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农民
一变化最大的是农民
改革以来，变化最大的是农民，中国农民获得了一次新的解放。农民在生产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生活上有了更大的自由度。1980年以前，生产队上工下工吹哨子，不准迟到早退；生活上外出要请假、需队长批条子才行，儿媳妇回娘家串门儿都要讲出一个正当的理由。现在完全不同了，生产上愿种什么庄稼没有硬性限制；不愿种地而外出做工跑买卖的，田地可以转包给他人代种；想东南西北的走走看看、旅游一番更是随便得很。从传统观念看，农民是依附于土地、局限于土地的，实际上现在农民比城市工人、比知识分子更能够自由发展。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正是人的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这一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因素的作用，在有力地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巨变。这个了不起的变化不认真注意是不行的。
农业问题也好，农村问题也好，归根结底都是农民问题，现在农村改革关键应把有关农民的政策搞好。过去总认为市场繁荣、粮食增产就行了；而国家要粮食，农民要发财，这个矛盾必须解决。如果不尊重农民的利益，农民没有持久的积极性，那么也就没有持久的增产与繁荣，前几年的粮食徘徊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民变化的深层动因几年前，温州某地有一位青年农民问乡长：你去过北京没有？你去过中南海没有？你没去过我去过，我是弹棉花赚钱弹到那里去的。农民的变化，不仅很多人外观上不再是“土老冒”，职业上不再单纯务农，而且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上都有很大变化。有些农民一个字不识，却能走南闯北，能干出像样的企业，成为十万百万元富翁，你说值不值得研究。只要政策对头，农民群众中蕴藏的生产热情与生产潜力是无穷的，9亿农民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库，需要很好开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推行？乡镇企业为什么能惊人地迅猛发展，因为它们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农民就有了积极性。而有些政策、有些行政命令难以推行，那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考虑农民的利益，因此也就很难变成农民的自觉行动。
在深圳有一个说法：“一等农民不种田，二等农民种菜田，三等农民种粮田”。为什么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下降了。同样是因为没有把利益关系理顺，没有按价值规律办事，有些地方提“学雷锋、种棉花”是难以行得通的。有更高收入的职业吸引农民，他们当然就不会再种田，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嘛。现在农业生产搞得好的地方、人少地多的地方，不一定就富裕安定，往往恰恰相反。广东潮汕地区人均只有四分地，温州地区人均只有五六分地，那里却很富裕。
三农民分化成不同阶层从社会学意义上说，农民的变化表现在发生了阶层分化。过去农民是单一的人民公社社员，现在则分化出不同的层次，如纯粹务农者阶层、乡镇企业职工阶层、乡镇管理者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等等。不同阶层在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所差异。在江苏无锡80%的农民搞乡镇企业，在江阴华西村、天津大邱庄等发达的农村，已经有95%以上的农民不种田。当然农民的分化在不同地区程度不同，但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农业本身是不可能容纳太多劳动力的，农村工业化也是必然趋势。现在就怕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出去，第二、第三产业的容量很大，应该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支持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进城就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农民进城是来寻找生产和生活门路的，他们自己买车票来，有活就干，没活走人，吃苦受累毫不抱怨。有些地方赶他们抓他们是没有道理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研究如何疏导，顺应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
现在的中国农民，是世界农民家族中的特殊群体，尽管实际职业已经有了较大程度的转移与分化，但由于现行户籍制度的规定，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
四既是生产群体又是社会消费群体因为在过去农民是与农业生产、与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就把农民看成生产群体，而忽视了同时作为消费群体和社会群体的农民。这种思想意识延续到现在，仍然在许多方面忽视了农民的存在，许多地方的农民“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重新认识中国农民月耍钱”，因为生活中可供农民选择的东西实在不多。例如电影，反映农村题材的一年有几部？再如电视，全国家庭拥有的电视机总量中，农村已占多数，并且农村的收视率也很高，但是有多少电视节目是为农民制作的？再比如农村教育问题，个别地方出现“学荒”，在不断产生新文盲，我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待遇低，加上一心挂两头(教学加种田)，民办教师很难有积极性。
当然，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主动追求生活的享受与高质量，如组织农民乐队、农民篮球队等，但这些还是个别现象，短期内难以形成大气候，一方面因为解决温饱之后的农民，转而追求精神文化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社区组织的引导。
五有意识地引导农民争取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必然有社会变革与之相适应。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首先是社会主体农民分化成不同阶层，其次是农村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但是相对来说，后者落后于前者，农村社会变革自发性很大，有意识的引导不够，许多基层组织只是换了个名称，而没有适应变化了的农民而变化。
整个说来，社会变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为什么有些地方干群关系恶化了、人际关系复杂了、封建迷信重新出现了？就是因为经济形式变了，而管理手段没有变。在那些管理得比较好的地方，往往是通过乡镇企业等经济组织在起作用。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的农村社会组织太单一，社会稳定应该是多种因素协调作用的结果。农村的许多问题，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问题、文教卫生问题、社会保障与福利问题等，都需要认真研究。
今后的农村改革，经济增长当然还是第一位的，但必须强调要总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全局，保证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像最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在争取农业发展和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争取农村社会面貌有一个新的变化。
总之，我主张研究农民，农民是农村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村一切一切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主体。
(1991年3月《农民日报》
重新认识中国农民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和农民生活质量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由于多种历史原因，绝大部分劳动力至今还集中在农村里。1989年全国有社会劳动力55329万个，其中农村有40939万个，占74%。充分利用这4亿多个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潜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提高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根本途径。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方式不当，是农民生活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体制以后，农村劳动力利用形式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人民公社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劳动力由生产队干部统一领导和调度，生产上实行集体上工，集中劳动，分配上实行评工记分，按工分分配实物和少量现金。农民不能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成果。
第二，劳动力大量集中在农业，农业又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实行“以粮为纲”劳动力就业空间非常狭窄。60年代以后，我国城乡经济几乎在完全分隔的情况下运行。政府运用户籍制度和商品粮凭票证供应等措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所以，在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劳动力却仍大量滞留在农村里。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4237亿元，比年增长15.6倍，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52年为43.1%，到1978年提高到75.2%。但1978年在农村的劳动力仍占全国劳动力的76.3%。就是说，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劳动力并未实现向工业、向城市同步转移，而是大量滞留在农村，滞留在农业上。
从表1可以看到，直到1978年，中国工业已粗具规模，工业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已占3/4的比重，比1952年提高32个百分点，但农村劳动力在全国总劳力中的比重只由88%减少到76.3%，只下降11.7个百分点。这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为什么呢？其一，中国是人口大国，每年新增人口，新增劳力很多，从1952～1978年，平均每年新增人口1491万人，新增劳力747万人，而中国工业化开始实行的是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和农民生活质量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些工厂企业有机构成高，投资大，容纳吸引的劳动力少，从1952～1978年城市和工业平均每年只能吸纳劳力270万人，所以每年全国新增的劳动力，主要还是安置在农村。从表1还可以看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农村劳动力的绝对量还是逐年增加的。其二，我国对城市居民包括工业职工实行的是高福利高补贴的政策，国家财政负担很重，所以，不得不严格限制农业人口转移为非农业人口，限制农民进城。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利用形式又很不合理，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制约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也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1.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严重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业生产长期徘徊1950年以后，全国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无偿分到了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从1952～1957年，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5%。但从1958年全国实行人民公社之后，集体经济统一经营，集中劳动，平均主义分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农业生产长期徘徊。1978年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60%，但同期农村劳动力增加49%，从20566万人增加到30638万人，整整增加了1亿人。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21年只增长7.4%，平均每年只增长0.33%。1958年以后，实行“以粮为纲”的生产方针，农村经济只搞农业，农业只搞种植业，而种植业又主要种粮食，即使这样，1957年平均每个劳动力产粮948公斤，1978年平均每个劳动力产粮995公斤，21年提高47公斤，平均每年增长2.2公斤。形成了8亿农民搞饭吃，但饭还不够吃，衣也不够穿。
2.传统的劳动力利用方式，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工业底子薄，工业化所需资金要靠农业积累，国家通过农业税征收外，主要是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提取，所以农产品价格一直偏低。加上人民公社又严格限制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活动，农村劳动力没有其他就业机会。所有这些，都影响农民的收入水平。1978年，全国农民平均年纯收入133.57元，比1957年的73.1元增加60.47元，21年平均每年只增加2.88元。
这样低的收入，农民的生活质量当然不能改善。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消费粮食248公斤，(其中细粮123公斤)食油2公斤，肉类6.85公斤，布6.04米，都基本上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
这样少的消费品，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而且，这是全国80320万农民的平均状况；还有33.3%的农民年纯收入低于元，这2.67亿农民则处在长期半饥饿状态，生活质量很不好。
3.大量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农业上，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我国幅员广大，但耕地不多，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耕地只占世界总耕地的7%，而且可垦荒地并不多。由于人口的增加，工业化的推进，国家对粮食和农产品的需求逐年增长。20世纪60～70年代实行“以粮为纲”，对农业资源进行掠夺性的经营，相当一部分地区出现了滥垦、滥伐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森林减少，水土流失严重。由于过量采伐，毁林种田，使森林覆盖率从50年代的12.7%到70年代末降为12%。
许多山地坡地失去森林的保护，使水土流失面积大量增加，大量泥沙冲入河流、湖泊和水库，加上大规模的垦殖和围湖造田等活动，全国许多湖泊都缩小或消失了。原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洞庭湖，1954年有3915平方公里水面，1978年只剩2740平方公里，风景秀丽的太湖1969年原有湖泊1066处，水面1250万亩。70年代末只剩下湖泊326处，水面355万亩。着名的新疆罗布泊和河北省的白洋淀到70年代末都相继干涸了。全国内河航运里程，1950年为17.2万公里，1978年缩短为10.8万公里。
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和农民生活质量四川省1958年通航河道有295条，1978年减到只有140条。据中国兰州沙漠研究所报告，我国北方沙漠面积17万平方公里，其中近半个世纪形成的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主要是人为的经济活动不合理所致，其中85%是由于乱垦、过牧和砍樵所造成的，15%是由于水源利用和工矿、交通、乡镇建设不当及沙丘入侵造成的。到1978年，我国8亿多农民集中在农村里，因为经济收入极低，生活能源主要靠烧农作物秸秆，山区、丘陵区农民则还要靠上山砍树和割草作燃料，据统计，每年要烧掉4亿多斤秸秆，还要烧掉约7000万立方米的木材。
二中国农村改革，使农村劳动力利用形式改变，农民生活质量提高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率先由农村改革开始。
农村改革使农村劳动力使用形式主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所有权和经营全分离，农民就得到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原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集中劳动体制改变为家庭分散经营和农民自主劳动，农民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主交换、自主分配和消费，农民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实际上是中国农民的又一次解放。二是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后，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已有农田不够农民耕种，先是国家提倡多种经营，强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继而允许农民从事非农产业，使农民劳动力有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