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按价值规律办农业，按价值法则同农民打交道，逐步建立农村商品经济的新秩序。粮食和农产品是商品，农业生产是商品生产，领导农业应该按价值规律办事；农民是商品生产者，要按价值法则来同他们打交道。这是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领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验和教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40年来，凡是我们的农村政策符合价值规律，农民就拥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高涨，农业生产就发展；凡是我们的农村政策背离价值规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受到挫伤，农业生产就停滞、徘徊以至倒退。在这10年中，农村的乡镇企业、水产业、水果业是逐年以较高的发展速度递增的。这种现象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不同的，这是因为那时的农村政策是高度统一的，而在这10年中，乡镇企业、水产业、水果业的政策是放开的，在这几个行业中，执行了比较符合价值规律的政策。
当然，要按价值规律办农业，要按价值法则同农民打交道，特别是要在农村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这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要经过一系列改革和发展。就目前来说，最关键的有两个方面，其一，要调整工业、农业的关系。当前粮食、棉花和一些农产品短缺，而工业建设过热，农业再次成为国民经济的短线。国家应该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调整工农业投资的比例，增加农业投资，增强农业的物质基础，这不仅是克服当前农业徘徊的措施，而且也是90年代农业要上两个台阶的基础条件。要增加农业投入，这已是上下一致的看法，中央已经提出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方针。根据历史经验和目前的水平，国家在每年基建投资中，农业投资应达到10%，地方(省、地、县)财政应有20%用于农业，集体和农民的收入中应有30%用于农业建设。其二，要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格20～30%，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15～20%。根据三中全会决定，1979年和1980年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价格。这几年工农产品剪刀差又扩大了，又恢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状况，严重挫伤了农民务农特别是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亟须调整。
第五，重视研究和治理农村社会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过去若干年，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是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既是经济目标，也是社会目标，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小康水平的经济目标，是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小康水平的社会目标应该是社会安定团结、政治清明、民主进步、党风民风正、精神面貌好。整个社会应该是奋发向上的，朝气蓬勃地去实现第三个目标。从世界各发达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由人均400美元发展到1000美元的时期，却又是社会矛盾多，社会变动快，各种社会问题大量出现，社会动荡不安，可能出现社会发展失控、离轨的现象，以致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却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经过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农民生活都有了很多改善，但新的社会矛盾出现了。城乡之间，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先富起来的农民和还不富裕的农民之间，干部群众之间，务家的农民和务工商的农民之间，都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当前，农村中农民群众意见最多的是以下几个问题：农用生产资料紧缺，价格暴涨；粮食和农产品定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太大，农民失利太多；党风不正，官风不正，有些干部只敛钱，不办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克服、缓解和解决，就可能激化为社会冲突。这些孕育着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我们不能等闲视之。所以，我们在实行农村第二步改革的时候，既要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同时也要进行社会方面的改革，在致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发展。引导农村经济、社会健康地协调发展。我们应在农村还不太富裕的条件下，把农村社会组织得更好些，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定、和睦、民主、进步、幸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以加速整个农村发展的历史进程，顺利实现我国农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城镇化、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1989年第2期《改革》)
90年代中国农业面临的任务与展望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了改革，克服了集体经济吃大锅饭的弊端，激励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很快。
从1979～1989年10年间，农业总产值由1697亿元增加到亿元，以可比价格计增长75.25%，平均每年递增5.77%；粮食由33212万吨增加到40745万吨，平均每年递增2.07%；棉花由220.7万吨，增加到379万吨，平均每年递增5.56%；油料由643.5万吨增加到1291万吨，平均每年递增7.21%；糖料由2461.4万吨增加到5793万吨，平均每年递增8.94%；猪、牛、羊肉由1062.4万吨增加到2328万吨，平均每年递增8.16%；水产品由431万吨增加到1148万吨，平均每年递增10.29%。
综观1949年以来的40年，20世纪80年代这10年农业的发展是最好的。但是，这10年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1979～1984年，农业发展比较快，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增长。
1985年粮食、棉花减产，种植业出现了新的徘徊、停滞，经过努力，1989年粮食总产略微超过1984年的最高年产量，但棉花总产还只有1984年最高年产量的61%，油料、糖料也都没有达到历史最高年产量。可是，这几年，人口增加了，工业发展了，对农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所以，农业当前面临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
我国的农业发展正是处在喜忧参半的背景下进入90年代的。
有利的是，农业经过40年的艰苦努力，已经建设起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经过10年来的改革，在农村已经建立了能够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利的是，农业发展仍处在新的徘徊阶段，要突破，要发展，就要找到启动的新动力。
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对我国农业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第一，要求农业保持稳定增长(平均每年增长3～4%)的势头。从1980年算起，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8.43%。按到2000年翻两番计，今后10年平均每年要递增5.9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使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保持适当的比例。在现阶段，我国的农业和工业的速度保持在1∶2左右就比较协调。所以，今后10年，要求工业保持每年递增7～8%，农业平均每年增长3～4%，再加上商业、服务业、公用事业的发展，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实现。
第二，要求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报告，1989年我国总人口为111191万人。专家们预测，到世纪末，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2.8亿人左右。要使城乡人民生活提高到小康水平，每人平均占有800斤粮食、8斤棉花是最起码的要求。那就需要10240亿斤粮食、10240万担棉花。1989年粮食总产8149亿斤，要求再增产2091亿斤，平均每年增产190亿斤，也就是要求粮食总产平均每年递增2.1%；1989年棉花为7580万担，要求再增产2660万担，平均每年增产242万担，也就是要求棉花总产平均每年递增2.8%。
第三，要求农业的科学化、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80年代，我们主要靠改革，调整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活劳动的投入，发挥了60～70年代积累的农业基本建设的作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90年代农业要继续深化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但主要要依靠发展农业生产力。要增加投入与劳动积累，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推广科学技术，调整农业生产和消费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在1980年的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71.68%，牧业占18.42%，渔业占1.71%；1988年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占57.03%，牧业占26.04%，渔业占5.46%，牧渔两项合计占31.5%，比1980年增加11%。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到20世纪末，在农业总产值中牧渔业应提高到40%。1980年农副产品商品率为43.8%，1988年达到51.1%，增加7.3%。到20世纪末，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应提高到60%以上。
第四，要为21世纪的头十年农业继续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要使农业承担起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作用，使农业稳定增长，就必须建设并且形成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80年代农业生产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由于从1981年起大量减少了农业投入，综合生产能力没有相应提高，现在已感到农业后劲不足的严重问题，农田水利、农村能源、道路仓储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用工业体系的建设，农业科技教育、研究与推广的建设，都需要一个较长的建设周期。90年代不仅要弥补80年代吃了老本留下的欠账，而且要为下一个十年的农业发展准备后劲。
以上四个方面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这是我国实现在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所必需的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农业的稳定发展，是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农业所面临的上述任务是必须实现的。那么，农业有没有实现这些任务的条件呢？自1985年农业进入新的徘徊之后，国内国外有不少议论。有人认为：中国是个资源约束型的国家，人口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小农经济的潜力已经耗尽”，“粮食生产已经达到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供给有限，今后“将长期被严重的粮食短缺所困扰”。所以他们提出了今后要长期靠大量进口粮食的主张。这些议论看到了农业发展困难的一面，这无疑是必须正视的，但是由此得出的悲观的结论则是不足取的，因为他们没有同时看到中国农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困难同在。
其一，就耕地来说，有关部门统计，1989年全国耕地总面积为14.35亿亩。但据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多年测算，现在实有耕地为20亿亩，即使到2000年仍将保有19亿亩以上耕地。1989年粮食总产量占世界第一，但亩产只有斤，占世界第十六位，如按实际种植面积计算，亩产只有斤，位次还要低。现在耕地中，2/3是中、低产田，增产潜力还很大。据普查，全国还有宜农成片荒地5亿亩，可垦成农田的约2亿亩，在农区，还有零星闲散荒地约4000多万亩，这是较易开发的，制定相应政策，10年内开发利用5000万亩零星和成片荒地是可能的。我国还有宜林、宜草的荒山、荒坡约18.4亿亩，其中水源、温度条件好，在南方亚热带诸省的荒坡有7700万亩。
花10年功夫，从中开发利用5000万亩用于发展农业，也是可能的。可见，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的回旋余地还很大。
其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利用。1949年以来，我们十分重视以水、肥、土为重点的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建设，到1988年建成大、中、小水库8.28万座，蓄水4503亿立方米，有效灌溉总面积为6.6亿亩。农村用电、农机总动力等基础设施都很可观。今后10年，一方面要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已有基础设施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从各方面增加投入。继续进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再增加1亿亩灌溉面积，那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将是很可观的。
其三，农用工业的潜力。我国已建立起大中小企业相结合、门类比较齐全的农机、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的农用工业体系，1988年年产化肥8，286万吨，农药17.9万吨，大中型拖拉机4.7万台，小型拖拉机133万台，但是还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求，目前每年因缺少化肥、农药、农用薄膜、柴油而造成减产的数量还相当可观。到20世纪末，化肥能生产、供应1.5亿吨，仅此一项就能增产上千亿斤粮食。
其四，农业科技的力量。现在全国有地(市)级以上的农业科研单位1122个，科研人员12.96万人，有1003个县建立了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区乡农技推广站4.5万个，约有50多万农业科技人员在农业第一线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科研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育种、栽培技术、配方施肥、防治病虫害等方面硕果累累，其中，像杂交水稻育种等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各种原因，大量已成熟的适用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推广和应用，如杂交水稻仅为可推广面的45%，杂交玉米也仅为75%，而配方施肥技术只有百分之几。
农业科技的潜力还远没有得到发挥。80年代，科技进步在农业增产中的份额只占30%～40%；90年代，如能提高到50%～60%，农业生产就能跨进一大步。
其五，我国有一支勤劳智慧、有精耕细作传统的农业劳动者队伍，这是任何别国都无可比拟的。1988年统计，农村有劳动力40067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为31456万人。现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集体统一经营和农民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符合目前农村生产力水平，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现在的问题是，大约有30%的村级集体经济，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不能起统一经营的作用，不能对家庭经营起到服务和帮助的作用，影响了农业生产，如果这些农村基层组织经过整顿真心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把统一经营搞起来，做好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那么家庭联产承包制就能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的潜力就能做到充分发挥。
其六，我们目前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完成这个转变，都将使农业产量增加一倍到几倍。当然，这需要有大量的现代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入。
综上所述，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有希望的，没有悲观的理由。
但是，希望毕竟不是现实，要把巨大的潜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需要各方面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关键在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农业政策是否得当。可能有三种政策，也就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