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授孩子们学习英文的同时，宋耀如也更注重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他常常这样对孩子们说：“学英文是为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为了留学长知识学本领，再来报效祖国，所以中文一定要更好！”他坚信未来中国的领袖人物一定要学贯中西。在父母的督导下，孩子们的中国语文水平提高得很快。
为了增加孩子们的社会知识，宋耀如还经常带领他们去参观印刷所、面粉厂、香烟厂和纺织厂。他不放过每一个教育孩子的机会，在和孩子们坐在私人黄包车里从大街上经过时，他经常向他们揭示城市的内幕和弱肉强食的真相，孩子们从中得益匪浅。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之下，孩子们不仅不断拓宽了知识面，增长了见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在磨练中锻炼了意志，增强了自信心。在孩子们年龄稍长一点后，宋耀如坚持送他们去学校学习，这曾遭到孩子们外婆和母亲的反对，外婆都觉得他们无需到学校读书，倪桂珍也认为，她可以继续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宋耀如却坚持教育应当是社会的，不管家庭教育多好，都不能代替集体生活的训练，孩子们长大了总得要走上社会，独立地面对社会的各种挑战，他们都应该融入到社会中去磨练。
二、天真活泼的少女时代
少时的宋美龄活泼聪敏、顽皮淘气，爬树、摘桃样样干，深受父母宠爱，不满10岁即赴美留学，抱负是当个大夫；南方小镇皮德蒙特9个月的愉快生活使她成了一个“南方人”，以至以后说话都带有南方口音；在佐治亚州生活期间，她与同伴相处得十分快乐，有时会搞些恶作剧，组织过社团，甚至还办了一份自己的报纸，在那里她过着丰富多彩的少女生活。
1．淘气的小女孩
1897年3月5日（中国农历二月十二日），宋美龄出生在旧中国十里洋场的上海。当时，宋耀如已离开卫理公会，成为上海滩上有钱有势的百万富翁、兴中会的执行秘书长。宋美龄是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度过儿童时代的。
小美龄是个胖乎乎的可爱的孩子，冬天，母亲倪桂珍给她穿上厚厚的棉袄，使得本来就胖嘟嘟的美龄显得更圆了，活像一只满地滚动的大皮球，用她自己的话讲：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很胖，以致我的一个叔叔灵机一动，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小灯笼”。我记得当我三、四岁时，每走二、三步就要摔筋斗，因为衣服太厚，太笨拙了。可是，由于自己满身胖膘，衣服又裹得那么严实，我从不记得被严重跌伤过。
我头顶有两根小辫子，用红带子扎着，然后卷着圆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发型“螃蟹眼”，这是当时小女孩中相当流行的一种发型。母亲总给我穿花布衣裳，这是一种在背后开口系扣的短上衣。我的鞋子是独一无二的，它做得看上去像个猫头，两旁伸出两支猫耳朵，上面还绣着猫胡须和眼睛。
长大一点后，母亲便给我穿男孩的衣服，大概因为我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再者，母亲认为我举止那么像个男孩，而且穿我哥哥的衣服比穿姐姐们的衣裳显得更自然，所以她这样做岂不正好一箭双雕吗？但实际上，我哥哥子文的衣服很快就小了，以致于二、三个月就要给他做新衣服，这样我就成了他这些穿小了的衣服的继承者。直到我9岁去美国时，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穿男孩的衣服。
宋美龄聪颖灵敏，淘气好玩。倪桂珍从多方面培养子女，不但让女儿们学习识字断文，而且希望她们精通针线活。为此，她请来一个知书达理的寡妇，教女儿们学刺绣。生性好动的美龄根本就坐不住，看着老师绣花的样子就格格直笑，在她的影响下，蔼龄、庆龄也憋不住笑，刺绣老师很生气，不满地说：“再笑，我不教了！”三姐妹一听见“不教了”，就像获得了特赦令一样，飞也似地跑了出去。
宋家宅院后面有一个大菜园，挨着围墙两边都栽有树，一边是风景树，一边是乡里人种的果树。正值桃树丰收，蜜桃满枝，三姐妹望着又大又鲜的蜜桃直流口水，小美龄人小胆大，二话不说，脱下鞋子，就往风景树上爬，借着风景树，她翻过围墙，又爬到墙外的桃树上，非常麻利地摘下蜜桃，扔到姐姐们的手里。蔼龄和庆龄接到桃子，坐在地上吃，小美龄顾不上下来，就在树上嚼开了。正当三姐妹吃得津津有味时，远处传来一声吆喝，果农来了。又惊又吓，小美龄坐在树上，嘴里还含着半块桃子，吓得大哭起来，蔼龄和庆龄也不知所措，幸好宋耀如及时赶来，才解了围。
倪桂珍非常生气，训斥三个女儿不好好学女红，还出去惹事生非。宋耀如却不以为然地说，既然仅花几美元就能买到最好的刺绣，那么，用这种精工细活去损害孩子们的眼睛完全没有必要，眼睛最好用于阅读。
三姐妹们解放了，她们走出家庭，跑遍了乡村，和周围许多小孩子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做游戏。
捉迷藏是孩子们最爱玩的游戏。小美龄却不太会玩，轮到她藏的时候，她往往不知道该往哪藏，很快就被人家找到了。当她去找别人时，却又不知道该去哪找，因而，她往往成为孩子们游戏中的小累赘，所以，孩子们都不太愿意跟她玩。
有一次，又玩捉迷藏，大家经不住美龄的一再哀求只得带她玩。有一个小孩想出了一个主意甩掉美龄，她对美龄说：“你站在花园里，闭上眼睛数一百个数再找我们。”
小美龄用胖乎乎的小手捂住眼睛，耐着性子数了起来。为了早点数到一百，她经常从二十就跳到三十甚至四十，没多一会儿，她就数到了一百。当她高兴地睁开眼睛，正准备开始找时，发现花园四周一片沉寂，连个人影都没有。她找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找到。这时她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她们一定是跑到别处去玩了，也许还在那儿嘲笑自己呢！
一种被抛弃被轻视被愚弄的委屈感顿时涌上心头，她幼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站在那里伤心地呜呜哭了起来。这时，大姐蔼龄跑了过来，替她擦干了眼泪和鼻涕。美龄抽抽噎噎地问：“姐姐，我能长大吗？”“能，你一定能长成一个大人！”大姐安慰道。
儿时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很长时间宋美龄无法摆脱这种挫折感。类似的事件使得她很难与他人推心置腹，和睦相处。在自卑中产生的尊严，使她容易激动，盛气凌人，令人觉得她高不可攀。她在过分激动的时候，往往突然出荨麻疹，浑身上下出现许多红色肿块或疹团，这种慢性皮肤病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她。
冈为大姐蔼龄自小就帮助她、保护她，从未使她失望过，所以美龄对大姐产生英雄般的崇拜，以后逐渐转化为深厚的爱。她对大姐几乎是言听计从。当蔼龄在家里发号施令，处理家务的时候，美龄总是在一旁聚精会神地看着，仿佛在做蔼龄的艺徒，准备将来取代姐姐的角色。
宋美龄满5岁时，坚持要求随姐姐们去学校读书。开始倪桂珍觉得她太小没答应美龄的要求，丈夫宋耀如非常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在美龄提出上学的第二天，他就亲自到了学校，找到了校长，讲明了这件事，校长当下拍板答应下来。于是家里人给美龄准备了小旅行箱，让她穿上花袄，在一片叮咛声中，美龄进了马克谛耶女校幼儿班，与二姐庆龄住在同一问宿舍里。几个星期以内，美龄表现得非常好，轻松愉快地完成功课，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迫使年长的孩子也要听她摆布。
美龄活泼调皮，胆大要强，从教室通往宿舍的楼梯间有一段漆黑的甬道，许多女孩子不敢走这段路，而美龄却几次从这里通过。老师鼓励其他胆小的孩子时总说：“你们为什么不像美龄一样从那里走呢？”受到老师的表扬，美龄自然十分得意，脸上笑意盈盈。其实，她心里比谁都害怕走那段路，只是硬撑着罢了，每次通过时都吓出一身冷汗，睡觉时总被恶梦困扰。
有一次，美龄躺在宿舍的床上，望着树影在窗子上晃来晃去，似鬼非鬼，吓得连连作恶梦，好不容易从恶梦中挣脱出来，她睁大双眼再也不敢入睡，浑身一阵阵发颤。第二天，老师把这一情况通知给宋耀如。美龄被接回家去，由家庭教师教她，既学习英语，又学中国古典文学，还练习写毛笔字。就这样一直到几年后出国为止。
三姊妹中，父母最宠惯的就是宋美龄。也许她占了年龄最小的优势，也许她那楚楚动人、顽皮淘气的外貌更使人喜爱。就长相而言，美龄像二姐庆龄多一点，疏眉细眼，小鼻子微微地朝上翘着，薄薄的两片小嘴唇像金鱼似的，两个小酒窝儿，妩媚多姿，但她不如庆龄长得那么耐看。就性格而言，她像大姐蔼龄，庆龄比较纤弱、文静、温柔，美龄像大姐蔼龄一样显得傲气逼人，孤芳自赏。
宋耀如宠爱美龄，无论到哪儿去都带着她。他领她去参观印刷所、面粉厂、香烟厂和纺织厂，带她去他的办公室。在商人来骗取他父亲的钱，或者邀她父亲向前景莫测的项目进行投资的时候，美龄总是坐在不显眼的位置平静地瞧着，心里默默地记下了这一幕一幕。因此，美龄的聪明伶俐、天性机灵，也是受父亲熏陶的结果。
宋耀如、倪桂珍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除了教育孩子们文化知识外，还刻意培养孩子们的宗教信仰以陶冶他们的情操。虽然此中的深远寓意不是幼小的心灵能够立刻明了和接受的，但从幼年开始的宗教训练的确让孩子们受益匪浅。多年以后，宋美龄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了那段经历：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自幼便去主日学校和教堂，每日举行家庭祈祷。我有时因为必须坐着听冗长无味的讲道而反抗，但幸而我在不自觉中吸收了基督教的思想。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祈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2．不满10岁赴美留学
20世纪初，中国只有那些富有且开放的家庭才能送子女出国，而且大多是送男孩，极少有把女孩送到国外的。当时宋家在上海虽已小有名气，但还算不上特别富有，然而宋耀如夫妇以其超前的眼光，不仅送男孩出国，也将三个女儿先后送往国外就读。送儿女们赴美读书能够成行，一方面依靠他当时拥有的财产，另一方面美国的教会和教友也帮了他的大忙。
宋家三姐妹，最先出国的是大姐宋蔼龄。1904年5月28日，经卫理公会步惠廉牧师的推荐，年仅14岁的宋蔼龄获准去美国学习。现有资料表明，宋蔼龄是第一位正式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子，她就读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宋蔼龄来到梅肯市后的第二个月，就作为“预科生”入学。她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刚强自信的性格，赢得学校师生的好评，大家普遍认为：“蔼龄学习认真，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象周围的人中间唯独她懂得人不在于服饰打扮一样。”大姐的成就，为弟弟妹妹们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1906年，宋耀如借赴美为孙中山筹措经费的机会，在纽约与大女儿会面，并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去参观一座由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这座学校录取小批中国学生，辅导他们报考美国的大专院校。经过参观、交谈，宋耀如很喜欢这座学校的气氛，在征得校方同意后，决定第二年送两个女儿来这里就读。
赴美那年，即1907年，宋美龄还不满10岁，宋耀如准备把她送到美国念书，一是宋庆龄已经到出国的年龄，美龄坚持与二姐同行，并以自己生病时父母对她的许诺相要挟，那时父母答应她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情；二是宋耀如已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旦被清廷发现，必将逃亡国外，先将子女送走，安排好，免得牵挂。送完女儿之后，长子宋子文即将从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宋耀如准备送他到哈佛大学深造。仪剩两个小男孩——子良和子安，出现危险时，还比较容易安排。
为了孩子上学，宋耀如夫妻问曾有过尖锐的意见分歧，夫人倪桂珍毕竟是在中国这块封建土地上出生的女性，难免受到封建的“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影响，她认为，女孩不像男孩那样，男孩可以出洋上学，女孩则不必要。而丈夫的观念和她恰恰相反，他受了10年的西方教育，思想比较开放，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他认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到国外去闯荡一番，学习先进知识，为此，他把6个儿女先后送到国外留学。
1907年夏天，宋庆龄和宋美龄跟随二姨父温秉忠，乘坐满洲里号客轮前往美国。温秉忠在清政府任职，奉命率领教育事务团访美，顺便一路照看宋氏姊妹。
满洲里号迎着霞光，乘风破浪，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航行。美龄和庆龄依窗而坐，望着远逝的故土，心有依依惜别之情。对于第一次在大洋中旅行的小姊妹来说，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神奇，那么新鲜，又那么深不可测。美龄还是个孩子，对她们将要去的国家充满着憧憬和幻想，她想入非非，对自己未来的计划充满信心。
同船上有个金发碧眼的英国女郎，一天，同美龄一起在甲板上散步。她问美龄：“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工作？”
美龄不加思索地回答：“我要当个大夫。”这在本世纪初，对一个中国小女孩来说是个惊人的抱负。
美龄的回答使这个英国小姐异常惊愕，瞪大眼睛说：“大夫！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你知道吗，你得去锯掉人家的腿，你懂吗？”
“是吗？”美龄的惊讶决不低于那位英国小姐，她从小就有洁癖，最怕脏、闹、乱。她原以为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是最干净的人！她眨了眨大眼睛，想了几分钟后很认真地说：“那么我不想当大夫了，这太脏了。”
可见当时在小美龄的心中，对未来并没有一个成型的看法，相信就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夫人”。
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满洲里号终于结束了横越太平洋的航行，抵达终点港旧金山，大姐蔼龄已经焦急地站在码头上翘望了，三姊妹相见，情深意浓。
波特温小姐的学校，学生年龄一般都在9岁左右，正好与美龄的年龄相仿。小美龄生性活泼、好动，且非常调皮。一进学校后，她就显露出其淘气的天性，爬树登高，与小伙伴追打嘻闹，一刻也不闲着。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不论是新奇的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和人，她都要盘根问底，打听清楚。当然，小家伙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那就是想念远方的爸爸妈妈，每每在这个时候，她就到住在学校里的一位教师那里去聊天解闷。
宋庆龄在同学中显得年龄大些，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很少参加小孩子们的玩耍和戏闹，她更多的是躲在一个角落里，贪婪地阅读成年人看的小说和其他书籍。
在萨米特市时，宋庆龄还经常带着妹妹到市图书馆去读书，她们读起书来如饥似渴，尤其喜欢读《兔子彼得》一类童话故事，知识使这两位来自东方的女孩日益成熟和充实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