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物有所用
思考别人用过的东西还能不能用。我曾在我的文章里就中国国情打了一个比喻——中国是一条巨龙，她的头部已进入20世纪90年代，而她的中部还在17、18世纪封建时代，而她的尾部还在中世纪的奴隶甚至原始时期。有些人的头脑里已充满了共产主义的意识，有些人则充满了资本主义的意识，而有些人的头脑里充满了封建意识，还有些人则满是奴隶、原始意识甚至没有意识。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里则以封建意识为底层，就像90年代个人电脑以DOS操作系统为底层一样，在此之上时常夹杂着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现在各种意识逐步相安无事，并且取长补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精彩而又无奈和富有刺激性的。
这个思想在商业上的运用是广泛的。一个商品可能在龙头卖不了，但可以到龙中或龙尾来卖；一个“点子”可能在龙头用不了，但可以到龙中或龙尾来用，反过来也有可行的——产品销售“异地战略”就是从这个思想派生出来的。现在都在喊要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一个关键是要启动农村市场。
（三）理论与现实
无论别人喊不喊“知识经济”，自己都要树立的一个终身学习的观念。这实在是太重要了。我曾碰上很多学生这样的提问：找工作时，我是职高、中专生比不过大专生；我是大专生比不过大本生；我是大本生比不过研究生，所有这些，都怎么办？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告诉用人单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紧接着就要继续学习。怎样继续学习？就目前来看，最好能参加自学考试！在所有的文凭中，自学考试的文凭其含金量是最高的！这对边谋生边学习是一个最好的磨练，也最能造就出一代杰出的人才！但在选择自学考试时一定要端正态度，不要为了混张文凭而考试，而应把谋生与自学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才是有意义的，否则那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把握住：“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理论和素质的脱节”这一问题。我曾读过湖南一位青年女作家的自传。自传里有很多观点让人觉得很真实和感人，但又有点可笑和愚昧。她认为：“妓女是靠性器官谋生的，中国没有妓院，但是，到处都有妓女，包括我到的中国一流的大学里也有，这并非是素质低与条件差的原因了。这种灾难将危及人类的种族，它远远超越了道德的范围。因此，妓女一定要消灭的，而且要坚决让妓女退款和绳之以法，这是刻不容缓的。”她又认为：“独身女性，就是为获得平等权力的实例。但是，这个代价有趋附于男友的因素。因为，女性独身破坏了女性做为人的自然天性。大量女性独身将使人种得不到优化。因为，大多数独身女性是女性中的优秀者，掌握的技能像‘专利’一样，只属于她自身，然后，她永生时，这个‘专利’就随她带走而消失。”她还认为：“试管婴儿如果有谁是学者、作家、哲学家，那必定是思维偏向的非人非牲畜的人，试想想做了变性手术的移性人是什么？与此种人殊途同归。不尊重女性的民族，永远是一个落后挨打的民族，也将是内乱的原因之一。”这位青年女作家在北京呆过一段时间后说：“十个中有九个做鸡，不做的那一个肯定像我一样走投无路没有安身之处，结果只得被迫回家。”这一观点又是偏激和不负责的。
如今，这位被迫回家的青年女作家又被迫“告别文坛”。原因是她“千伤百痛后变得脆弱易怒，对看不惯的人和事暴跳如雷”——她人际关系特别紧张、糟糕，甚至与她的一些亲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另一个根本原因是她自认为“没有能力走进滚滚红尘，而且无钱维持生活”。
这可能是当今青年文学爱好者的普遍经历。但对于这位有特点的青年女作家来说，其特殊性之一则在于：这位青年女作家居然还编著（不是“著”是“编著”）过两本书：《处世奇谋》和《经商谋略》。这使人感到愕然——难道这些“奇谋”、“谋略”都是给别人看的吗？难道对她自己一点启发也没有吗？这让人不能不怀疑这两本书的许多问题。
其实，不必怀疑，这只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理论与素质的脱节”。
“文学”与“处世”，“文学”与“经商”不应该是对立的，应该能把它们统一起来。当我们能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时候，那就能达到很高的境界。
这位青年女作家的观点还是道出了目前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不良现象。比如人们总是说，中国足球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足球还没有进入世界前列等等，这些话让女足的姑娘们听着很刺耳，原因不言而喻了。
我的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正用他们所谓的“量子理论”去进军图书出版发行业。我很为他们捏把汗，这里只能提醒他们注意：“理论与现实的脱节、理论与素质的脱节”。每当我听到哪个民营企业破产倒闭的消息时，我都好像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一样，也许这个民营企业我并不喜欢它，但也衷心地希望它能可持续健康地发展，因为这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在市场经济成熟的社会中，企业生生死死都是很平常的事，而目前中国刚刚走向市场经济不久，我们的民营企业（当然也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如果都是干不了几年就垮了的话，这将在大中专学生和下岗分流人员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看来还是吃上“皇粮”安定！这将对我们精简机构和人员产生巨大的阻碍作用，这对发展市场经济显然极为不利。
（四）从小生意做起
树立一个投资概念，这个概念与成本是紧密结合的。当投资与成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钱也应该是要挣的。两年前，我在北京市内的一个写字楼里上班时，每天从一个郊县坐长途客车到东直门（北京～地名）车站，100里路，58分钟，然后再骑车10分钟，晚上再回去。也许我是全北京市上下班最远的一个，来回两百多里路。有一天早上，我一上车坐下，便在脚底下看见两个1角的硬币（钢嘣儿），人们踩来踩去，就是没人捡，其实很多人都看到了。我捡不捡呢？我发现我的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人们常批评北京人，说北京人爱面子，地上的钱，弯下腰就可以捡起来，但决不捡！我又不是北京人，我爱哪门子面子呢？这样思想一直“斗争”到东直门，“斗争”了近一个小时，最后决定捡起来，不过捡得很富有虚荣心。下了车，发现自行车没气了，两角钱正好用上。
为这两角钱我付出了什么呢？可以说没有付出！这个投入产出比可以说是无限大（0．2／0→∞），而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时，一万元的生意，有时赚50元也得做，甚至赔本也要做，其投入产出比很小甚至是零或负数。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北京人总是抱怨，钱都让外地人赚跑了。是北京人笨吗？否！还是观念需要更新！我曾把这个“两角钱的故事”讲给我的几位北京的哥们姐们听，他们的眼泪都快笑了出来，一个“小姐们”云：“要是一百元，你看我捡不捡？”大家都很同意她的观点。可我想，一百元能轮到你我去捡吗？！我应邀去内蒙古伊利集团参观，发现他们的产品最低几角钱，最高也不过几元钱，而正是这几角几元的生意，他们在1998年时已把这个生意做到了八九个亿！
（五）诚与信
思考市场经济的“诚”与“信”。我曾在我的文章里讲过这样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怎样玩呢——A公司和B公司两家出红牌或黑牌，规定：都出红牌时两家公司都赚8万，都出黑牌时两家都亏8万，若不同，则出黑牌就赚10万，出红的就亏8万，看结果是什么样子，并分析心态。
结果在一所学校里所做的实验，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两家公司都赔个底朝天——他们谁也不相信谁，都怕对方骗自己，于是都出黑牌。
“诚”与“信”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啊！
（六）换个角度看问题对同一事件从不同侧面来思考，我们往往可以得到难以置信的不同观点。比如一官员开会睡觉，报纸给予曝光，于是他受到批判。但我们能不能换个侧面来思考一下——他睡觉是不是对“文山会海”的一种抗议呢？北京有个“会虫子”，竟成了“跑会专业户”，两年来竞搞了十来万人民币，直到被抓。可法律怎样治他呢？
又比如，俗话说：“民不与官斗，富不与官亲”，这显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民一定要与贪官腐败斗；而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富了，便一定要去成立一个“清官基金会”，把钱奖给那些像崔大庆那样的清官！这不是封建意识。我的老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写下《大国寡民》后，老百姓来喊他“卢青天”。他告诉别的记者，喊“青天”是一种悲哀啊！我们是知道的啊，但目前来看，有比没有好，让我们通过“清官”走向法治吧！
看下面的图形，这将有助于我们养成从不同侧面来思考问题的习惯。
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外国大鼻子瘪嘴，但有笑意写在脸上的老太婆；也可说她是位戴着金项链、比较典雅地昂着头有点骄傲的中国小少妇。如此让我们来思考几个现象——
人们常说“自古雄才多磨难”，“贫穷是最好的教科书”，果真如此吗？首先我们说，贫穷是不能持续太久的。太久的贫穷是一种狰狞的状态，它有着一张哭丧的脸。贫困带给我们疾病，使我们失去受教育和向社会挑战的机会，它使我们远离宽容和博爱，只丢给我们一副惊悸、过敏和狭隘的神经以及对无意中触犯了自己的人的那种睚眦必报的记仇习性。而只有消灭贫困，才能使我们灵魂得以升华。否则，我们的灵魂将会被贫困从肉体上切除而失去。而贫困又使很多“雄才”永远被窒息在生命的底层，直至最后默默无闻地消失。
贫穷使“扩大内需”变成了“木鱼下饭”。
正确的态度是，我们要不惧怕贫困，但一定想法摆脱贫困，认真度日，永远创新。
观念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农民讲“养儿防老”，喊了几千年，而一旦能通过社会保障机制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谁也不会养儿防老了。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淡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那时我发现中国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老子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寄托在孙子身上，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由此而导致了不正之风。想来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孩子少受点“罪”。而当社会给人们机会并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后，这种情况将会大有改观。而现在，这种机会正带着春的盎然生机、伴着民主法治的步伐扑向我们今天的大中专学生。
感谢这个时代吧！它可能让我们多吃些苦多受些“罪”，但这个时代却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会，也为我们不再像我们的父辈、爷辈那样墨守成规地生活而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我为人民鼓与呼
设想是美好的，但现实却需要我们付出百倍的努力，以我创办的“点子思维培训中心”为例来看，教育产业化谈何容易！社会力量办学路还很不好走，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探讨，这可以从我向成人教育局递交的三份文本可以看出。
第一份是1997年的工作总结，我们可以节选一段来看。
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尤其是××成人教育局的大力关怀和支持下，×x点子思维函授培训中心已正式注册，并于10月中旬也已领到了收费许可证。各种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遵照成人教育局的指示：“办函授培训一定要有一本能说得过去的辅导教材。”创办者、负责人文冲一直将此话铭记在心，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用近两年的时间撰写了近五十万字的辅导教材：《点子思维》，该书已被中国作家出版社决定正式出版。由于出版社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本书进行了历时长达半年之多的编辑审核，现已通过一审、二审、三审，据本书责任编辑（联系方法见附件一）说：“胶片已送达工厂，封面也已印出，估计1997年12月中旬或下旬书便可与读者见面。”
显然，由于书还没正式与读者见面，文冲绝不敢贸然向社会招生，因此一直在做前期准备工作。
……
其次，我们认真学习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和十五大文件精神，对未来更充满了信心。我们注意到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劳动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对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在业务指导、科研活动、教师管理、表彰奖励方面，应当与对国家举办的教育机构同等对待。”
当一位领导读完这条，并对社会上一些不能平等对待的现象作出批评后，我们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激动和欣慰。因为我们的培训中心是民营企业举办的。在平时的工作中，过去我们明显地感到被不公平的对待，尽管目前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一个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未来各种不同体制（国营事业、集体、私营）下的劳动力的各种权利是平等的。这将是我们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基本标志，这也是作者的另一本书中所要专门探讨的问题。
《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四十六条无疑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因此，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决心在政府主管职能部门的领导下，认真办好培训中心。
最后是展望和期待。显然，文冲与他的点子思维培训中心正处于艰难的创业阶段，尽管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决心把她办好。为了将来能持续发展，我们甚至宁愿再拿出一年时间来打根基。关于这一点，我们期待主管部门能给予理解和支持。我们还注意到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四十七条：“教育机构建设需要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纳入规划，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办理，并可以优先安排。”这无疑对我们又是莫大的激励和鞭策。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将来到2010年，我们能在××得到一块地皮，建一个规模适当的集办公、教学、科研和食宿于一体的培训中心大楼，真正使学员能学到在“清华北大学不到”的东西，最终能成为××这一国际名城的一颗真正璀璨的明珠，使x×因有“点子思维”而成为全国青年向往的地方，并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冲并不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他不过是大海一滴、沧海一粟。文冲的事业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业，这个事业需要前仆后继。文冲是把办好培训中心当成他一生的追求和事业。但他也十分明白，在不做出一点名堂之前，不可能得到社会各界哪怕是亲朋好友的理解和大力支持。
目前，文冲的创业尽管很艰苦，甚至在家办公、在床上写教材，但我们还是知足的。因为比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业时期，我们今天的条件是优越多了，而且我们特别感到优越和高兴的是：我们碰上了“好人”！我们的中心最终得到了注册。这说明，我们的上级主管职能部门××成人教育局拥有一批思想超前、观念进步且能把握方向的工作人员，他们抓住了文冲的本质和内容，而不是光看表面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