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第二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
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请论今事：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愤彼国之不强，亲到英吉利荷兰两国船厂，为工役十余年，尽得其水师轮机驾驶之法，并学其各厂制造；归国之后，诸事丕变，今日遂为四海第一大国。不特此也，暹罗久为法国涎伺，于光绪二十年，与法有衅，行将吞并矣；暹王感愤，国内毅然变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游英国，学水师。去年暹王游欧洲，驾火船、出红海来迎者，即其学成之世子也。
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学，各国敬礼有加，暹罗遂以不亡。上为俄，中为日本，下为暹罗。中国独不能比其中者乎？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谓昔尝遣幼童赴美学习矣，何以无效？曰：失之幼也。又尝遣学生赴英法德学水陆师各艺矣，何以人才不多？
曰：失之使臣监督不措意，又无出身明文也。又尝派京员游历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选也。虽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备时用者矣。若因噎废食之谈，豚蹄篝车之望，此乃祸人家国之邪说，勿听可也。尝考孟子所论圣贤帝王将相，历险难，成功业，其要归不过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于忧患而已。夫受侮而不耻，蹙国而不惧，是不动也。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以效法人为耻，是不忍也。习常蹈故，一唱百和，惮于改作，官无一知，士无一长，工无一技，外不远游，内不立学，是不增益所不能也。无心无性无能，是将死于忧患矣，何生之足云？
设学第三
今年特科之诏下，士气勃然，濯磨兴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当之无愧，上副圣心者，盖不多觏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筹办学堂，为日未久，经费未集，兴办者无多。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游学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
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府县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设大学，县能设中学，尤善。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学堂以万数，国家安得如此之财力以给之？曰：先以书院改为之，学堂所习，皆在诏书科目之内，是书院即学堂也，安用骈枝为？或曰：府县书院经费甚薄，屋宇甚狭，小县尤陋，甚者无之，岂足以养师生，购书器？曰：一县可以善堂之地，赛会演戏之款改为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费改为之。然数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观改为之。今天下寺观，何止数万？都会百余区，大县数十，小县十余，皆有田产，其物业皆由布施而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又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资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废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其学堂之法约有六要。一曰新旧兼学：
《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见已深，难于虚受，不惟见功迟缓，且恐终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是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谅哉言乎！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修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锱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
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则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设之年，断无千万明师。
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门别类，政艺要领，大段已详。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句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
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
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
无事无图，无堂无算，师无不讲之书，徒无不解之义，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则师不劳，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则徒不苦。问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门也，问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将吏，四民百艺，其学无不皆同。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势，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又进则有铁路电线矿山教堂，余书仿此)。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满以后，考其等第，给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
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读之书，则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颁于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则随时修改之。
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修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奖。(亦有义学以教极贫子弟，学生出资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极浅。)来学者既已出费，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自无冻馁，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之内，常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费不仰给予官，亦不尽仰给予绅故也。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费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变科举第八
朱子尝称述当时论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复，须罢三十年科举以为极好。”痛哉斯言也！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钱晓征语)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数十年，文体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今时局日新，而应科举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习者，孔孟之精理，尧舜之治法也。遇讲时务经济者，尤鄙夷排击之以自护其短；故人才益乏，无能为国家扶危御侮者。于是诏设学堂以造明习时务之人才，又开特科以罗之。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已。即有特科之设，然二十年一举，为时过远，岂能坐待？
则仍为八比诗赋小楷而已。救时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齐衣败紫，晋曳苴履，赵文王好剑而士死于相击，越句践好勇而士死于焚舟，从上所好也。两汉经学，实禄利之途欧之。
使乡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以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或曰：若变科举，废时文则人不读《五经》《四书》可乎？于是有献学校贡举私议者曰：变科举者，非废《四书》文也，不专重时文，不讲诗赋小楷之谓也。窃谓今日科举之制，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昔欧阳文忠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其大要曰：“鄙恶乖诞以渐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劳，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其说颇切于今日之情事。欧公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今宜略师其意，拟将今日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进取之；大率如府县考复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假如一省中额八十名者，头场取八百名；额四十名者，头场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额，即先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官制、学校、财赋、兵制、商务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此为西学经济。
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额八十名者二场取二百四十名，额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额，再发榜一次，不取者罢归，取者始准试第三场。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四书》题禁纤巧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发榜如额。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趣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文《五经》文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较之偏重首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谬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而注重尤在末场，犹之府县试皆凭末复以定去取，不愈见《四书》《五经》
之尊哉？惟科举必以生员为基，其学政岁科两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岁科考例先试经古一场，即专以史论时务策两门发题。生员岁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经文。生员科考正场，原系一《四书》文，一策，亦照岁考例改为经文，以免荒经之弊。童试一切照生员，惟将正场第二篇《四书》文改为经文而已。盖生童考试旧章，正与今日所拟科举之法相类；二十年来经古场久已列算学一门，是尤不劳而理者也。
难者曰：主司不能尽通新学，将如之何？曰：应试难，试官易。近年来上海编纂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二十种；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何难之有？且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复阅，何难之有？至外省主考学政，年力多强，诏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讲求时务，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余。乡会试之外，惟殿试临轩发策，典礼至重，自不可废；然可即据以为授职之等差，朝考似为可省。及通籍以后，无论翰苑部曹，一应职官，皆以讲求政治为主。凡考试文艺小楷之事，断断必宜停免，惟当考其职业以为进退，则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虫小技困之于老死矣。难者曰：本朝名臣出于科举者多矣，安见时文之无益？不知登进限于一途，则英雄不能不归于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为时文，非时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应举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八比诗赋为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窃谓议者之说，意救时而事易行，实本明旨特科岁举讲求经济之意而推阐之，因存其说于此。并将朱子论科举之弊，及欧公论三场以渐去留之疏，节录于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贤人君子忧国势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选举之无方，其谋虑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悟焉。
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张之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