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作者本人，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民主斗士”，但在骨子里还根深蒂固盘踞着封建的东西。比如读过我的书的人，特别是读过我的文章《跳舞论》的人，就猜想我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人，我的确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人，但是我却决不找能歌善舞的姑娘当太太，就像作家贾平凹在《关于女人》的文章里写的那样，丈夫要求“妻子……视丈夫以外的男人为石头木头”。找我签名的人多了，姑娘还寄来了玉照……我像“小人得志”，更像阿Q“革命了”一样——想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辫子的男人睡觉，呸，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疱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引自《阿Q正传》）
……
如果我去革命，也许我有“王佐”之才，可能只是重复循环罢了。我认识到了这点，因此在前文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点。这也许是我文冲对我深爱着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一点小小的贡献吧。作为一个文人，我想，他的文字要对社会负责。对这个国家要有建设性。总喜欢站在对立面的人，只能从一个对立面走向另一个对立面，并不能给普通百姓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
面对前文所列举的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文冲又能怎么样呢？能解决那些问题吗？不能！我写的文字，说得好听一点，是在“忧国忧民”，是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在“位卑未敢忘忧国”。说得难听一点呢？
策划界里出了一个人，写了一些文字，便以中国企业的“教师爷”自居。结果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和他手下的人对我说：“他的书是集牢骚之大成！”我突然感觉脸在发烧，不知红了没有。因为我的弟弟，一位中关村的电脑高手，早就说我的书是“集牢骚之大成”！
面对那些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地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从根本上加以稳妥地解决。
我不是在拍马屁啊！历史地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她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走到了今天。换句话说，她只能走到今天，再换句话说，她能走到今天就已经算不错了！这里有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功劳！任何一个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知其可也？”那就是一个“不足与谋”的傻子。我们不能只看王宝森，更应该看到孔繁森、焦裕禄、雷锋和李向群等等。
这里，我对所有的大中专学生及知识分子建议一句：也许你什么都可以不学，但不能不学中国历史。一个不懂中国历史的人，估计很难看懂我的书，这个“懂”显然是有含义的——不懂历史的人只能看看热闹，懂历史的人，就可以看出本书的门道。当然我们的舆论要面对现实，不能只报喜不报忧。既要看到进步和光明，也不能回避现实。只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促进民主制度的创新，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
面对现实，我能去做什么呢？一位县长曾对我讲起他对上面的政策的不理解。他说：从邓小平搞改革一开始，就喊出了要破除三铁：铁工资、铁交椅、铁饭碗。十多年了，人们心里已开始能承受了，可是后来又来了必须要解决下岗失业职工的吃饭问题，结果，我们县里竟出现了骑着摩托车，拿着大哥大，戴着金项链到县里来要领救济的事。搞市场经济，失业是必然的吗？
后来，我把这个意见转给了一些中央大报的一些记者们。不久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报道了东北某市，一些人开着奔驰、桑塔纳甚至打的来要补助，而真正需要救济的人似乎并没有得到。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我们的新闻媒体能不能对在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公开的批评或建议呢？这将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50年后再看这句话，那也许会让人笑掉大牙）。
这些似乎与我没有多大的直接的关系。不过有一天，我突然想，治理一个国家实在不容易。一个国家有时也像一个小家一样。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职工就像一对夫妻所生的弱智儿一样，面对这个弱智儿，我们能去指责谁呢？指责谁又有什么用呢？指责国民的劣根性就更没有意义。作为父母，可能会更心疼这个弱智儿。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样一想，我突然找到了文冲的意义和存在的依据——去帮助具体的单位和部门“搞计划生育”——不要再把“弱智儿”生了出来！这是我能尽力做的事——
我去给企业出谋划策，不就是要提高他们的产品的竞争力吗？
我去给大中专学生讲课作报告不也是为了提高他们自身的竞争力吗？
给企业“搞计划生育”的思路和方法，在本书的第一、第二章中已经讨论过。那么怎样去提高大中专学生的竞争力呢？
“一条汉子”的标准又是怎样的呢——他一边写着“酸诗骚文”，一边也不忘儿女情长，但更操着“家伙”跟金钱干，跟腐败干！干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成为金钱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腐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并被消灭光！
对文冲来说，他的“家伙”就是那支笔。我想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当代的大中专学生，但不能灌输，只能提供参考！参见书后《致学生们》。
那么，当代大中专学生怎样面对现实并与未来接轨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并获得一些启发和力量：一是思想观念上（非智力因素）；二是技能方法上（智力因素）。
【非智力因素】先说“思想观念上（非智力因素）”的问题。由于媒体的大量报道，现在的大中专学生们对“点子大王”何阳和“点子思维”的文冲所演绎出的故事很感兴趣。我的助手李默曾写过一篇关于何阳与文冲的故事，经他同意现录下（有删节）：
“点子大王”与“点子思维”的二三事
李默
“何总，你不去领，我去，每月200多块呢！够我买好多书！”文冲对何阳说。
原来，何阳接到街道办事处的通知：让他去领待业证，这事发生在1998年。何阳笑着说，我应当领下岗证，而不是待业证！我是从国营单位下来的呀！”旁边的人都笑了，但笑得很苦涩。人们都知道，何阳当年烧掉文凭，辞职下海，把自己的档案放在了街道办事处。何阳的母亲哭了三天三夜，说：“培养你这么多年，就为了这张大学文凭，就为了当国家干部，这下好，成了高级待业青年。”十几年过去了，可何阳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待业青年”的命运，尽管通过十几年的奋斗，他如今已拥有数百万家产。
200元是最低生活保证金。
“我家的一些亲戚现在还认为我是一个‘无业游民’，老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国营企业？”文冲耸耸肩对笔者无可奈何地说。
然而面对这两个“无业游民”，在今天的中国，无论企业界还是教育界，特别是高等院校，似乎没有人不知道“点子大王”何阳和“点子思维”文冲的了。这师徒俩，也可以说老板与马仔俩，一人写了一本书，何阳的书名叫《点遍中国》，文冲的书名叫《点子思维——清华北大学不到》，两本书都是由中国著名的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的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且两本书在1998年均成了畅销书。
好家伙，够狂的了！一个要“点遍中国”，一个要让“清华北大学不到”，有那么玄吗？事实上，这两个名字都出自文冲之手，它们的深刻含义文冲解释得非常清晰。所谓“点遍中国”是“点子遍布中国”的简称，而不是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更不是要以某某大王自居，居高临下地指手划脚；而“清华北大学不到”不是说他们学不到，文冲是想就中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大作一篇文章，这里面的故事显然一两句话是说不完了。
何阳的成名，已无需多讲，中国的媒体对他的报道似乎已经滥了。但文冲虽是学生和雇员却更为理性地给了评价。
文冲认为：“何阳的奋斗和成功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新闻人物。”这似乎使人感到“恐怖”。但文冲进一步阐述道：“我们所说的这个历史人物只是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像阿凡提一样。几百年以后，人们也肯定会知道有个‘点子大王’何阳，就像现在我们知道的阿凡提，是智慧的化身，但并不知道阿凡提是哪朝哪代的人一样。若干年后，可能也会有人再拿点子大王何阳去编个什么故事！这是完全可能的，现在已有人在干了。”
针对“历史人物”或“历史文化符号”，文冲认为：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只与我们的心态有关。对此，我们感到惊喜或者学习就足够了，而不必带有其它更多的情感色彩，就像我们看到一群漂亮的姑娘，不必因为姑娘的漂亮就对所有这些漂亮的姑娘都产生爱慕之情，更不要去爱屋及乌。成为历史人物或历史文化符号多半是赶上了历史的机会。如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他的那块金牌改变了中国奥运历史上零的记录，那么后面的金牌再多再少对历史来说已不那么重要，其实，在许海峰之前，中国得的世界冠军已不计其数，而历史似乎只对奥运会突破零的那块金牌感兴趣！同样，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决定进入市场经济，而刚开始进入市场经济时就出现了何阳这样的人。何阳打破的当然不是奥运会金牌零的记录，何阳打破的是中国文人即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零的记录。这种零的记录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把自己的知识直面了市场。应该说这是一个壮举。
文冲对何阳“烧掉文凭，辞职下海”，给了高度评价。文冲称：这一举动向12亿人民庄严宣布：“国家干部身份”在大陆已不重要。当大陆的人们有了认为“国家干部身份”已不重要的观念的时候，可以想象：面对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将是一个怎样的崭新面貌。
但文冲认为：知识的尺子——文凭，还是要要的。
毫无疑问，就是在今天，当我们重温何阳“烧掉文凭，辞职下海”这一壮举时，我们会发现这一壮举具有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啊！今天来看何阳，他的唯一意义就在于不吃“皇粮”。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党政干部有一半是多余的。
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不争的事实。十五大报告上也已提出，因此要彻底精简机构和人员。
然而现实是不尽如人意的。我们明显地看出精简机构是多么地难呀！但是我们也看出如果不精简机构，其危害更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臃肿的机构是一切腐败的温床。这也是令下岗工人最不满的。有人说，现在工人下岗的多了，可党政部门的人却多了，朱总理在国家行政学院说：“工人下岗，党政干部也要下岗。”无疑，这话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愿。可现实又非常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让那一半的党政工作人员下岗后又干什么呢？观念是观念，观念这东西不能当饭吃呀！人们似乎没有多少“出口”。
而何阳的行为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可操作性上给我们党政机关干部和所有多余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也许有人会提出：能跟何阳比吗？他多聪明！而文冲的实践则可证明在某些方面或者在关键方面是可以比的。
虽然文冲一直不认为自己成名或成功了，但作者认为，我们应该认为文冲的路是可走的，这可从文冲收到的近千封来信中、十几家国家级和地方媒体对他的报道中和他自己所创办的事业中得出这个结论，尽管这个结论是动态的。但文冲显得更加实际和理性，并让人可望也可及。
文冲认为两个人的区别其实就在于“想到”和“想不到”。一件事，甲想到了，乙没想到，于是甲成功了；或者甲乙都想到了，但甲做了，而乙却没做，于是甲成功了；或者，甲乙都想到了也都做了，但甲坚持到底了，而乙没有，于是甲成功了！“想到”并去“做”且“坚持到底”，这不是聪明人的专利，这来自广泛的非智力因素如勇气，意志和信念等，也是某些人所说的“情商”。
从国营企业辞职的文冲，十几年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硬着头皮，忍辱含垢和发挥点子（创造）思维”才走到了今天。《点子思维——清华北大学不到》一书无疑是他的一个标志。但文冲认为，这不能说是标志，最好把他看成是载体。走到今天的文冲也常有十分的苦恼，那就是一直走不出“何阳情结”。人们只注意文冲和何阳的普遍性，而忽略了文冲的特殊性。文冲的才华表现在何阳最艰难的打官司岁月。与《长江日报》一审和与《中国青年报》的二审官司（一审败了），皆由文冲代理，最后文冲弄回来了四万多元人民币。这一结果，就连京城的一些著名律师也大为惊叹。这些在何阳的《点遍中国》一书有些许交待。当然文冲也会有文书作详细交待。不过如今已自立门户的文冲一直要走出“何阳情结”，他将通过近期要出版的书向世人全面展示他与何阳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以及他的特殊性。
不过这些似乎跟我们广大读者没有什么关系，何阳与文冲他们的故事注定要演变成一个传说，其实就是那么回事！但何阳和文冲的实践应该是一个方向，而他们的书《点遍中国》和《点子思维》应是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的必备参考之书！
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很多问题：辞职下海要付出很多代价，吃很多苦。吃苦是无所谓的，关键是一个观念问题：怎样才叫有工作？是不是一定得在“国营”的单位上班才叫有工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这个社会将充满了“无业游民”。作者经历很多这种令人心酸的事：
那还是我们跟《中国青年报》打官司的时期。中青报的一篇文章把何阳说成了“骗子”，结果公司客户全走，最后公司走得只剩下何阳与文冲了。我们有些走投无路。一天中午，我们看《新闻30分》，电视上正在报道中央国家机关招考公务员。我便对何阳说：“何总你也去报考公务员吧。”何阳笑了，但没拒绝。他说：“我当公务员可就省钱了，我自己开着车去上下班……”我们都乐了，但却乐得很尴尬。
一次，我在一所大学演讲时，一位法律系即将毕业的学生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经过交谈，得知他去了政府和公检法部门，这些部门都在搞精简，不要人；而律师事务所要人，他却不愿去，于是便找不到工作。为什么不去律师事务所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律师也成了“个体户”。这个同学来自农村。而对于一个农家的孩子来说，考上大学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等于吃上了“商品粮”了！等于当上“干部”了！等于跳出了农门了呀！后来实在没办法，家人就叫他去“考研”。因为他的父母死活要让他去当官！而我则为他讲了两个故事和一个真事——
第一个是蓝胜利的故事。蓝胜利，男，湖北省利川市市长。44岁那年，他多次请求辞去市长职务，承包开发荒山，获批准，如今他是“市长不当，上山开荒”！
第二个是杨本轮的故事，前文有所交代。他硕士毕业，但“京官不做，回乡务农”——青春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