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把眼光对准政策本身，即对准制定政策的部门或机构，面对那些“阻碍社会发展与进步、阻碍生产力发展和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进的政策”，我们应该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操起法律武器（行政诉讼或复议）——起诉它！起诉它什么？起诉它“违宪”！因为宪法早将平等的权利赋予了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看来我们国家还需要建立一个“宪法法院”。对于“违宪”的人要以重罪治之。这也许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也是政治改革机构精简的大环境啊！
现实中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一提的，比如政策总是喊“要扩大就业门路”。这无可非议，但关键是怎样“扩大就业门路”。我想与其高喊：“扩大就业门路”不如喊“扩大创业门路”？但在中国创业实在太难，这种难往往是人为的政策因素。在美国一美元可以注册一个公司，而在中国我们一边高喊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一边却必须有几十万元和几十平米的场地才能注册公司或其它单位，试想你如果有了几十万元、几十平米的房子，还用得着“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吗？……这一切导致的后果是严峻的——还是吃上“皇粮”省事！人员没法精简！精简以后又能干什么？“广开创业门路”这应该是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的头等大事，也是“扩大内需”的原动力！
我们的政策和舆论导向应该给人们这样的感觉：吃“皇粮”没有当“纳税人”好！这也应该成为当代青年的人生价值取向。在作者看来：吃“皇粮”的人如果呈算术级数递增。则腐败就会呈几何级数蔓延，由此而导致了社会的最大的灾难。因此，我们应该把吃“皇粮”的人数减至最低限度。同时完善社会各种保障体系，并最大限度地广开“创业”和“就业”门路。
那些吃“皇粮”的国家公务人员，如果您不想成为民族的罪人，那就应该时常想起文冲的两个“级数”，努力地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服务水平，成为人民放心而又爱戴的国家公务员。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个旧体制的瓦解，一个新体制的诞生，一般情况下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由于腐败不堪而爆发革命；第二，旧体制自我更新。第一种方式是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道路，每一代王朝都打着反腐败的旗帜兴，而又以自身腐败亡，谁也没有逃脱这个循环。腐败固然可以打垮一代王朝的官僚队伍，彻底腐蚀一部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只能靠腐败的力量去瓦解旧体制，那毕竟是一场悲哀的革命、一场素质低下的革命、一场本能的革命。而只有走“旧体制自我更新”才是现代文明国家所走的正确的道路，如今，这个旧体制自我更新之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变成了现实，这是令整个中华民族欣慰的。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帮助中华民族获得了人格和国格，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所做的巨大的贡献的话，那么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自我更新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做出的更加巨大的贡献。迄今为止，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做到了这一点。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个自我更新的发展道路就是改革开放。但是，这个改革开放的道路能最终成功吗？对这个问题最应该进行深入思考的显然是吃“皇粮”的国家公务人员——想清楚，并做出必要的牺牲，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公务员不仅是人民的好公仆，也会更无愧于这个时代，成为民族的功臣和英雄。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针对规定：把这种职业培训当成“社会公益事业”来办，不准盈利。我在给一位领导的信中把“自己的看法”坦率地谈了出来。原来，这位领导对怎样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文化产业在未来知识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有很深的见解。我在信中写道：
怎样干呢？
我在1998年《工作总结与汇报中》的最后一句话里是话里有话的。社会办学条例只是把培训当成一项公益事业来办，明文规定，办培训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显然这与“产业”一词是矛盾对立的。因为“培训”是文化产业的一个方面，既然是“产业”那肯定就得有“利润”，而“利润”是各个产业当然也包括培训产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内在的根本动力。当然，现实中不管人们干什么“培训”肯定都在赚钱，不赚钱谁也不会犯傻。不能直接赚钱也要间接赚钱。而这种赚钱有时又是偷偷摸摸，靠做假账和隐瞒收入等手段来实现的，这便从理论到实践上使这种赚钱的方式失去了合法性，从而使人不敢大力投入。
究竟是生产力不适应生产关系的需要，还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呢？
显然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在总结中谈到了“人文环境”这一词，也就是说，我认为××还不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人文环境”。
正当我在十字路口徘徊彷徨之际，看到了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把文化与产业联系起来并加以阐述，无疑是有远见的。文章里谈到文化产业的一些形式时专门涉及了广告、策划、培训和图书等等，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事实上，北京市里专门有培训公司，教育公司等，我曾被这样一些机构邀请去讲课。这些公司动辄向学员收取上千元的学费（只是短短几天，学员大都是公司老板经理）。这些培训公司、教育公司等文化公司压根就不跟教育主管部门挂钩，而直接在工商局注册，在税务局纳税，这才能真正显示其产业性。
这样一来，我们的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就需要精简了。以我所熟悉的一个县城的成人教育局为例来看，成人教育局的功能显然是要被准确定位的。这个成人教育局自己办大专班、中专班和电脑培训班等，但成教局还主管全县社会力量办学的审批和监督工作（审批、发执照）。也就是说，成教局既是教学部门又是行政执法部门。这样一来，其他社会力量办学就只能是“补充”了，尤其像电脑培训，那是不“补充”也得“补充”，因为你根本无法与之竞争，成教局不仅大权在握，更有财政拨款。“皇粮”可吃。有一年教师节，一位执法同志在那个年度里一次讲台也没登过，居然也成了教师节上的先进个人（不排除该执法同志具有除教师以外的先进性）。
由于我很了解这位行政执法同志的底细，他从前与我的一位亲属同一单位，是一位诚实的一心一意要吃“皇粮”并尽可能想弄个乌纱帽的人。对这种人，我有一种天生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当然有时也有些伤感。当时，我突然想起毛泽东的东西——“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便幽默地想我应该写一篇文章，名叫《我的一张小字报——炮打××成人教育局》，我想到了三个论点：
I、对行政执法人员在教师节上获奖的质疑。
2、如果从“公益事业”的角度看，到底谁该获奖？
3、从教育的产业化看成人教育局的归宿。
我很想把这篇文章投给《北京成人教育》杂志，但考虑到整个国情和县情，又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就只当开开玩笑了。虽然写那种文章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太大，甚至是小菜一碟。我对事不对人，我不会树任何一个“私敌”。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尤其是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能理解并同情文冲啊！不能让文冲的路太难走了呀！应当为当代大中专学生和下岗分流人员树立一个可望也可及的守法的纳税人的榜样，这将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行政执法人员获教师节奖，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假如工商局为民营企业开表彰会，结果奖的是工商局的人；假如劳改队为劳改人员开表彰大会，结果奖的是工作人员……这不都是笑话吗！试想，假如工商局开个企业，税务局也开个企业，武警也开企业……那其他企业还怎么活哟！
由此可见，即使不搞教育产业化，成人教育局的行政执法功能也应该与其教学功能分开——政事分开。
看来把教育当成产业将十分有利于机构的精简。市场经济要求教育必须走产业化道路，而教育主管部门朝民间的教育评估机构发展应该是一个方向。如此，它就会像教育部门的“技术监督局”？消费者协会？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这将有待探讨。结业证书既比不上毕业证书，也比不上上岗证书，但在“知识经济”里，结业证书也应该是度量知识的尺子。成人教育不能只办成让成人去混一张文凭的教育。作者曾问一位教育行政主管：“假如办培训赚了钱，比如买了一辆小汽车，后来决定不办了，这小汽车归谁呢？”
“不能归个人！因为办学过程中没有让你纳税。”
“上交吗？”
“当然上交！”
“上交给谁？”
“当然由我们处理！”
“你们开着我的车？”
“那是！不过……”
“那简直等于拿刀抹脖子！”
有时想想很滑稽——我有什么经济能力去办“公益事业”呢？我不能去当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又一个武训。是与人合作办个文化公司去从事培训呢？还是找人投资办所私立大学呢？这都应该是市场经济中，可以探索的路子。但我想与人合作办一所“合立”大学，暂把它叫成“（合力）文冲大学”。因为我发现公立的大学和私立的大学都有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合立则可以扬长避短。
合立也就是股份制。
根据前文关于对知识经济的阐述，我甚至规划好了我这个与未来知识经济接轨的大学设置。我的培训中心是这样设置的：
●点子思维教研组。
●电脑应用教研组。
●综合素质教研组。
以上三个教研组统归“基础教学部”。
●民品开发教研组。
●信息咨询教研组。
●策划广告教研组。
以上三个教研组统归“应用教学部”。
在这个“基础教学部”上只建立四个系，它们分别是：
一系：农业创新系；
二系：工业创新系；
三系：服务业创新系；
四系：知识业创新系。
显然这是对第二章中有关“知识经济”的“文冲方案”的具体应用。四个系里边各有不同的专业。比如在农业创新系里，有种植业创新、养殖业创新等专业。在知识业创新系里设有图书业创新、电影业创新、传媒业创新等专业。四个系及各系里的专业显然是相互配合的。只有整体上去了，才能使“知识经济”状态的实现变得可能。
现在看来，这个“应用教学部”应该更具体一点，那应该在销售上，即把所有的成果都要应用在销售上。这应该是一个大的“基础教学部”，这个大的“基础教学部”统管四个系所研究的成果，把他们的成果变成人们所需要的三大类产品：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精物产品。这是现在大学和科研部门最最薄弱的环节。据调查：我国每年的科研成果的转换还不到15％。绝大部分的科研成果就像前文那位化学博士所说的那样：“论文写了一大堆，啥……也没有”——转化不出去，怎么能有东西呢？科研成果同“点子”一样，都不太好“卖”。
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创新。在知识创新体系里，应该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创新内容：一方面是纯理论、纯知识的创新，我们把它叫成知识创新；另一方面是以生产应用为中心的技术、工艺和管理等的创新，我们称之为技术创新。显然技术创新要以知识创新为基础，而知识创新只有在技术创新那里找到归属才显得美丽且有意义。从“基础教学部”到“工业创新系”应该是“知识创新”的天堂，而从“工业创新系”到“应用教学二部”才是“技术创新”的乐园，两头则全部受到基础的创新思维和“工贸市场”的制约和引导。
这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是什么样的呢？显然还得用已有的“归类知识”（know—what、know—why）来度量。这个归类知识包括对创新能力的理论上的学习（比如文冲等写的有关创造学方面的书）、会使用汽车、电脑、外语、舞蹈、健身等工具，有着比较高的综合素质，然后选定某个系的具体专业来作为主攻方向。学校根据全国的情况来综合评定他的学业，授予相关专业的学位。他可以一年读完，也可以十年读完，也可以终生读之；学位不是目的，怎样把他的学业成果向社会推广，这是学校和学生本身所孜孜以求的，这又转入应用教学部的培养；当然学生是自费的，但可以得到学校和社会资助的相当可观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学生的年龄限制不是太死，学校不会让一个学生去学那些没有前景和市场的课程。总之，每一个毕业的学生真正是一个开拓性和守成性兼备的人才；他们不仅掌握着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还很有文化（参见第一章“CI是富贵病吗？”）。他们没有任何的偏见，但却深深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和可以把握住国情，并且有着优秀的“人文精神”；他们决不是那种“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人；他们既有理论家的风度，但更具有技术工人的严谨和一丝不苟；他们要么是合格的“国家公务员”，要么是合格的“纳税人”，而他们更愿意去当的是“纳税人”。
而在教学方式上，对“归类知识”的学习则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可以调动全社会的教育资源，与其他大学合作，重点以国际互联网为教育手段。集中和面授依然是主要的方式，但灵活的函授和远程教学手段都将被采用。
若能以这所大学为依托，在这个局部范围内实现一个“知识经济”的小蓝图，那该多有说服力呀！
文冲！嘿！醒醒，别做梦了！
梦，只能在书上做！
事，只能在地上干！
谁？给我投资呢？
谁？跟我合作呢？
不过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
科教兴国！科教兴国！民办学校能不能沾点光呢？难道一定要把钱投到“国立”的学校吗？民办的学校能不能去评职称？民办的学校能不能去申请国家的科研经费？民办学校能不能启动自己的知识创新工作？只有这一切都公平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是一位多么“光荣的纳税人”啊！对此，我们不必着急。政策和法律正逐步走上公平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