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摒弃“忠君”之旧道德，树立“忠国”之新品质。在传统文化需要更新的新旧潮流冲突之际，许多人感到无所适从。针对一些人要一古脑儿地抛弃传统旧道德的思想，孙中山很不以为然，认为“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例如他对传统道德中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态度就是这样，他说：“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但是，孙中山又不是一味地全盘保留，而是有批判地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例如对待“忠”的问题，孙中山就非常反对“忠君”，他对帝王观念深恶痛绝，指陈专制帝王作威，“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所以“忠君”思想一定要除去。但是“忠”的形式却可以保留。他将“忠”的形式中注入新的内容，解释成为一种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他说：我们“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还如他对“仁”的解释，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博爱观可以与仁相沟通，“据余所见，博爱之谓仁”。这时的“仁”，就再不是什么“克己复礼”之类，而成为颇有时代气息的“救世”、“救国”、“救人”等等反外侮争独立的观念了；而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则“军人之仁，目的在于救国”，都反映出这一解释跟现实斗争的需要相联系的特点。
孙中山为了使革命党人能上下一致精诚团结共捣清廷，不惜对“孝”的道德推崇备至，他甚或说道：“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样完全。”他明确表示，要“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孙中山崇尚“孝”的道德，其目的乃在于使革命党人“善服从”，他还列举大量历史上着名人物“善服从”，尽忠心的事迹，也都一再地表示了这一点。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不少确乎属于封建糟粕的东西也便一并地被保留了下来，成为这种文化改造不彻底的一大教训。
在道德问题上，值得提及的还有孙中山将不少旧规范从道德范围扩展到知识的范围，借以振作人心改变精神提高文明层次。例如在“修身”理论上就比较突出。孙中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政治哲学加以肯定，认为“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孙中山在这种体认中，发现了其中能使“人人负国民责任，人人负政治责任”的底蕴，便将其从道德的范围推广到知识的范围，认为现在青年应注意修身，注意从个人做起，并且指出，“诸位新青年便应该学外国人的新文化”，以提高和增进中国人的文明。而如果没有这一修身的功夫，“本国便不能自治”。
其四，批宗法家族主义，立国家民族主义。
孙中山依然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目的出发，认为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宗法意识，只有宗族和家族的观念，而缺少国家和民族意识。由于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所以“一般中国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家”。因此，中国总是一盘散沙，总是四分五裂，从而成为今天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孙中山从这种痛苦的回忆和感受中更加认识到宗法家族主义的危害，所以他能特别强调中国人应该冲出宗法的牢笼，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唯有如此，中国的独立与富强才有希望。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孙中山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不是简单保留和全盘照搬，也不是一概否定和封闭拒斥，而是有着具体的把握的，这构成了孙中山文化重建的选择定势。
这一定势通过三个因素呈现出来。
首先的因素是以顺应世界潮流作为文化追求的目标。这一点，在孙中山是比较自觉的。因为他以进化论为武器来理解人类的历史，从而就比较准确而客观地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例如在当时，孙中山就认为世界历史进入工业时代和民权时代。那么，既然如此，一切与这一时代要求相背离的东西，就不但是落伍的，而且是错误的。中西文化亦是如此观。既然西方文化反映了工业时代的要求和民权时代的追求，那么就应该学习它；相反，中国文化由于只反映农业时代的方式和君权时代的原则，当然就只能摒弃它。孙中山一生都坚定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从不动摇，实际就是从这种对世界潮流的体认出发的。
另一个因素是顾及传统与国情，这成为孙中山进行文化重建的立足点。孙中山在长期的思考与实践中，深感中国与欧美的传统与国情的不同。因此，在文化比较乃至文化选择中，他就特别强调要分清这种差异，而不是只顺应潮流而死搬硬套外国，他指出：“中国几千年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流不同。”既然如此，“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的不同。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这一考虑，在孙中山是非常明确的。原因就在于各国的传统与国情不同，而不能机械套用。在这种分析中，他还注意区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不同，认为对待精神文明的东西尤其不能硬套，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文明，有自己的传统，否则的话，“如果一味的盲目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
第三个因素是必须从现实需要出发，这是孙中山进行文化选择的根本原则所在。孙中山反对从所谓“好”与“坏”
的角度来评判一种独立的文化，对于文化的优缺，他主张一切以对自己是否有用有利为准则。他说过：“大凡一种思想，不能说是好与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还是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合乎全世界的用途便是好，不合全世界的用途便是不好。”例如西方文化，虽然顺应了世界潮流，但有些东西对我们就并非有用，所以不必全学全套；而对于中国传统，有些属于好的东西，对于国人革命有用的东西，仍应当保留，“使古人为我笔记”，“以古人之思想，资今日学问”。这里的取舍标准，就是看是否对我们有用有利。
上述三个因素在孙中山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呈现效能的。例如，如果传统背离了潮流，那么就只能顺应潮流而摒弃传统；如果表现潮流的方式不是中国国情所能接受的，则应当从现实需要出发再创造出新的方式。孙中山的文化选择定势使他在进行文化重建的过程中同时兼顾着多种因素，制约着孙中山文化重建的水平、广度和深度，这是应该加以特别留心的。
三、“民族——民权——民生”的文化模式我们说过，孙与康、梁、严不同，他的文化追求主要表现为文化重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三位一体的结构，就是孙中山文化重建的基本模式。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文化模式，作为整体，当然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它们却各自有自己的独立的内涵和规定。
关于民族主义包含的内容即是民族独立的建设富强国家。民族独立的内容实际即是反满和反帝。早在兴中会的宣言中，孙中山就曾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
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为免奴隶于他”，“特集志士以兴中”。与为救国而改良不同，孙中山最早提出了“种姓革命”的口号，从此揭开反满斗争的序幕。
与历史上一般的反满不同，孙中山的反满斗争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孙中山的反满将满族人民与满族专制贵族加以区分，指出他的反满实质在于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
如他多次告明革命党人：“兄弟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族民族，这话大错。”“民族主义并非是遇到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所以，其二，孙中山的反满就与太平天国的反满有别，也大大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与戒律，而是充满了近代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
这一近代色彩，主要通过孙中山自己对民族主义所作的理论阐明体现出来。在他认为，“民族”概念与“国家”概念不同，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而民族则是由自然力造成的。他分析说，一个民族，可以由五种自然力构成，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孙中山认为，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给一族的人民：而人们谋生的方式不同，就可能造成不同的民族；如果外来民族吸收了我们的语言，并被我们感化，也会同化成一个民族；而大凡相同的民族，大体宗教信仰亦相同；谁能形成一种一统的风俗习惯，也便结成了一种民族。上述的情况，都不是人为的结果，都是不同的自然力造成的。很显然，这种从西方文化社会学中所吸取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解，是不同于传统的“夷夏”理论的，毋宁说它表现了一种关于民族概念的近代理解。
然而，辛亥革命是由爱国走上反满，而不是一下子由爱国走上反帝的。在革命党的各种文件中，明确提出的也只是反满而并非反帝：“倡率义师，殄除外虏，此为上继先人遗志，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复彼政府，还我主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等，革命党人的义愤填膺，无不出自仇满情怀。从民族独立的角度着眼，真正欺压中华民族的当是外国列强，但由于清朝专制不能独立自强，反倒勾结列强，所以反帝必须反满，但这样一来，反倒是反满掩盖了反帝，反帝被单纯地和片面地归结到反满问题上，这给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蒙上了一层狭隘的阴影。以至于当清朝推翻以后，孙中山曾一度以为民族主义即已做成，使真正民族主义的实现，走上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这一教训，在历经失败的现实面前，才被记取。孙中山开始认识到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乃在外强：
现在满室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
勿谓满清已倒，种族革命已告成功，民族主义即可束诸高阁矣。
于是，孙中山从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与希望，开始认识到中国在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实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压迫，进一步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民族主义的方向：帝国主义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的压迫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计也是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还要厉害。
甚至不仅反帝成为民族主义的首要任务，也成为民权与民生问题的首要任务，成为中国建设富强国家的首要任务：
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护本国工业，不为外国侵夺，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得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
因此，不管《实业计划》设计得如何宏大美好，如果离开反对帝国主义的干预和侵略，也都是一纸空文。反帝成为整个文化重建的基本前提。
多年的失败与教训，终于使孙中山认识到，反帝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他站在近代意识的文化观上来理解民族主义，确认争民族独立就是争自由，而努力于民族间的互助互帮，即是平等与博爱。于是他在提出“民族自决”的前提下，又提出“济弱扶倾”的口号和方针。认为，唯有联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铲除列强，“才算是治国平天下”，“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才是“我们民族主义的真精神”。
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追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爱国而反满，从反满而反帝；由民族而民生而建设富强的国家，由追求民生幸福而重新回到反帝的民族问题上来。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其文化重建的模式中，追求民族独立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内容，始终成为无法回避和跳越的首要课题，成为重建文化模式的基本前提。没有民族主义，便谈不上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所以在他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设计中，也就自然带上了这一民族主义的痕迹。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的文化重建真正能在本质上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加以区别的，是他的民权主义而非其他，所以民权主义是孙中山重建的文化模式的核心。
孙中山对民权主义的解释是：
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颠覆君主政论那一方面说，是政治革命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得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作私人的财产。
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
今者由平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凡我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可见，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它直接针对封建专制制度，是由国民的平等的政治权力直接代替传统君主独裁权力的结果，表达了近代的平等原则；其二，它反对了封建皇帝的家天下，而要确立国民的公天下，它不是反复和挑选“君、臣、父、子”秩序的新式样，而是要在政体中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所以它不是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要创建近代性质的民主共和；因此，其三，它不是一般的无足轻重，而是整个中国政治革命的核心和根本。
正因为这些特点，才使得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创建民国的政治革命不同于太平天国那样要重建封建专制，不同于洋务派那样要维护传统纲常，也不同于戊戌志士要保留封建君主。从而表现出民权主义的推翻帝制的划时代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