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
所以，面对东西文化的冲突和对立，根本就不是什么调和的问题，因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李大钊接着满怀忧患地敬告国人说：“苟不将静止的精神根本扫荡其结果必蹈于自杀。”从个人本位主义的根本立场和标准出发，从截然两分的对立视角中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把握，终于使李大钊认清了西方高于优于中国文化，从而亦得出了为要使民族能够复活，必须将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扫荡”的结论。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根本扫荡”，在五四时代所谓“世道人心”成为争论焦点的时候，自然又被集中在对传统道德的“根本扫荡”上。但是与陈独秀等不同，李大钊不是一般地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而是通过对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内容是否永恒、道德有无新旧之分以及道德与物质生活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阐发，将反对传统道德的根据确立在历史规律之基础上，这是他比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中一般人更深刻的所在。这些分析，被李大钊自己归纳如下：
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本能是随着那种动物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要求有所差异，断断不是什么神明的赏赐物。人类正不必以万物之灵自高，亦不必以有道德心自夸。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
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命运和价值，那就成为旧道德了。这所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
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由这一认识出发，在李大钊的眼里，传统的孔子思想和孔子主义，就只是糟粕，没有精华，只是坏，没有好，“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
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年余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而是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但是，现在的情况则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它要让位于近代的工业经济世界经济了，那么，以它为根基的孔子主义还有存在的历史合理性么？因此，彻底地摧毁孔门学说和埋葬孔子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阻碍的历史潮流了。李大钊展望式地指出：
“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毁粉碎了。”
既然如此，难道传统的文化-道德还有同西方近代文明相调和的余地吗？代表近代文明(工商文明)的新思想还有和标志传统文明(家族文明)的旧思想相调和的余地吗？
没有，显然是一点也没有了——这就是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代“五四”文化健将们的最终结论。李大钊高屋建瓴，曾概括说，“五四”文化进步的思潮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的运动，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和推翻孔子主义的运动。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大家族制已不能维持，现在又有自由主义、个性主义伴随新经济因素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和国民的心中，传统的文化已经行将彻底地破灭了。经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其特有革命者的激情，果敢地选择彻底地反传统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并且在他们的鼓荡推助之下，使五四文化选择迅速构成彻底反传统的取舍定势，这一定势后来经过全盘西化者胡适和致力于国民性批判的鲁迅等人的补充和发展，遂形成五四文化选择的宏观格局。
胡适与全盘西化论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影响和哺育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从康、梁到孙、章再到陈、李，莫不如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直接成为人们观察天下大势和民族命运的有效工具，走在启蒙大道上的中国人，信奉它、推崇它、照着它的昭示去创造新生活，选择新文化。
胡适作为“五四”主要人物，当然也直接受到进化论的开导，“胡适”的取名，也与之不无干系，反映了他早年的思想倾向。
也同样，接受了进化论的中国人，又大都从中国当时黑暗的政治和积弱的现实出发，大大加深了对进化论的信奉，从而强化了人们对世界潮流的确认，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文化有效性的辨识。胡适正是如此，几乎在他还未完全成年(仅十五岁)的时候，这些感触和理解就已经萌发了：
印第安人，人也；亚利安人，人也；而何以一则蒸蒸日上，而一则澌灭以尽也？呜乎！人种之关系天演者有若是者。高丽、暹罗、安南、缅甸、印度皆国也；日本、法兰西、英吉利亦国也；而何以一为主国，一为藩属也呜乎！天演之关系于国家者又若此者。”“今日之世界，一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黑铁耳，赤血耳。又曰，法律者，对于平等之国而生者也。呜乎！吾国民闻之，其有投袂奋兴者乎！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仿，学不能竞也。国债垒垒，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灭演潮流之中，既不是以赤血黑铁与他族角逐，又不能折冲撙组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渐渍以底于灭亡亦难矣。呜乎！吾国民其有闻而投袂奋兴者乎？
这不仅是愤懑与不平，它是觉悟与反省。近代的世界已是竞争进化的世界，如果仍然自甘愚弱，那就只有被淘汰的命运。前车之覆，已可明鉴，难道中国还能无视天下大势么？
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正是有了这样的反省与觉悟，胡适才对西方化有了更强烈的向往。胡适曾赴美学农学文，目的正为了“救国”。但是，愚昧黑暗的国家又从何救起呢？胡适的结论是：
我们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劣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
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
所以，不是表面的黑暗政治，而是背后的思想文化，是中国缺乏竞争能力从而大有被淘汰危险的原因。这样，救中国就与改造传统文化自然地连接起来了。胡适从美返国后，曾立誓说20年不谈政治，也正是要从“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别的，就是以时代激流作为标尺，去反省中国传统，从而建立起适应时代的新文化。在胡适的心目中，这个时代激流，是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所以，在这里，改造传统，西方文化也就成了坐标参照系。于是就有了“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化，主张个性解放，女性解放总之是要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主宰一切胡适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健将们一样，全然操的是西洋的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向传统发起了全面的讨伐和批判。
这些批判和讨伐性的文字的确不少，但对于把握胡适中西文化观的更典型的文字恐怕要数《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了。
要不要学习西方，在经过了戊戌和辛亥以后，至“五四”时代，已不成为文化的焦点所在了。但是，究竟需要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什么东西呢？这时有人杜撰提出西方文明是物质的，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怪论，以期企图阻挠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达到维护中国传统的目的。显然，这是调和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针对这种论调，胡适专门着文，系统地陈述了他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看法和态度。胡适指出，凡一种文明的造成，必有两个因子：一是物质的，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与质料，一是精神的，包括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物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正因为“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所以，那种认为西方文明是偏重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而东方文明才是偏重精神上的见解是“含有灵肉冲突的成见”，因而是“错误的成见”。胡适从这种物质精神统一论的角度看问题，指出，“我们可以大胆地宣言：西洋近代文明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的要求。我们还可以大胆进一步说：西洋近代文明能够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在这一方面看来，西洋近代文明绝非唯物的，乃是理想的(Idealistic)，乃是精神的(Spiritual)”。
既然如此，那么西洋文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呢？换言之，它究竟有什么特色呢？
胡适确认，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第三，所以衰病是一种罪恶。显然，这是人本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出发，胡适从中西文化的比较角度，论述和阐明了西洋文明的特色所在。胡适认为，“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只有真理可以使你打破你的环境里的一切束缚”，“使你天不怕，地不怕，堂堂地做一个人”，所以，“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但是，“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想满足他，并且常想裁制他，断绝他”。东方古圣人“劝人要‘无知’，要‘绝圣弃智’，要‘断思惟’，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畏难和懒惰。
东方文明要人“静坐澄心”，“不思不虑”，“物来顺应”，“是欺自欺人狂语，这是人类的夸大狂”。两相比较，“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寻救真理”。
胡适认为，东西文化根本不同之点还体现在道德和宗教方面。关于宗教，胡适指出，西洋文明虽然不曾与传统旧宗教完全脱离关系，但却自成一个新宗教。这个新宗教，有三个显着的特点，即第一是它的“理智化”，第二是它的“人化”，第三是它的“社会化的道德”。这些特点使它与旧宗教严格区别开来。
什么是它的“理智化”？胡适指出：“科学的发达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使人们求知的方法更精密了，评判的能力也更进步了，所以旧宗教的迷信部分渐渐被淘汰到最低限度，渐渐地连那最低限度的信仰——上帝的存在与灵魂的不灭——也发生疑问了”。这一过程，就是宗教的“理智化”。
“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Faith)，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禁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显然，以前的宗教文化是只靠信仰，只信上帝和鬼神，可是现代宗教文化不同了，它不再依赖信仰，而是相信科学了。这种信上帝与信科学的分歧，正是人的神化与神的理性化的变动，表现出西方近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什么是它的“人化”？
“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使他渐渐增加对于自己的信仰心，渐渐把向来信天安命的心理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这就是“现代人化的宗教”。这种人化的宗教认为，“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戡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很显然，按照胡适的阐释，西方近世宗教的人化实质，即在于由信仰神、上帝到信任人自身，不再是上帝的永在、神仙的不死和灵魂的不灭，以前的一切虚妄都已过时，唯有人格的尊严、人权的神圣和人性的充实才是最可靠的，从而也才是最值得维护和扞卫的。这正是世俗的人本主义的精神所在，它构成西方近世文化的特色之一。
而更饶有兴味的，大概要算胡适对西方近世道德和宗教的“社会化”的分析。梁启超在分析道德问题时，曾将其分成“私德”与“公德”，“私德”谓注重个体自我修养的道德，而“公德”谓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即公共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