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又称三代圣王因为上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万民从而誉之曰‘圣王’，至今不已”，三代暴王又因为上诟天侮民，贼杀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这是明确认定天鬼有赏罚废立君主的权力。可见，天子由天选择是可以肯定的。有的学者则认为，天子是由人民共同约定的，主要依据是《墨子·经说》里的“君，臣萌通约也”一条。而依郭沫若解释]，通训为遍，约训为束，通约是总管的意思，全句是说君主是万民的总管。这也是讲得通的。天子虽由天择，但由于天是超自然的力量，实际对天子并无直接的行政约束力，而只是借助天灾，故天子事实上掌握最高行政大权，能否以尚贤为政也就系于天子一身。归根结底，尚贤尚同并举的贤人政治要依赖天子的自我觉悟，这就不免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而易流于专制。
墨子合乎逻辑的贤人政治，在实际操作上具有两面性，这一点墨子显然也意识到了，于是求助于天鬼的权威，为天子制造出宗教的制裁。墨子竭力宣称天贵且智于天子，更以三表法(即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证明了鬼神的存在，言之凿凿，同时赋予天鬼超凡的赏善罚暴的能力，这无疑是悬在王公大人士君子头顶的利剑，时时儆戒他们顺从天志、鬼神之意。天之意是兼爱天下之百姓，“欲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不欲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鬼神所赏的贤是指君臣惠忠、父子兄弟慈孝弟长贞良等，其实都是兼爱之义。天志、明鬼论只是神道设教而已。
天志、明鬼论也透露出墨子借助神秘力量在全社会造成一种约束、激励机制的理想。墨子在强调以天志“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的同时，又强调以天志“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在强调天“欲上之强听治也”的同时，又强调天欲“下之强从事也”。而鬼神既管“吏治官府之不絜廉”，又管“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可见，天鬼赏善罚恶是面向全社会的，王公大人也好，天下万民也罢，为善受赏，为暴当罚。如此一来，既能在社会上产生一种约束力量，阻止人人懈怠，又能产生一种激励力量，劝勉人人为善。
这种思想在非命论中表现得更为直接。非命不是要否认天鬼的人格意志，而是坚决反对“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听天由命的定命论，认为“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是“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非命论好似战斗宣言，更直面宣传个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善则受赏，暴则当罚。这就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旦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势必在社会造成一种“强力从事”的局面：“卿大夫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妇人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纟参不敢怠倦。”这样一种各安其分，各尽其职的社会，正是墨子兼爱原则下兴利除弊，着眼于天下之利的理想社会。因此可以说，天志、明鬼、非命都争取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三者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在理想的社会中，不管是顺从天鬼的意志，还是强力从事，都是兼爱原则向现实的贯彻。
墨子不仅提出了以兼易别的改造方案，提出了落实兼爱的具体举措。提供了改造社会的精神动力，而且还立足于兼爱原则，立足于公利主义，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予以最猛烈的批判。针对大国为争夺土地和人口发动战争，墨子极力非攻，抨击战争消耗大量的物资，减损大量的人口，影响农业生产收获，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是得不偿失的行为；批判战争带来的只是少数国得利而多数国遭受灭亡；批判侵略战争上不中天之利，中不中鬼之利，下不中人之利。墨子揶揄天下君子虽知道偷人桃李、攘人禽畜是亏人自利，是不义，却不知非难亏人愈多的大国攻小国，反而交相称道，真是不知义与不义之辩，明于小不明于大。墨子的非攻是站在被侵略的弱小国家的立场来主持公道的，因此他并不反对正义的反抗侵略的战争，这正是兼爱思想的反映。针对为政者使民劳，籍敛厚，造成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的现实，墨子站在下层民众立场，呼吁王公大人降低生活标准，提出节用之法：“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倡导节约用费，去无用之务。针对厚葬久丧的社会习俗不可以富贫众寡、安危定乱，无补于兴利除害，墨子加以反对，倡导节葬短丧。针对统治者隆礼崇乐，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壮年撞钟鼎，使舞乐之人食必梁肉衣必文]绣的现实，墨子指出这是亏夺民衣食之财，而从上至下沉溺礼乐会忘其职分，不强力从事，有悖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因此极力予以否定。这些都体现了墨子坚决维护群体生存的价值取向，同样是兼爱的反映。
综观墨子的社会思想，呈现出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首先，遵循公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墨子社会改造的措施也好，社会批判的理论也罢，都是以兼爱为中心的，都是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都是致力于谋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都是着眼于群体生存之利，是典型的公利主义。与之相适应，墨子将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统治阶级，既反对其由身份而来的政治特权，又反对其大肆铺张的奢侈生活，更反对其恣意妄为不顾下层民众的政治行为。
其次，坚持面对现实的立论原则。墨子的社会思想紧跟着社会现实问题，既具体地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又相应地开出了墨子自己的药方。墨子正因为不满亏人自利、相互争斗的社会现实，不满各级政治势力的自行其是，不满人事管理上的任人唯亲，而倡导兼爱互利、尚同尚贤；他正是目睹侵略战争的残酷霸道，目睹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而在极力谴责的同时呼吁和平、提倡节用节葬。如此种种，无不体现出墨子的社会思想着眼社会现实、谋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性特征。
再次，反映小生产者的意识残余。墨子毕竟以小生产者起家，这使得它的社会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小生产者意识的印记。墨子倡导尚同与尚贤结合的贤人政治，希望依靠贤能的统治者上行下效，在等级制国家里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理想社会，这与小生产者的意识是吻合的，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的那样：“小生产者是小私有者，他们用手工工具从事个体劳动，进行分散经营，不能形成一个自觉联合的阶级。他们感到自己力量不足，盼望在上面有一个强大而集中的权威来解救和保护他们，把幸福带给他们。”他们“反暴君、奸相、贪官，又渴望明君、贤相、清官出来治理天下，只要社会能保证他们进行和平劳动，过上暖衣饱食生活就心满意足了”。墨子鼓吹天志明鬼，虽然是以自己的思想替换天鬼的意志，但他毕竟崇拜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他的头脑中神鬼的力量是胜过人的力量的，因而才具有威慑力。这是小生产者鬼神意识的外现。此外，墨子主张过苦行僧式的生活，“蔽于用而不知文]”，也无不显示小生产者质朴耐劳，宁愿寒伧不愿放纵的习性。
(三)墨子为推行其社会思想而进行的实践
墨子是一位强调行动的人他曾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在墨子看来，思想主张是必须和切实的行动联系起来的，光说不练，等于空口白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墨子的真正感人之处不在于他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改造社会的理论，而在于他为了推行这套理论付出了种种艰辛的努力。
墨子认为一个人坚守的思想主张就是他的“义”，对他本人而言，为义就是推行自己提出的思想。墨子的弟子治徒娱、县子硕曾问墨子要推行老师的主张最首要的事是什么？墨子回答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曦者曦，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所谓的谈辩是掌握一些语言技艺与人辩论，一方面可以回击来自异己者的挑战，或出动出击，攻人所短，在理论上占据上风；另一方面又可借以扩大影响，吸引门徒。这对推广自己的主张是必不可少的。《墨子·小取》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更将辩论提高到关乎政治的高度。
所谓说书是指正面宣传自己的主张，力图使人服膺，这是使自己的学说深入社会的有效途径。所谓的从事是指直接身体力行，贯彻自己的思想主张。墨子要求弟子们各依所能，致力于实践，而他自己则是三个方面都占了的。墨子的实践是丰富的，也是勤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