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路工李双宝
山路，入云的奉献碑
这块奉献碑隐立在山间，很少有人注目，更少有人能读懂。这块碑上凝结着一个人的全部，心血与汗水。
李双宝竭力抑制住盈眶的热泪，望着鲜花、彩车和街道两旁欢迎他归来的地区领导和群众，他今辈子绝没想到：一个几十年在秦岭折铍里钻来钻去的养路工，被人称作拿工资的农民，竟在北京被评为十佳养路工，成了全国百万养路工的骄傲！
望着车下平坦的柏油路徐徐后退，木讷、厚诚的李双宝倒极想看到与他朝夕相处的洛南尖角道班的伙伴们，10多天不见却又魂牵梦绕的12公里山路……
在秦岭东段南麓，纵横交错的大山问，盘旋着70年代修筑的洛南到华县的12公里路段，由于当年的革命“热情”，造成这段路面平整度差、网裂、坑槽等病害连片，李双宝和他的伙伴们几十年来就是在这段路上，默默地奉献着一切。
骄阳晒得大地滚烫。烧熬沥青炉前的温度能烤熟鸡蛋。李双宝把伙伴支得远远，独自围着沥青锅搅拌，烟熏火燎，闻着有毒气味，李双宝不停地咳嗽；头上脸上的汗水不停流淌，身上的工作服被汗水浸湿，又被炉火烘干一遍又一遍。只见他一会儿炉前加煤，一会儿锅上搅拌，汗不知出了几斤，浑身累得快要虚脱散架了，可他只有一个信念：熬沥青这活我承包了，坚持，一咬牙就过去了。他把别人的命看得比自己金贵，宁愿自己拼着性命，也绝不让别人上手。
气温越高，铺油路的质量越好，为了赶这大热天，身为班长的李双宝天天清晨三四点起床生炉，中间扒拉几口饭，一干就是十七八个小时。就这样连续干了26天，熬沥青120多吨，人累瘦得失了形，可他看到他们道班和邻道班的用油已全部满足，看着补好的黑油油的路，他憨憨地笑了。
几十年来，李双宝熬过多少吨沥青，没人统计过。只有那山路知道，只有每天匆匆而过的5000辆车的司机能感受到。
路，在他心中。路“病”了，逃不过整日看护它的眼睛。由于长期负荷重压，路面出现坑槽。李双宝与他的伙伴们被难住了：若按教材规定的办法补路，经车一压，坑槽四周出现“黑眼圈”，过不了多久就被粘连带起。怎么办？李双宝召集他那没有一张专业文凭的伙伴们说：“我就相信‘实践论’，教材还不是人编的？咱没文凭，也没负担，干好了就好啦，弄不好也没人笑话，咱要大胆干！”
太阳已经下山，李双宝还蹲在路边观察比划；大山已经睡熟，李双宝手捧字典还在灯下苦读；白天，他与大伙儿这样挖了那样挖，这样补了那样补，究竟用了多长时间，作了多少次试验，谁也说不清。就凭着“实践”二字，终于找到治珲油路“先天不足”病害的绝招：小坑大补，深坑分层，向下斜挖，扩大粘结面，从中间向四边，分别用大中小石料，分别用不同的油石比，依次摊铺，碾压成形。
就这样，他们养护的路段，虽已过了两个大修周期，路面已是补丁摞补丁，可飞驰的车辆穿梭而过，乘客却感觉不到颠簸。据行家推算，他们至少为围家节约资金25万元。省公路局把他们的养护方法制成录像带，在全省推广，交通部一位领导看后，表示要将其整硼出来，编入教材。
情到深处，仅有小学两年文化程度的普通人也能创造奇迹。
一年夏天，一场瓢泼大雨过后，洛华线11公里处出现塌方。险情就是命令，李双宝一声“跟我来！”伙伴们没有二话，个个操起锨镐、架子车，直奔现场。
李双宝竭力顶住几天来的头晕，勉强挣扎着装一车土石，就拄着铁锨闭一下眼，暂时赶走那满眼飘散的金星。眩晕越来越频繁地袭击着他，同事们要架他回去，他却固执地推开别人。装了一车又一车，终于李双宝累倒在路旁。伙伴们把他抬到架子车上拉起就跑，人一直昏迷不醒，他们又挡过路车。等到了县医院，医生嫌送得迟了，大伙们哭着求情，李双宝才进了急救室。经检查，他患的是急性肺炎。这一抢救，就是一个星期。当他清醒后转到普通病房不到3天，以满口答应医生休假条件为由，跑回道班……
为了路，他“死”了一回，从此就不再怕死，更加珍惜活着的日子，他甚至舍不得花更多的时间去孝敬父母、抚育子女和料理亲人的丧事，更加全身心地扑在路上。
1981年，一个晒料、熬沥青的季节，老家捎信说患有半身不遂的母亲栽了一跤，生命垂危。他买了些药，匆匆送回，顾不上在病床前侍候，当天又连夜赶回道班。没过两天，妻子又捎信催他速回，他丢不下手中的活，只是托人给捎了些钱，钱没到家，母亲就去世了。当舅家人在灵前问罪时，他含泪将酒杯举在头顶长跪不起，面对辛勤一生养育他及他的子女的母亲，他满肚子的惭愧，他对不起母亲。可为了公家的事，他只能这样，泪只有往肚里流，他请求母亲的在天之灵原谅他……
母亲去世3年未过，又一场始料不及的打击降临了。
那是1984年，正忙着处理油路病害，每天上200多人全力突击。段上米人捎话，儿子发高烧，让他同去，他给寄了些钱，又埋头干活。不料第二天，老家又打电话到段上，杨书记赶到工地，拉住他让他赶紧回去，他却淡淡地说：“没事，我把钱捎回去了。”他以为钱能安慰妻子，能给孩子看病，尽了一个父亲的责任。他于是全身心地在工地上大干。妻子再也没有打电话，也没捎信，直干到有一天下起大雨，不能施工，他才想起该回家看看。
李双宝的家距尖脚道班有三四十公里，可他一年很少回去。今天，他拖着几天来极度疲劳的身体上了班车，一上班车就呼呼睡着了，等旁人推醒他他才下了车。他迈着灌铅似的腿，爬上回家的崎岖陡峭的山路，小路弯弯盘上山顶。他想到了妻子，几十年如一日地从山下挑水到山上，给老人买药，背孩子看病，种庄稼忙生计。为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这一路不知洒下妻子多少汗水。妻子实在吃不下这苦，曾追到道班，以为他在外享清福，吵闹着要他回去，可当他看到黑瘦的丈夫，光着脊背在大太阳底下熬沥青比她还苦时，她心疼地掉泪。从此，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想到这里，李双宝心里涌动着一股酸楚与感激。他想今天好好安慰妻子，替她多干一点活，哪怕一分一秒也算尽丈夫的责任。他还想到4岁可爱的儿子，他走南闯北外出开会多少次，从舍不得花钱给儿子买玩具，下次一定了却这桩心愿。
他不知不觉走到家门口，家里怎么这样冷清？迈进门，只见父亲埋头坐在木凳上，不见妻子和儿子，女儿红肿着眼睛喊了他一声，声音是沙哑的，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父亲发问了：“打电话，你咋不回来？娃已死了一星期！死前哭闹了一夜，喊你！”听到这，从不流泪的李双宝心碎了，霎时，眼泪一股股涌流。妻子从亲戚家回来，哭喊着埋怨他。中年丧子，人生一大悲事，何况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因发高烧没有及时看病，使孩子得了癫痫病。如今，竟能让孩子抽风抽死，如果他在家，绝不会这样，这都是他的责任啊！他的心在滴血，可他还得挺住，还得安抚家人。
李双宝抹了把眼泪，咽下痛苦，又一一地安慰父亲、妻子和女儿。傍晚天气放晴，他把创伤、孤寂和痛苦留给家人，独自又赶回道班。
两位亲人逝去，李双宝的精神创伤是巨大的，可他干工作的热情依然。他父亲离开人世时，他仍在岗位上，道班就是他的家。
当别人指责李双宝时，他辩解道：“不是我无情，我也很痛苦，但许多事情是不能兼顾的。我父亲是老党员，当村干部时间长，我千养路工25年，年年当先进，给他老人家争气了。父亲也常给我说，人活到世上，要干事就干好。我干好了一点事，洛南县领导把我当成夜明珠，商洛公路总段给我这样那样的荣誉，我总不能对不起组织，让人家说我是假冒伪劣产品吧。”
25年来，他在那山路上摸爬滚打，给自己小家的贡献只能以天来计算；同事们加班他给记分，发加班费，可他加班加点8000多小时，少说也领4000多元，可他分文未取；尖角道班自1982年首创全省“全优道班”以来，连续10年不降等级，已成质量信得过的“免检路”，同行们来参观，领导们感叹：这是奇迹般的全优补丁路！
这条路大写着李双宝默默奉献的故事。
春季，他带领工友们脚踏刺骨的河水，捞料、筛料、砸石，每年为国家节约资金近万元；
夏季，冒着酷暑，补坑槽，沾网裂，处理油路病害，与太阳争时光；
秋季，不顾暴雨山洪的危险，上路巡查，抢水毁，清塌方，确保公路畅通；
冬季，身披雪花，顶着朔风，清扫冰雪，洒砂防滑……
李双宝与他的伙伴，用养路工的赤诚，用平坦的路面迎送着汽车一辆又一辆，就这样日日、月月、年年……
知青戈卫
沉潜39年的理想
狂热年代知识青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激情与理想，在39年的岁月长河中历练得深沉、厚重而执著。已变成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行动……
59岁的戈卫早晨起床后，走出约10平方米铺有地毯的卧室，穿上拖鞋在兼有客厅的外间洗漱后，出门再穿上门口摆放的布鞋，便赶往鸡场工作，开始这一天几十年变化不大的农村生活。
身后所住一溜四间破烂的土墙土房，在周围新瓦房、二层楼房的包围中特别扎眼。房子泥皮斑驳，不堪风雨剥蚀，但墙壁上用白灰刷的“为社会主义创业，为共产主义奠基”的标语依稀可辨。这本应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但却因一个人倔强的坚持而继续发挥、实现着它的价值。
39年前，这里是宝鸡县坪头乡码头村的知青点。当年21岁下乡的戈卫，如今已头发稀流年近花甲。后来他当了乡镇领导，拿上了工资，但39年他从未搬离过当年的知青点。狂热年代知识青年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激情与理想，在39年的岁月长河中历练得深沉、厚重而执著，已变成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行动……
平静理智：巨大反差扛起的责任
2006年深秋的一天，在码头村会议室，戈卫操着纯正的西安口音接受记者采访。穿着毛衣、夹克整洁得体，尽管老人斑爬上脸颊，但目光矍铄，眼神中始终透着坚毅与乐观。
“你们从宝鸡城过来，不过30分钟车程，我们当年来码头可用了整整两天。”戈卫语气平淡地将我们带入了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年代。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1968年底，像数以千万计狂热的城市青年学生一样，陕师大附中高66级学生戈卫背起行囊义无反顾地离开他生活了21年的古都西安，与27名同学乘火车，坐渡船，最后步行来到200多公里外秦岭山区的码头村。
怀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情。这群知青迅速投入到生产之中，但不久，他们的理想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这里几乎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用的犁与戈卫在博物馆见的2000年前西汉用的犁没有两样；播种着山外几十年前就淘汰的老品种，耕作粗放无技术可言；生产队连个架子车都没有，人们靠肩挑背扛；一年忙到头，反倒欠下队上的钱粮……
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知青们被动的煎熬着，渴盼着早日回城。话语不多、性格内向的戈卫却与他人想法不同。戈卫祖辈四代与农民不沾边，是书香门第。他父母是西安医科大学教授，优越的家庭生活让他吃惊山里农民的贫困。巨大的反差深深地触动着他。
“码头的群众太可怜了！卖头生猪要几个壮小伙赶着、抬着，过河、穿隧道、翻山梁；没有电，磨面要走十几里山路；紧靠着渭河和清水河，水却引不上来，庄稼收成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这里需要文化、需要知识！”作为知识青年的戈卫内心激情澎湃，他憧憬着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码头村美好的未来。一种崇高的理想在他心中生成：与贫困的码头村群众战天斗地，改变面貌。
1971年，当其他知青争先恐后地复归城市时，戈卫语出惊人地向领导表示：我不走，留在码头当一辈子农民。
不料，想当农民却阻力重重。这阻力并非来自戈卫的家庭。作为新中国神经外科奠基者之一的戈卫父亲戈治理与时任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戈卫母亲都十分开明：“你考虑好，一旦选好这条路，就要走下去！”
这是个没有世俗、功利色彩的知识分子家庭，老教授夫妇对儿子的支持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几十年间，他们多次来到坪头山区，为山民们解除病痛，以至宝鸡卫生局专为戈卫母亲提供一套住房，能让她为妇女们治病和做计划生育手术时住。多少个春节，夫妻俩来到当了农民的儿子身边，与他和乡邻们共度佳节，享受着飘散泥土芳香的天伦之乐。
本人的决心如铁似钢，父母的支持义无反顾。谁能想到，除此之外全是反对声：一部分亲戚朋友、村民善意劝说他农村太苦，不宜呆；真正反对他扎根的竟是坪头公社一些干部，理由是：戈卫有政治野心，想入党，想上大学。这是一个多么奇怪而荒谬的逻辑！
这个农民当定了！倔强的戈卫拗过了不怀好意的当权者，终于如愿成为当时宝鸡县坪头公社码头大队第三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
1975年，戈卫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后，与会12名知青代表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表达着戈卫的心声：“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向大寨青年学习，牢固地树立铁心务农的思想，立志做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这是28岁的戈卫发出的一个必须用一辈子来践行的无比庄重的承诺。如今，他已用39年的生命历程并将继续用未知几何的人生向世人昭示：自己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老知青、新农民。
此后，放在戈卫案头的招工、招干、上大学的各种表格能摞一寸高，他却从不为之所动。1986年后，戈卫担任坪头区工委副书记、坪头乡党委副书记等职，他始终不离开码头村，依旧住在那个连窗户都用牛皮纸钉起来的黑乎乎的知青点。
激情燃烧：科学打造穷村致富的范本
漫长的39年，戈卫在码头村一步一步艰辛地实现着他改变农村的理想。
他先把自己负责的大队科研室的10亩地变成了“试验田”，引进和选育小麦、玉米良种，使昔日广种薄收、2800多亩地产粮只有40多万斤的旧码头村，变为依靠1600多卣地粮食总产达到100多万斤的新码头村。
随后他为村民引进了杜洛克、汉普夏、长白、约克等优良种猪和来航鸡种，不但改变了全村过去“养猪不长肉，养鸡不下蛋”的状况，而且使坪头地区农民普遍受益，连远在百里外的农民也纷纷拉着母猪来配种。当年曾与戈卫一起去农学院买种猪的梁斌老汉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去年养了5头猪，每头猪四五个月就能长到200多斤，共收入4000多元，净赚2000多元。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当年，戈卫从上海引进良种猪的时候，还让这些猪享受了坐飞机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