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让人感到可笑的话，那么《南方周末》的一份报道无论如何也让我们笑不起来。《南方周末》在1999年7月23日的第13版上刊登了《局长弄权分编制，招调一批门外汉》一文，全文如下：
据《中国青年报》7月4日报道，湖北省大冶市档案局5名正副局长瓜分7个编制，招进和调入了一批完全不懂业务的人员。
据群众反映，1998年初，该局局长唐××为了让其女儿顺利进入机关，将物价局局长罗××的媳妇调到档案局换取罗将自己的女儿招到物价局工作，唐××还将其外甥女招到档案局。原副局长石××1993年本已招进一女，1998年又解决了只有初中文化的媳妇的工作。石××到渔政局搞交换，将渔政局干部叶某正在读高中的、18岁的女儿提前挂名招入档案局。副局长王义文将其43岁、当工人的姐姐调到档案局。副局长陈××将其刚刚进大学的儿子提前造假档案挂名招进档案局。副局长黄××将其当工人的42岁的妹妹调进档案局。
报纸为此还专门配了一幅漫画，漫画作者是赵晓苏。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权亲交易”，与“钱权交易”并无多大区别，实质上都是腐败。在所有破坏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因素中，尤以这种方式最甚！我们需要自省，极高的自省力将有助于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
而当教育走上产业化道路后，大学校长要考虑的问题就多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已经没有“财政编制”了，没有“皇粮”可吃了。这就必然要求大学要有一个高素质的教学队伍和精干的管理队伍，这样才能招到学生并给社会培养出有用的学生，还能出一些社会需要的科研成果。否则，大学就要关门、倒闭、破产或给兼并。
而我们的政府机关显然不能走产业化的路子，也没有“关门、倒闭、破产或给兼并”一说。如果有，那就是“亡党亡国”了。而现实的腐败又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那种“权亲交易”所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一帮“门外汉”是不会考虑要把“教育产业化”的，更不会管教育的死活。纳税人是不甘心拿自己的血汗钱去养一帮“门外汉”的。对于纳税人来说，腐败实质上又是“权力剥削”。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公务员选拔和使用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应该抓住政治体制改革不放松，不放松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队伍。
当中国有一支高素质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一支高素质的不吃“税粮”的教育队伍不知从哪个地方早已冒了出来。一支高素质的不吃“税粮”的事业单位的队伍也不知从哪个地方早已冒了出来。高素质的事业队伍将使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
但把教育当成产业也需要注意很多问题。我认识的一位青年女护士，一开始在一家小医院工作，虽收入微薄，但她爱岗敬业，医德医术医风都得到病人及家属的高度赞扬，因此她年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护士，并光荣出席市里表彰大会，其优秀的个人品质和精湛的业务素质被一家大医院看中，立即被调了去。不需找门子走路子，也不用请客送礼，连手续都是医院出面办理的——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她是作为人才被调走的，这里，人才显示了其特有的价值。
而那些找门子、走路子、请客送礼才能调动工作的人显然是屈辱的，从要人单位看，要人单位并没把这种人当成人才，有也可，无也可，无所谓，没准还是个累赘。
但人才被调走，显然又出了一个大问题。仍以那位爱岗敬业的青年女护士为例。她被大医院调走，那么那个小医院怎么办呢？这对小医院的病人是不公平的。如果说这种不公平现象存在于医疗系统的话，而这种不公平现象在教育系统中就更加突出，而且是严重突出。前文我们已经讲到了“全国的高中几乎都是这操性（样子）”，正是此处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城里重点高中的老师教得不好被调到乡下，而乡下教得好的老师则被调到城里——这样一来，就可怜了乡下的孩子们！
——好老师调走了，孬老师却来教我们！这种调动对乡下的孩子太不公平了，这将使乡下的孩子从小就处在一种不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民族的整体素质也难以提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
教育产业化无疑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根本途径——你不能随便调走！至少得交点“转会费”！而教育单位也会加速培养自己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社会保险与保障】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普通人过日子就是要图个稳定和有保障。而当能获得这种保障的人只有“国家干部”和吃“皇粮”的人时，人们当然都会削尖着脑袋去争当“干部”，争吃“皇粮”，而大学毕业就能当上“干部”，就能吃上“皇粮”，人们当然都去争着去考大学。一个国营的企事业单位不行了，那些被称为“主人”的员工不是想着怎样把单位搞好，而是想法调入一个好的单位，于是托熟人，找门子，走路子，又请客又送礼，这可能是中国的一大奇观。为的啥？其实不就是要寻个保障吗？假如把这种保障从“皇粮”中剥离出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被纳入这个保障体系的是社会的全体公民。这样一来，人们可能就不会削尖着脑袋去争当“干部”，争吃“皇粮”了。
我曾在《文冲文摘》上写过一篇散文，现在读来，令人很是潸然。
老叔·文冲·保险
老叔终于出院了。
他得的是糖尿病和肝炎，住在北京市内传染病医院。每天凌晨老婶从慕田峪长城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出发，带上一天的饭食，倒四五次车才赶到医院去照顾老叔，晚上再回来！
糖尿病和肝炎病，这两个既对立又矛盾的病得在一个人身上，很不好治。糖尿病怕营养，而肝炎病却需要营养。而更令人伤感的是：得了肝炎这种病，亲戚朋友似乎一下子全消失了！
吃点苦受点累对于农民出身的老叔老婶来说并不算什么，关键是为治这摘得住院，打针吃药，为此老叔花去了两万多元。两万多元啊！这是老叔的全年收入啊！比上一年卖栗子（该地农民以卖板栗为生）的钱还要多很多！更糟糕的是，老叔不能再干重活，也因此失去了在乡镇企业的一份工作。其实，打老叔住院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了工资，更没有公费医疗，一年的辛苦就全“捐”给了医院——这几乎是九亿农民所面对的一个最常见的而又最悲惨的事——一有病就全完！
我文冲尽管在娘胎里就吃着“商品粮”，但早于十年前就辞职下海。比起老叔，我唯一的优势就是现在还年轻，没有什么病。现在挣的钱，看上去，似乎比在国营单位多一些，可一旦生病无钱，那可就更惨——还不如农民。因为对于住在城里的“下岗”和失业人员来说，就是喝口凉水和撒泡尿都得掏钱！而农民有块地种点粮食和蔬菜就可以活命，喝水撒尿显然不需掏一分钱！
我在我的文章里，一直在呼吁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发现，对于一个“辞职下海”的人来说只能去寻求商业保险，而没有社会保险。对于我文冲来说，我不怕失业，也不想养老，因为失业了还可以再找工作，养老吗？趁现在还年轻，多挣些钱！显然最怕的是生病和意外。老叔的遭遇提醒了我，于是我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认真研究人寿保险。后来就入了商业保险。
但是我又发现了一个很令人心寒的问题，这个人寿保险公司居然拒绝给老叔上保险！哎！人寿保险公司是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显然也得赚钱吃饭！要是老叔在发病前的一年里买下了医疗和重大疾病的人寿保险，那他就可以花不到一千块钱就可以使他的一年的收入不致于全部“捐”给医院！
显然，商业保险应该考虑一下怎样使人能亡羊补牢！当然还有三岁以下的小孩！似乎还没有哪家商业保险公司愿意给容易生病和意外的小孩进行令人安心的保险！就像财产保险公司从不给自行车上保险一样！但自行车能与小孩子比吗？商业保险有它的道理，但有“皇粮”可吃的人肯定不用去买商业保险，这给中国的保险市场带来了混乱。
怎样能使“辞职下海”的人和九亿农民也能够沐浴在“社会保险”的阳光中？怎样能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统一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它将决定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能够成功！
（1998／11／2）
关于保险，下文还有涉及。
【素质教育的基本点】本节的最后，我们再回到素质教育上来。假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教育体制改革自然也成功了，国家实现了藏富于民，教育被看成了一项朝阳产业。那么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争论不休时的情景，我们可能会露出一丝不被人发觉到的微笑，一个“害羞”的微笑。
但是考试还是要进行的！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说学习毕竟是一个艰苦和枯燥的过程。那种一提素质教育就以为是唱歌、跳舞、绘画、弹钢琴、搞课外活动、玩呀、说呀、笑呀什么的，显然是可笑的！如果我们还用“素质教育”来称呼这时的教育的话，那么这时的素质教育还应该用“分数”来衡量，只不过这种分数真正地反映了这个学生的综合素质。换句话说，“高分低能”或“低能高分”的现象在素质教育面前是不存在的。高分就是高能。
我们不能一喊素质教育就把应试教育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上，当今中国的一些知识精英，如联想的柳传志、少帅杨元庆、郭为，四通的段永基，江民公司的汪江民，方正的王选，用友的王文京，新浪网的王志东，搜狐的张朝阳，网易的丁磊和科利华的宋朝弟等等，他们都是从应试教育中走过来的，可以这样说：应试教育至少帮助他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知识基础。我们不能割裂历史来看问题，没有应试教育的艰难积累，今天哪能有人喊出“素质教育”呢？
那么素质教育的关键或者说基本点究竟在哪儿呢？或者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素质是最关键的呢？是学习兴趣、是动手能力亦或是自学能力？都不全面。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培养我们每一位学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不是法“制”）的意识。有人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现在作者要说：自由、民主和法治意识的培养更应该从娃娃抓起！尤其是从农村娃娃抓起。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是避免我国走向封建社会的恶性循环之中的可靠保证，也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的法治（是“治”而不是“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
而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一切都显得不安全和不稳定，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下至普通百姓几乎都没有保障，都是一根草。“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一切都显得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令人欣慰的是：依法治国，建立法治（不是“制”）国家，终于在1999年被写入宪法。
我曾于1998年6月15日，在自己的书房里写下自己的座右铭——
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和法治而读书！
结果围绕这个座右铭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故事。有人认为法治的“治”是个错别字，应该是法制的“制”。这里的解释是“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总称，应该说我国的法制很完备了，只是执行上不尽如人意。
而另一个人则笑着说：“读就读吧，你只读书怕什么呢？爱读多少就读多少，把全世界的书都读光也没事……”
可是，我既要读书，又要写书，还要卖书呢！
一段小插曲，可视做对人治的注脚。据说准备去中国某市投资的某外商，考察一段时间后，决定回去研究具体投资事宜。正好临近春节飞机票有点紧张。消息反映到市长那里，市长拍着胸脯说：“……”。于是外商顺利地拿到飞机票……但他突然想，这样一个小问题，还得市长出面，要是该市长下台了呢？可见这里的投资环境还是不行的——过几年再说吧！
而在南方的深圳，城市规化和建筑一律在一大厅中进行，所需手续全部在大厅的窗口前办理。不需要请客、不需要送礼，也不必给回扣，市长批条子也不行。确定后的城市建筑规划，要想改动，必须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因此招来了更多投资商，而且是高素质的投资队伍。这对“当官好办事”是一个冲击，“当官好办事”反映的是一个“官本位”思想，也是根源。抛开提拔官员中的腐败因素不论，而某些提拔方式也是有待探讨的。比如，袁伟民当体委副主任、马俊仁当体委副主任……这让人无论怎样都“没的说”，因为人家是有大功的，但那是最好的归宿吗？
法治社会要求它的民众要有较高的素质与之相适应。而这个素质的提高无疑将来自教育。
显然，不管到什么时候，上大学也是需要的，这可以使你的创造和创新的思路更宽一些。千万别以为“点子大王”何阳烧了文凭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在读者给我的信中，在学生群体中，我挑出了五封有代表性的来信，其中两名是高中生，两名是大学生和一位名牌大学的化学博士。
我在本书的“引子”里说到一位要把我“骂个狗血喷头”的中学生，他在信中写道：
你看到这儿有点怒是吗？请不要先发怒。心平气和地看下去，君子不记小人之过嘛。
其实长（知识多）者为师，又有什么师呀徒呀之分呢，不过这是中国的传统习惯，我们没有太大的能力进行革新。是吗？我知道你是有点傲慢，口硬心软的人，并且是个血性汉子重义气。
我是个学生，很想弃学到社会经历风雨，为什么？是因为传统教育不适合我这样的人，而且在学校里成绩好坏我都心安理得。强迫自己，也不行，因为不能以主动的态度去学习。可是，成绩好坏又决定了高考的成败。哼！这种体制坑死人了。有的人大学毕业后，却去跳楼自杀，可悲呀！体制培养跳楼的大学生，好可笑！
现在的中学生真的不得了，怎么也懂得“体制”了？他很聪明，看来他用把我“骂个狗血喷头”的句子，来引起我的注意，应该是个“点子”；在这封信的末尾，他还出了个“点子”。这个“点子”很好，很有价值，只是，是他的“知识产权”，我就没有资格说出来了。至于“君子不记小人之过嘛”纯属“搞笑”（广东话，“闹着玩”）了。另一位是河南濮阳的学生来信：
文老师你好：
我是一名高二学生，我想请您为我解决一个难题。
我在初二时就对创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整天地“胡思乱想”。进入高一后，功课明显紧多了，在创造开发方面的时间自然就少了。半年后我发现我的创造欲明显下降。为了不使我的这种能力丧失，我要求自己每天有一个自己的设想，并记录下来（我曾看过《创造思维与经营》知识讲座）。就这样坚持了两个多月，后来由于作业太多了，就只是间或写一个。
我曾在许多书店寻找一本这样的书，但一直未找到，直到升入高二才在一家书店找到了一本《创造心理》。那一时刻对我来说就像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看过之后真是受益匪浅。紧接着又买到了一本您写的《点子思维》，这本书对我来说真是太及时了，是我的一位很好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