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叶适在同朱熹、陆九渊的论争中，通过自己的教育实践，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形成特有的学风，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经验的宝库。
(一)学以致用，立的放矢
学以致用是陈亮、叶适等人事功学派教育方法和学风的基本特色。
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教育基本上是教人涵养心性，以求“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目的。理学教育是以自我道德完善为中心的，基本的教育方法是修心养性。
朱熹提倡“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陆九渊更主张直接“体悟本心”，都是着重于做内向的治心工夫。朱熹虽然强调读书穷理，并积累了丰富的读书经验，也因此与陆九渊的为学之道产生严重的分歧，但朱熹常常把读书作为领悟先验之理的桥梁和涵养德性的辅助手段。朱熹和陆九渊的基本教育方法表面上极端对立，实质上是大同小异，或异曲同工的。而陈亮、叶适在教育方法论上同朱、陆的分歧却是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这一点连朱熹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指陈、叶事功学派)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旦无可摸索，自会转来。若功利，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又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清代学者对这一学术思想史上的公案有过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评述。例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序录》中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鴗鴗其间，遂称鼎立。”黄宗义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案语》中曾以亲身体会朱、陆之争有过生动的叙述：“昔先子尝与一友人书：子自负能助朱子排陆子与？亦未曾知朱子之学何如，陆子之学何如也？假令当日鹅湖之会，朱、陆诘难之时，忽有苍头仆子历阶升堂，陆子而殴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将谓朱子喜乎？
不喜乎？定知朱子必将挞而逐之矣。”因此，只有全面了解学术思想史上朱、陆之争及朱、陆与陈、叶之争的不同实质，才能更好地把握陈亮、叶适等事功派学者在教育方法和学风上的特点。
陈亮同叶适在教育方法和学风上也有某些差异，但基本学术方向上可称互为同调，“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实是陈、叶的共同方向。
这正是形成他们教育方法和学风特点的内在因素。
陈亮、叶适都反对朱、陆所提倡的静坐默想、闭门读书、涵养心性、空言道德的内求方法，认为心性之说本是道学家们无根无据的主观臆造，更无补于匡时救世，使学者徒尚空言，不理实事，整日闭目合眼，精神朦胧，消磨才智，虚耗年华。他们坚持向外求索的道路，教诲生徒在实事实学上用功夫，即一切就实事上理会，对当前现实和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成败利钝之迹，以及典章制度，都详加考订，务求能通古今之变，以施于实政。黄宗义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按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这正是陈亮、叶适等人事功学派在教育思想上的共同特点。陈亮认为，古人讲格物致知就是要在事物中考察必然之理、当然之事。他说：“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叶适也认为：“君子不以须臾离物也。夫若是，则知之至者，皆物之验也。
一有不知，是吾不与物皆至也。物之至我，其缓急不相应者，吾格之不诚也。古之圣人其致知之道有至于高远而不可测者，而世遂谓之神矣，而不知其格之者至，则物之所以赴之速且果，是固当然也。”圣人也是由格物，达到一定程度，便掌握了事物必然之理，就能料事如神，并非有先验之理，先见之明。离开实际事物，便无法得到实学，获得真知。
叶适已觉察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明确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思想。他说：“按《洪范》：耳目之官不思而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圣贤。”“耳目”与“思”功能不同，但没有高低主从之分。耳目之官管感性认识，接受外界刺激，“自外入以成其内”；心思管理性认识，对外界刺激进行内部加工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自内出而成于外”。叶适批判了理学家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专以心为宗主”的唯心主义思想，指出：“专以心为宗主，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在叶适看来，在“内外交相成”的认识过程中，耳目之官所实现的感性认识是更为重要的，“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这样，陈亮、叶适从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即认识的来源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上，为事功学派的教育理论奠定了基础。
陈亮、叶适认为，“学以致用”的原则不仅是学习知识、掌握艺能的唯一目的和基本途径，而且是验证知识、巩固艺能的唯一方法和基本原则。陈亮指出：“人才以用而见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他认为，文应当以处世之才为标准，武应当以料敌之智为标准，人的才智运用于实际得到了验证，才算真才智，而不能只从形式上、名义上判断有无才智。叶适也认为，评价人的智识艺能，不只看言论或表面文章，更要看于事功上能否处处见实效，“忠信孝，必修于家，必闻于乡；材智贤能，必见于事，必推于友”。据此，叶适明确提出教育教学必须贯彻“立的放矢”的原则。他说：“昔者人所行之事，与其人所立之论，尚为不远。论立于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后挟弓注矢以从之，故弓矢从的，非的从弓矢也。”这个“的”就是匡时救世、兴功立业。“立的放矢、弓矢从的”
和“无的放矢、的从弓矢”，反映了两种对立的教育教学原则。陈亮、叶适批评朱熹、陆九渊等人都是无的放矢，或令的从弓矢，都是无补于事功，而“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学以致用，立的放矢是陈亮、叶适等人的事功学派教育思想的最显着的特点之一，也是事功学派与理学教育的基本分歧之所在。
(二)刻苦磨炼，不断积累
陈亮、叶适从学以致用的基本原则出发，特别强调后天学习，提倡在实际中锻炼。陈亮针对理学家宣扬气禀有清浊、厚薄之别，人有圣凡之分的说法，提出人才靠锻炼而成，德才靠积累而得。他说：
“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也。”任何人只要坚持在波流中奔进，在利欲万端中历炼，便能德才日进，收到“点铁成金”之效；相反，教人万虑不作，只在骛高远中寻求，反而会“以银为铁”，贻误人材。叶适极力推崇孔子“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和“学而时习之”的思想，并说：
“观孔子所以许颜子者，皆言其学，不专以质。”陈亮、叶适反对朱熹、陆九渊所宣扬的“以道致学”的主张，大力提倡“以学致道”。理学教育家都宣扬：“以道致学”，宣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致之。”叶适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害人殊深。他明确提出“以学致道”。他说：“《书》：‘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言学修而后道积也；《诗》：‘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言学明而后道显也。皆以学致道，而不以道致学。”“以道致学”和“以学致道”反映了两条对立的教育教学的认识路线。朱、陆的“以道致学”代表了先验的唯心主义的路线；陈亮、叶适的“以学致道”，正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路线。
叶适在“以道致学”还是“以学致道”的争论中，进一步指出，理学家坚持“以道致学”，必然导致“内向执心”，而不重“耳目之实”。
他认为：心与耳目功用不同，徒任耳目，或专意执心，也就是学而不思，或思而不学，都是片面的。前者会导致“祖习训故，浅陋相承”，而后者却导致“穿穴性命，虚空自喜”。理学家两种偏向都存在，但基本偏向是夸大“心”的功用，走向“思而不学”的极端，危害极为深重。他说：“按孟子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余论之已详。执心既甚，形质块然，视听废而不行，盖辩士诸子之言心，为心术之害大矣。《洪范》：‘思曰睿，睿作圣’，各守身之一职，与聪明同谓之圣者，以其经纬乎道德仁义之理，流通于事物变化之用，融畅沦浃，卷舒不穷而已。乌有守独(指心)失类(耳目)，超忽砈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而日此心术也哉！”他指出，孟子首开重心性轻耳目之偏，朱、陆专讲正心养性，正是“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陈亮、叶适对自孟子以来在教育教学中夸大心术、轻视耳目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作了一个总批判，指出朱、陆等人将本来就错误的主张进一步夸大，发展到更荒谬的地步。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理学家由夸大心的作用，进一步走向提倡“心悟”、“顿悟”。陈亮、叶适都反对所谓“脱然有悟”，并揭露说：“心悟”、“顿悟”就是由佛学的“禅悟”之说而来的。指出：理学家口头上斥佛，实际保护了佛学，“猥欲强为排斥，而反以中国之学佐佑异端”。陈亮、叶适从学以致用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以学致道”的主张，反对理学家的“以道致学”，又批判了理学家重心思、轻耳目，从而迷信“心悟”、“顿悟”，陷入佛学唯心主义泥潭的错误，为事功学派重耳目之实，重实学实事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陈亮、叶适认为，学问道德全靠后天扎扎实实地“历练”，一点一滴地积累。叶适明确指出：“学非一日之积也”。知识学问是长年累月勤苦学习、不断积累的结果，道德的成长也不能只靠一朝之悟。
叶适说：“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能尽获也。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陈亮、叶适强调重耳目之实，并不否认心思的功用；强调一事一物积累知识、一言一行磨炼德行，并不否认融会贯通。他们认为，经过勤学苦练，增长知识，达到融会贯通、触类旁通，表明认识上的飞跃，这同心悟、顿悟有原则区别。反对心悟、顿悟，并不否认深谋远虑、料事如神和科学预见。陈亮在考察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时，曾对预见性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