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五四”思潮的反传统主义获得了整体的含义，是指这一思潮不再只从量上去划分文化的好坏优劣，而是着重从质上对其文化形态作出理解和判定；不再从具体的某一方面的作用去批判传统，而主要着眼于从其文化系统的整体功能上去否定之。十分明显，虽然“五四”思潮也有对中西文化进行“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的简单归纳的抽象理解，但是，总的来说，“五四”思潮的这一看似抽象笼统的判定实质上是在一个整体意义上进行的。人们更多地看到，“五四”的文化闯将已经不再一般地推崇进化论，而是将其置放在人类文明史的具体演进过程中加以理解。于是，人类的文明历史就展现为一个由不同的历史阶段组成并且依次演化前进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农业阶段和工业阶段，在农业阶段产生的是农业文化文明，在工业阶段上，形成的是工业文化和文明。从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也就不仅是类型和趋向上的不同；而更本质地表现为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事物的性质意义上的，而不是类型上的。陈独秀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家族宗法本位特征，去比较中西文化的异质，李大钊用物质生活的演进来确立中西文化相别的时代特征，胡适强调的是“科学”与“实证”，来揭发传统理学的虚妄和凶残，鲁迅则通过高扬主体意志和个性主义去揭发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等等，都说明他们的全面地反传统，是从传统文化的过时性和落伍性上切入的。因而，这种反传统，就自然不可能是部分的和有保留的，“部分的”和“有保留的”，都是量的概念，从质上看，它们都已经过时了，是行将灭亡的东西，由此，也才有“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的重新估价一切的呼声和追求，这正是“五四”进步文化思潮从整体上反传统的根本标志。
“五四”的确强调极端，走向了片面。但是，唯有片面，才有深刻。“五四”思潮正是在全面地反传统主义的追求中获得了自己作为文化选择的崭新的历史深度。
首先是时代的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胞物与”
的“天人合一”之一体概念和“物极必反”的循环观念，从来就没有“时代”的概念。所以，历史发展的上升格局和阶段特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是格格不入的。近代以来，天下大势的急变，首先使中国人感受到的是中外的差迟与不同，由此产生的是对中西文化的优劣差距的承认，但却不能获得对其时代含义上的把握。洋务以降，中国人渐受进化论的启蒙，才逐步走出了历史循环的天井，但这并不就是确认了文化的时代特征。孙中山曾经着力对世界潮流的体认和追随，但由于其文化选择走在政治使命的小道上，所以在广阔的视野里和深层的价值系统中去对文化作时代性的反省便无法提到日程。“五四”则不同了，它直接地和最敏锐地感受到的首先便是时代性的课题；中西文化之间的区别不再是各有什么具体的不同特点，而是在本质上体现出一种时代性的对抗。在这里，时代性具有自己的特定含义，其一是人类各民族的发展道路虽各不同，但在天各一方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是人类一体发展的普遍联系，是人类统一演进的运行机制；人类和世界一样，都是一元的。其二是，在人类统一性的制约下，各个民族都要走上一定的历史阶段，任何民族都不可避免。其三是，在人类的任何一个特定发展阶段上，都有着统一的内容和目标，有着自己的统一阶段特征，相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这些内容、目标和特征，都是不能超越的。所以，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不存在什么“国不国”
(陈独秀语)的问题，关键在于“粹不粹”，即在于是否反映出了时代的特征和要求。现在西方已经率先走上了近代文明的道路从而为全人类都做出了榜样，难道唯独中国能够无视一元的文化观而拒绝接受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近代文明的洗礼和引导吗？“五四”思潮正是在这种对人类文化的一元论的理解中表达了对时代性的执着和追求，而他们的彻底地反传统，也就正反映出他们是以时代性为价值尺度和坐标系统的。“五四”之深刻之处，正在于它以毫不含混的姿态表达了这一价值追求。而没有这一条又将意味着中国仍然要滞迟在世界一体化的轨道之上，所以，是“五四”才第一次在文化的含义上标志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理性自觉。
其次是个体人的觉醒。“五四”思潮打出的旗号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但是，从本质上讲，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而科学则属于一种对待社会尤其是自然的态度和方法。然而如果我们细察“五四”文化思潮的价值目标，便会发现，虽然这一思潮在很多的意义上和问题上都涉及了民主与科学，但是，从根本上说来，却又不仅仅是这些，反而是更深层的自由问题成为这一思潮的内在要求。请再阅读一下“五四”文化闯将写下的文字吧。陈独秀、李大钊那么坚决地揭露传统家族宗法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那么彻底地批判传统的伦理道德，不正是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摧残人性压抑个性的反抗么？胡适反复地痛切地揭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揭发理学的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岂不正在于肯定人性的正当欲望和要求么？
而他一再推崇西方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难道不也正是要肯定人性中“不知足”的正当权利么？鲁迅在那让人猛醒，叫人沉重，又使人振作的国民性批判的文字中，难道不是从正面将个性主义崇尚得一清二楚么？难道不是又从反面暴露了传统文化“把人不当人”、“使人从来就没有获得做人的价格”的吃人本质么？从当时整个社会比较敏感的知识分子层的行为中，即从这些形形色色、男男女女的青年的叛离家庭、抗拒婚姻、要求独立、渴望独立、渴望自主的行动中，人们不也正是感受到的一种个性解放的思潮么？所以，从实际发生着的“五四”思潮的本质上看，反倒不是他们自己标榜的民主与科学，而是更为深刻的个体的自由问题，成了这一思潮追求的内在价值目标。不是社会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制度和经济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是“五四”关怀的重要领域)，而是人的问题，是个体的人的问题，是个体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才是“五四”思潮的时代含义所揭示的真正内容。以人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为什么成为“五四”时期最令人瞩目的繁荣领域，实际上都跟这一思潮的内在价值追求相联系。而那么多热忱的青年，为什么会在大变革时代倍感迷茫、孤独、痛苦和酸楚，其实又正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五四”思潮表达的个体人觉醒过程中生命本能的不安、躁动和冲动。从个性的觉醒历程角度看问题，这一切都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所以会用片面的极端的方式全面地反传统，正由于传统对人的压抑和摧残太久了，现在突然的猛醒过程要即刻地摆脱它所致。传统是什么？它作为“想做奴隶而不能的时代”和“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遗留惟一的目标就是“把人不当人”，难道还有必要依恋这导致“吃人”和招致“被人吃”的传统么？
“五四”思潮直率地将个体人的自由课题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成为人们重估一切价值的崭新标准，确证的是“五四”思潮的时代性要表达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质性内容。
“五四”的确是人的重新觉醒的时代，其所以说是“重新”，原因是它在中国文化上属于第二次。第一次是先秦时代。以孔子的“仁-礼”基线结构为核心的儒学体系的确立为标志，中国文化从此结束了英雄崇拜和神灵崇拜的宗教神学时代，使民族文化从天上回到人间，回到了人自身，表达了中国文化在价值追求上的首次人的觉醒，从此也确立了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然而，这次人的觉醒是一种“社会人”的觉醒，是相对于神的统摄而言的。孔家儒学通过仁礼的规范，将一切都伦理化了，人在整个宇宙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至尊的地位。在这里，值得推崇的是普遍化和伦理化了的人，至于个体的人是无关紧要的。个体的人在“君臣父子”的层层规约下失去了自己的存在价值，礼的要求使每个个体的人都只有在他是一种共性的伦理化的存在时才有意义。所以，这种“人”是“社会人”，而不是一种“个体人”，从神学到人学，表达的是“社会人”的觉醒，这是先秦时代中国文化人的觉醒的内容。“五四”则不同，“社会人”的无限发展使“个体人”的本性备受摧残，在现代化的时代性要求的比照下，“五四”思潮深切地感到“个性”的压抑结果实质是仍然把人不当人，所以在这里，“五四”表达的人的觉醒是一种“个体人”的觉醒。从先秦时代的伦理至上(专制主义的文化特征之一)的“社会人”
的觉醒，到“五四”时代的人权至上的也是法治至上的“个体人”的觉醒，是一种内在的觉醒，因而也是一种真正的觉醒，它预示着整个民族开始走向全然不同于古代文明的崭新文明境地。也许正基于此，所以每当现代人回首“五四”文化指向外，总是那么让人倍感亲切和动人心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