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
春节之后，我依然早早地回到了北京。我觉得春节差不多已经成了我最痛恨的一个节日了。
我从小就不怎么喜欢过年，因每次回老家，我一定会被拿来跟我那品学兼优的堂姐比较——她倒是很享受对我进行躬身教育的过程。因而对那时的我来说，春节唯一的乐趣，只有可以收到压岁钱这一件事而已。而后等到这件事也不复存在的时候，这个节日于我而言就只剩下煎熬了。
腊月26那天，我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那时，妈妈正在做年糕，一边跟爸爸谈论着给领导送什么礼，而我正在努力集中精神看着导师发过来的论文修改意见，每个人都被这忙忙碌碌的年关扰的有些心烦。后来不知基于什么契机和缘由，爸妈又跟我聊起了工作的事，他们说今年的金融危机这么严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你下半年还是回来考市里的公务员吧。我没理会，因这已是他们第四次跟我说起这件事，我已经懒得再把自己的立场重申一遍了。他们见我不做声，便又语重心长地说起了金融危机和就业形势。
我忘了我是在第几分钟失去耐心的——我大概是由于对导师过于严苛的修改意见感到烦躁也说不定。我就那样在一个他们没有料想到的时刻把自己积郁已久的情绪全都发泄了出来。我说，谁会回来这种破地方啊？谁会像你们那样在一间15平米的办公室里窝一辈子啊？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而后便怒不可遏地对我大声斥责了起来。我也冲他们喊。我们在激烈争辩的时候并没有完全听清对方在说什么，就这样歇斯底里地吵了一会儿，我便在他们面前摔门而出。
不过我并没有在外面待很久，那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因我在这个城市里也没有别的去处。我回去之后，爸妈没再跟我说起之前的事，或者任何事。气氛直到除夕那天也仍旧是紧张的。
幸而老家的团圆氛围多少冲淡了一些我们心中的不快。除夕晚上，我平生第一次看完了整台春晚，居然没有觉得特别无聊。晚会后，我和几个堂兄堂弟一起出去放了烟花，回来的时候已经一点多了，草草地洗漱了一下就去客房睡了。
临睡前瞥了眼手机，有几通未接来电，大都是夏安和唐文心她们的。还有一通，是杨康的。即便在通讯录里删掉了他的名字，我发现自己也仍旧记得这个号码。坦白说，那天之后，我其实还是有一点希望他能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的。我并不是仍对他怀有什么幻想和期待，而是，他哪怕一点点的在意和挽留，都能满足我那可悲的虚荣心——那半年都只是我一厢情愿这个事实让我觉得无比的泄气。
我是在大年初四回的北京，我已经受够了家里那种沮丧压抑的气氛。临走那天被堂姐家的小外甥抹了一身的油彩，堂姐象征性地教训了他几句，便跟我说起了小祖宗最近在上的那个少儿美术班。她告诉我那里的老师说她家儿子很有艺术天分。我心说：你大爷的。
立春那天下了一场雪，我去参加了一个传媒公司的面试。
那天早上，我6点半就起床了，早餐只吃了两片吐司。出门的时候夏安在床上含混不清地跟我说了句“好运”。我兴许真的需要一些好运了，我心想。
我总觉得，自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就陷进了一个可怕的泥潭里。我以为是季节的原因，孰料直到春天来临时，我的生活也依旧像这场早春的大雪或者此刻我脚下的感觉一样，湿漉漉的，黏糊糊的，让我心情阴郁，停滞不前。
我在校门口等了20分钟也没有等来出租车，只好满心恼火地走向最近的公交站。我一向讨厌公交车，若非迫不得已，我宁愿走路都不会去坐公交，尤其是在这种天气。车厢里浑浊的空气和乘客们脚下黑乎乎的泥水让我烦闷不已，所以当那几个中年妇女鲁莽地将我推到一边挤向车门口的时候，我只差一点就失去风度骂了出来。
在这辆破旧的公交车上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来到了那家传媒公司。让我失望的是，他们并不像他们在招聘广告中所声称的那样高端、专业和国际化。我只看了一眼那栋低矮灰旧的写字楼和那个掉了一半的公司Logo便心生退意，不过，在考虑了一下我为这次面试所忍耐的那一个小时之后，我还是推门走了进去。
面试官是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没有化妆，脸色有些憔悴，干枯的头发乱糟糟地用发夹别在脑后。她穿了一身青灰色的套装，剪裁算不上精致，里面搭了一件薄薄的白色吊带背心。我一直不大理解用这种打底背心来搭配职业套装的人，那在我看来就像内衣外穿那么怪异。
她翻了一下我的简历便问我为什么想来他们公司。我客套地答了几句。她于是又问了几个不明所以的问题，我也一一作答。在那之后她就突然莫名其妙地讲起了自己的职业经历。她说自己从前也在大公司工作过，来现在的这个公司是因为想要寻求职业转型和自我突破。她说自己也是个骄傲的人。
我一直一言不发地坐在她对面微笑地聆听着——那种明明在低处却依然强词夺理地固守着的可怜自尊让我忍不住频频发笑。然等我走出那扇玻璃门的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别人看自己的时候，又何尝不是那副可笑的模样。
我大概是在四月的时候开始恐慌的，苏珊比我更早地发现了这件事，那时，她正在跟一个比她小七岁的男人交往。而我依旧每天一个人窝在宿舍里浏览着招聘网站上的职位。
我想我的压力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繁重的论文修改工作，当然，更多的是由于班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已经签约这件事——其实我并不怎么反感这件事本身，我反感地只是他们不分时间场合地一遍又一遍地问我有没有签约。
我有时真希望我也是夏安那种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性格。比如，当有人像那样问她的时候，她只会笑着回一句：“我还要修学分，还要写论文，哪里有时间签工作啊。”
那人又说：“你心理素质也真是好，我要是你的话现在说不定已经急得跳楼了。”
“是啊，幸亏你不是我。”她笑说。
就在夏安忙着修学分、写论文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地去参加了一场人才招聘会。不过那天我并没有投简历，因我一走进那个像菜市场一样的大厅就迷失在一种迎面而来的恐慌里。没错，我大概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感到恐慌的。即便是在春运的时候，我都没有见过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四处奔波着，推搡着，卑微地同坐在长桌后面的那些人微笑着，恳求他们收下自己手中的简历。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相似的表情，那是一种对未来的焦虑，对人生的怀疑。这种拥挤的环境里汇聚起来的悲观情绪，就像是一柄锋利的长矛，一下子就将我那些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深深地刺穿了。
仔细想想，我有什么资格感到骄傲？又有什么资格轻视父辈们那种平凡的生活？过去这两年来，我所有令人艳羡的兼职都是得益于男人圈子里的人际关系——男朋友，导师，还有那个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跟我是什么关系的男人。我唯一凭借自己的能力得到的，只有那份在市场调查公司发问卷的工作而已。
或许，我也没有自己所想的那么优秀和特别吧。
四月中旬，我终于决定要签约了。那是一个位于通州的艺术馆，工作职位是行政秘书，虽然只是琐碎的文件工作，好在工作环境还不错，也有职工宿舍，地铁也不拥挤。我想我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签约的前一天是周日，苏珊约了我去逛街。她把男朋友也带来了。那男孩相貌比年龄要成熟一些，面部线条十分硬朗，身材性感的像动作明星一样。苏珊说他是健身教练。
他陪我们在Costa喝了半个小时的咖啡就起身离开了，他说他一会儿还要上课。临走的时候他旁若无人地深吻了苏珊，见我有些尴尬地看他们，便同我笑了一下。
“姐，你这是从哪儿找了个史泰龙啊？”我看着那男孩的背影问道。
“健身课认识的。”她笑说。
“跟这种男人交往不会有压力吗？”
“为什么要有压力？我应该还没有到清仓甩卖的阶段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忙解释说，“我是说，作为结婚对象来说的话，他不是很合适吧。”
“我也没想跟他结婚啊。”
“这样吗……。”
“你觉得我现在必须要考虑结婚的事了？”她笑了笑说。
我没做声。
她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问说：“你有过买了一件衣服只穿一两次就压在箱底的经历吗？”
“当然。每个女孩都有那种经历吧。”我说。
“为什么不再继续穿下去呢？”
“因为觉得不适合自己。或者衣服本身的确太难看。”
“那些衣服大部分都是冲动之下买的吧？”
“嗯。”
“冲动之下结婚跟冲动之下买衣服没什么两样，你大概只穿一两次就恨不得马上扔掉。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你不能像扔掉一件衣服那样轻而易举地扔掉一个男人和一段婚姻。冲动的结果就是，你很可能一辈子都要穿着那件让你看上去很傻X的衣服。”她搅了一下杯里的咖啡说，“我就是一直这样提醒自己，所以才没有在年龄和父母的压力之下仓促结婚。也没有因此而乱了阵脚。”
“就像你现在一样。”她停顿了一下说。
我讶然地抬头看她。
“小曼，你看看这段时间你申请的都是些什么职位，秘书，助理，大堂经理。这跟你的专业知识有半点关系吗？你现在已经完全慌了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了。那份艺术馆的工作，我打赌你做不到一个月就会辞职，因为你不是那种甘于平凡的人，更不是那种会委曲求全的人。”
我默然不语地看着他，俄而低头说：“可是，现在已经是四月了，我只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我怕我直到毕业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
“再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吧，你配得上更好的，你其实很清楚这一点吧。大学时你没有跟那些男人交往，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吗？”
周一来临时，我终于没有去艺术馆签约。我决定相信苏珊的话，再为自己坚持一下。
那天之后，我没有再胡乱地投简历，而是选择了一些自己更适合也更感兴趣的职位。此外，我还认真地修改了简历和求职信，也更加真诚地参加了每一次面试。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星期之后，五个月来的第一缕阳光终于照进了我黯淡阴冷的生活里。
那是一个商务部下辖的研究院，除却研究、出版和传媒业务，也会向一些大型企业提供商务咨询和顾问服务。我所进入的部门是媒体部，主要负责财经新闻采编和商界人物视频访谈。除此之外，我也会参与一些经济论坛的组织策划——事实上，我刚刚进入研究院不久，便被派去参加了那场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的筹备工作。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研究院忙到很晚，回到宿舍之后还要修订论文，因而我并没有发觉夏安有什么不对劲，直到论文答辩的前一天晚上。
那天夏安迟迟没有回宿舍，我正要打电话给她，就突然接到了颜良的电话。他跟我说夏安胃出血了，现在积水潭医院，让我和唐文心赶紧过去。
我一惊，忙问：“怎么会胃出血呢？严重吗？她现在怎么样？”
他冲我吼了句“废话，喝酒喝的啊，你跟她一个宿舍都没发现她最近一直在喝酒吗”就挂断了电话。
我愣了几秒，赶忙联系唐文心一起去了医院。
我们来到医院时已经十点多了，夏安依然在昏睡着，头顶挂着一大瓶打了一半的药水，脸色苍白的跟纸一样。我和唐文心忧心地询问了医生几句，得知情况不算太严重才略宽心了一些。眼见颜良在病房外一脸铁青地看着我们，便过去跟他道了声谢。
孰料我们话音未落，他便又冲我们吼了起来。他说，你们为什么让她喝成这个样子，我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当朋友的。
我没有辩解什么，因我觉得他是因为心疼夏安才会对我们如此愤怒，而且，我也确实需要对此负一些责任。
可是，只过了一会儿，我就发觉，比起心疼，他似乎更加的愤怒，或者说，他只是单纯地在愤怒而已。他愤怒夏安给他惹了这些该死的麻烦，让他不得不在晚上十点送她来医院，让他在自己的女朋友面前解释不清。他说，你们好好看着她，让她以后别再做这些蠢事了。他说完这些就走了，因为“家里还有一个女人要哄”。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拐角，心里想：如果夏安下次再去找这个男人，我一定狠狠地抽她两个耳光。
次日，夏安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那时我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翻着一本厚厚的论文，见她醒了，便把论文放到一边说：“要是还能走的话就跟我下楼去办出院手续吧。你最好祈祷我们不要错过下午的答辩，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的。”
“你能不能不要恐吓病人？”唐文心嗔怪地推了我一把。
“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夏安的唇角露出一丝虚弱的笑容。
“我们倒无所谓，某些人可是真的觉得麻烦了。”我说。
“安安，以后不要再因为那个男人做傻事了。”唐文心坐在床边握着夏安的手说，“真不值得。”
夏安没有说什么，只把另一只手放在额头上静静地望着头顶的天花板。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我不会再去找他了。”
“你哪次跟那个混蛋分手之后不是这么说的啊？下次他假惺惺地跟你忏悔几句，你又犯贱一样地跑过去了。”说完这句话之后我才觉得有些过分了。不过她倒是没有介意，只微微地笑了一下说：“这次是真的。”
我和唐文心犹疑地看着她。
“我觉得，我已经不爱他了。”她淡淡地说。
我依旧将信将疑，刚要问些什么，她便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走吧，让我们为这两年画上最后一个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