩办爱国人民，杀害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并赔款修建教堂。）
在曾国藩初抵天津时，天津市民满以为他会纠正崇厚的错误做法，备兵以抗敌，谁知他却作了那样的处理，因而使市民群众大失所望，怨声载道，就连他的老友旧交，也纷纷写信给他，给予严厉的谴责。省馆过去曾张贴着曾围藩书写的对联，这时，大家也把它撕毁掉了。曾国藩本就已经生病了，经过这样一件事后，“既负重谤”，于是病情加重；朝廷将他调回江南，而以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来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鹤”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来之积极筹措经费，派谴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戒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江南任内，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土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
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终年61岁。朝廷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近年来有《曾国藩全集·家书》出版流行。
【评点解析】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权位显赫，作用甚大，很有影响的人物，又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从李鸿章、张之洞到袁世凯、蒋介石，无不对之顶礼膜拜，尊为“圣哲”；从梁启超到杨昌济，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也无不表示过推崇师法，受过其人的种种影响。
毛泽东受曾国藩的影响，是少年就开始了。他的外婆家在湘乡，他8岁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岁时又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曾国藩就是湘乡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危难之际举兵桑梓，率三湘子弟转战半个中国，最终战胜太平军，成“同治中兴”之名将，死后得到“文正公”这一谥号。清政府称他“学有来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曾国藩平生著述甚丰，继承程朱之学，为当时人奉为“立德、立言、立功”之楷模。他的著作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他的“政绩”，所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因此他又被称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这一切，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不能不有着极大的影响。作为毛泽东的同乡，曾国藩于他也可能有某种亲切感。而曾国藩并“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崇拜。
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现韶山毛主席纪念馆尚收藏有清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木刻本《曾文正全集·家书》的第4、6、7、9卷，每卷的扉页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
曾国藩全集中的一些见解观点，我们可以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笔记《讲堂录》中看到。在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也记载有许多这方面的内容。
1915年6月25日，在致湘生信中说：“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对曾国藩的锻炼方法也很赞赏：“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称曾国藩为“吾之先民”。文中说：“三湘七泽，惟楚有材”，“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定模范。”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所做的《讲堂录》中，至少有五处摘录了曾国藩的话。如：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口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人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日怠请者，生之坟墓。”
“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身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推崇曾国藩，除了曾本身具有吸引力外，与前辈们的影响也有关系。梁启超是毛泽东十分尊崇的人物，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极力抬高曾国藩，他写道：“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诗贤杰中，称最钝挫；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惊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坚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铄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在《新民说·论私德》中，梁启超进一步推崇曾国藩。他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乎而扶救矣。”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简直就是救世主了。既然梁先生这样评价，那么，正致力于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怎能不为之倾倒呢？
除梁启超外，毛泽东的老师，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杨昌济先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杨昌济非常敬佩曾国藩、谭嗣同、梁任公诸人，曾以曾、梁为例勉励毛泽东。这在他的《达化斋日记》中有记载。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有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毛泽东没有辜负导师的愿望，对曾国藩的著作下了一番研究功夫。怎样读书？读哪些人的书？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书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斑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謦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32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惠田、姚鼐、王念孙。”程包括程氏兄弟，实为33人。所谓“圣哲”就是文才与圣德并列，这是曾国藩选择的标准。毛泽东认真的翻阅了这30余人的事迹、功业和文章。在他的《讲堂录》中，写下了关于这些“圣哲”们的记载。曾国藩爱读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读过，而且终身不辍。
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重点阐述了他对“大本大源”的探索和认识。其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姑且不论当年毛泽东所探索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在内容上是否相同，但这种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却是高明的。
曾国藩的学问博大高深。他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又重视经国经世之学。他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于韩文、庄子几乎成癖。他的治学方法兼收并蓄，豁达大度，尊奉儒家，又出入百家，自成一格。其为人行事，讲究诚、实、勤、敬，治身要勤，齐民要严，做事要实事求是。其散文诗作堪称清朝一流。在伦理修身方面，曾国藩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一些作法，与毛泽东当时的追求颇为切合。“刚”是曾国藩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做人应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主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与青年毛泽东的个性训练颇有相似之处。在《讲堂录》之中，毛泽东通过比较左宗棠和曾国藩，认为曾高于左。他写道：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为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为办事之人也，范曾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这里所说的“办事”指建立功业，“传教”指思想学说可以传授后世。在毛泽东看来，正如宋朝范仲淹要高于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是一位既建立了功业又在思想文化上影响后世的“大家”。
曾国藩曾编有一部《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对他评价也很高。他认为此书“孕群集而抱万有”，“尽抢四部精要”。曾国藩的有些话，毛泽东认为是“金玉良言”，如他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了曾国藩的这段话：“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端，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不一成。”毛泽东常用这些话来检查自己。
曾国藩不仅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军事家，他有统帅湘军扑灭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生涯。在作战时，曾国藩善于鼓动士兵，治军重视精神教育，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来陶冶维系军心，以中义血性、亲子师友关系用将带兵，并将用人权与军、政、财权合一，开近百年军阀专制的先河。1911年，著名将领蔡锷曾编有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毛泽东曾认真研读过这本军事理论书，吸取其精华，如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即精神教育）等等。例如，曾国藩著有《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壤，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材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侮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这使人想起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建国后制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中不难看出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
“曾文正公”就是在这些方面深深影响了年轻的毛泽东。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独服曾文正”的阶段，而是与时并进，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先进科学的马列主义，逐渐抛弃曾的影响，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建立了丰功伟绩。
曾国藩是一个有重要影响和复杂的人物，毛泽东在晚年还说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