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办的现代机器工厂企业，比外国办的晚了十年，是1860以后由清廷洋务派官僚搞起来的。当时首先搞起来的，是军事工业。从1862年到1970年，他们先后在安庆、苏州、上海、南京、天津、福州等地，兴办了制造军火和军用航舶的工厂。从1870年到1890年，全国许多省份如陕西、甘肃、广东、福建、山东、湖南、四川、吉林、山西、台湾、云南、湖北等，都先后创办了机器局、制作局、设立军火工厂。这些都是清政府的“官办企业”。这些“官办企业”，从创办目的看，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同时也为了抵御外侮，即所谓“自强”，但在实际上，只是起到了镇压人民的作用，而御外则属空谈，正如李鸿章自认的那样：“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这种官办军事工业，一开始就具有与一般资本主义工业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它的高度垄断性。由于这种企业创办目的是镇压人民，当然清廷就不会允许私人去办，而只能是官办即由政府独家经营；其次是它的买办性。这不仅表现在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这些洋务大官僚的买办身份，而且这些企业在承办管理方面许多都是洋人直接负责。不仅如此，就是所用原料也都大多来自外国。由于外国侵略者并不允许中国制造精良武器，所以各厂设备原料便一概陈旧落后。在上述特点制约下，即使由政府官办，军事工业也难以真正发展。
洋务派在建立军事工业之后，紧接着又创办了一系列商品性的民用工业。这就是洋务派标榜的所谓“求富”为中心的民用工业。以所谓“自强”为中心的军事工业和以所谓“求富”为中心的民用工业，这两者构成了洋务运动的新政的主要内容。
这种以“求富”为中心的民用工业，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的，开始主要有二十多家，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和纺织业等。它的形式是“官督商办”
和“官商合办”。所谓“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是“官”与“商”的结合体，但事实上，“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刘坤一：《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
第一册，第203页)。这说明“官”和“商”在企业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而作为封建国家政权代表的“官”却处于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决定企业性质的决定力量。这类企业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而属于同封建国家政权相结合的官僚资本主义范畴。
在“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中，商人的命运往往是：“官”愈富，“而商人愈困”，入股商人所遇到的不是“利之无几”局面，就是“股本耗折”的悲剧。所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并不是发展民族资本的必由之路，而恰恰是民族资本发展的羁绊。洋务派曾为某些“官督商办”企业争得专利权。这些所谓专利权，实行上是依靠封建权势，假“泰西通例”之名，以行封建式垄断之实。这种防止“他人争衡”的垄断特权，对于“官督商办”
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但是，对于民族资本来说，却显然是一条束缚其手脚的绳索。当时享有垄断特权的企业部门，均为市场广阔、利润优厚的部门，如纺织、航运等，许多私人资本渴望投资但因碍于专利而不可得。由于轮船招商局有“五十年内只许华商附股”的规定，致使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竟没有一家华商轮船公司出现。由于李鸿章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请得十年专利，所以从1882～1891年间中国没有出现一家私人资本的棉纺织厂。李鸿章声称给予官督商办专利权是为了防止“外人争利”，但事实证明，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它只能削弱中国抵制洋商的力量，而无法约束持有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外国侵略者。
上述这种“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就是中国官僚买办资本雏形。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控制了这类企业，又新建了一些工厂企业，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有所发展。1927年以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资本逐步形成。在抗日战争期间，官僚资本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到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近代工业资本总额中，官僚资本约占70%。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的工业资本在整个工业中居于垄断的地位。
由洋务运动奠定下格局的中国自身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由此呈现出自己的独特之处：第一，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大生产的发展路径-简单协作-手工工场-产业革命不同，中国的机器大生产的出现并不是自身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壮大，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结果。它是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下，在19世纪70年代后，一部分开始对新式企业的投资感到兴趣的官僚、买办、商人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第二，中国工业企业最初并不是由私人资本家经营，而是由清朝政府经营，其企业由于得到官方的操纵和支持，得到外资的扶持，具有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从而具有高度的买办性和垄断性，这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状况极不相同的；第三，由于这类企业的生产目的主要不是发展经济以满足社会需要，而是为了巩固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地位和镇压人民，因而军火生产始终走在前列，这与欧洲注重一般的商品生产大相径庭。所以，这样一来，中国工厂企业门类的发展顺序就呈现出如下情形：军火工业→官督商办或合办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以轻工业为主的私人工业。
在这样的格局和特点制约下，中国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就不但难以正常发展而且十分脆弱。中国原有的工场手工业，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虽然力求免遭破产，但确实难以发展，而中国私人资本经营的现代机器工业，是一部分手里握有资金的官僚、买办、商人从外国进口机器创办起来的。
在1870年到1890年间，这种私资经营的现代工业企业为数还很少。当时这类企业，多数办在上海，总数不过50家，主要投资在缫丝、轧花、火柴、轮胎修理、印刷出版、粮食加工等行业。在其他沿海重要通商口岸和内地的一些大城市，也有极少数这类企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私资办厂有一个发展。从1895年到1900年，全国各地新办的私人资本经营的工矿企业，创办时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有104个，资本总额为2300万元，主要投资在采矿、纺织、缫丝、食品加工、酿酒、榨油、轧花等行业。1900年以后，私人投资建厂，趋于低落。1905年以后，受日俄战争的影响，又有一些发展。1912年至1919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乘机得到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据估计，从1912～1919年，中国新建的近代工业厂矿多达4270多个，投资近9500万元，加上扩建和新增资本的投资，总额达到1.3亿元。这八年的工业投资和建厂速度，超过了辛亥革命前五年的速度。不仅纺织、卷烟、造纸、制糖、食品加工等轻工业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重工业部门也有发展。一些着名的采矿、钢铁工业企业，就是在这个期间建立的。可惜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的外资重新入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又遭到沉重的打击。此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一直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挣扎。抗日战争胜利后，税赋加重，美货倾销，恶性通货膨胀，迫使大部分私营工厂停工倒闭，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濒临绝境。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在工业所有制结构方面表现出三种态势：第一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业的垄断性，同时又形成中国工业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第二是中国工业兴起的特殊路径造成官僚资本对中国工业的垄断性，愈往前发展，它愈成为中国工业的主要形式；第三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和封建主义的压制和阻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难以自由成长，使其长期处于停滞和衰落状态，它始终不能成为中国工业经济的主要形式。
于是，中国近代工业所有制结构呈现出畸形化趋势：
中国近代历史上，为实现工业化文明而兴起的三大运动，虽然在各自的动机和目的、方法与政策上都存在有各自的区别，但是，它们谋求实现工业化文化的总方式却是一致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也许洋务运动在这一点上显得十分外在，而这一方式在它们的实践上并不很明显，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却明确地亮出了这一旗帜。然而结果证明：这种方式行不通。
三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工业化文明运动的基础性内容。但事实证明，它所导致的并不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独立发展，恰恰相反，它以工业所有制结构的畸形化发展态势证明了，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成长和发展。近代工业的历史和近代工业化运动的历史，没有给中国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并不能使封建的中国尽快摆脱自身的羁绊而走向现代化，历史要求中国新领导力量重新进行选择，以谋求实现工业文明的新方式。
所以，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历史并不是没有给它提供为中国作出贡献的机会。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社会新起的领导者，国民党从理论到实践上，都没有着力于谋求实现工业文明的这一新方式从而实现历史的新的突破。相反的是，国民党一上台便在政治上加紧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和对封建主义的依靠，并一再利用政治上的权势地位在经济上实行掠夺和垄断，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官僚统治集团，很快在抗战以后使他们的官僚资本在整个中国工业资本总额中占到80%以上。这种工业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畸形发展，使中国近代工业本来就存在着的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和极端落后性特点更加突出。一方面，工业部门的结构进一步畸形化了。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看，轻工业的比重高，重工业的比重低。据统计，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146亿元，其中轻工业产值103亿元，占73.6%，而重工业产值仅有37亿元，占26.4%。从生产资料工业和消费资料工业的关系看，消费资料工业的比重高，生产资料工业的比重低。据巫宝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书提供的统计资料估算，在1933年的工业(包括制造业和矿冶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不到30%。另据统计，1949年以纺织和食品为主的消费资料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
而在生产资料工业的内部，矿冶业的比重大，机器制造业的比重极小。如果只从民族资本工业方面讲，问题就更加突出。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消费品工业产值占81.5%，生产资料工业的产值只占18.5%。而所谓的机器制造业，主要的实际上是装配修理业。这种工业结构的畸形化表明，中国近代工业主要是一些原材料加工服务工业而不是作为现代工业技术基础的机器制造工业；这种工业结构，由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从而造成从技术、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不能形成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布局也进一步畸形化。全国以上的工业偏集于占国土不到20%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而沿海工业的绝大部分又聚集于上海、天津、青岛、广州、辽宁中南部以及江苏南部的少数城市。广大内地特别是边疆地区，则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占国土45%的西北和内蒙广大地区，当时工业产值仅占全国3%；面积占国土的四川、云南、贵州和西藏，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6%。而且这些工业，又大多以手工劳动为主。西部广阔地区，不仅没有铁路，公路也少得可怜，不少地区处于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即使在工业集中的地区，不仅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之间脱节，而且各个工业部门内部的各个生产环节之间也是脱节的。这种工业布局是在各个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各个城市和地域之间缺乏经济上的内在有机联系，事实上造成了中国工业结构的孤立性和分散性，形不成独立的工业体系。
这种不独立的工业体系，就丧失了自己进步的动因，加之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和束缚，便使中国近代工业始终处在极端落后的停滞状态。这一点，表明，中国近代工业主要产品量，不但在最好年份，它的数量很少，而且到1949年，除极个别产品外，都大大下降了，其下降幅度，最低的也有14.6%，最高的竟达到82.9%。假若我们把这些情况与发达的美国和不发达的印度比，那么中国近代工业的极端落后状态和停滞状态便愈益彰明。
所显示的中国工业同类产品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乃至两千多倍，而且低于印度许多倍，它说明中国近代工业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的美国，而且也落后于不发达的印度。不仅如此，如果加上人口的因素，那么中国落后状况便更可想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和民众对工业品的需求当然无法满足。中国近代的工业发展，经由洋务运动开其端，历时一百余年，终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陷入难以发展的绝境。
与中国近代工业陷入绝境相适应，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亦日益陷入崩毁破产的境地。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使他们把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向中国市场倾销成为可能和事实。官僚买办的双重身份和特殊地位使他们进一步将农业土地垄断集中起来。而新起的军阀政府和官僚政府则为了摆脱自己的经济困境，又必然对农村通过苛捐杂税和高利贷进行掠夺。于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陷入破产危机之中。这种破产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金融的枯竭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流入农村的现金大为减少。在帝国主义打击下，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不仅输出减退，而且价格下跌，农村由此大大减少了现金收入。与此相反，从农村流出的现金却大为增加。
由于美帝国主义高价收购白银，仅1934年一年内，由农村流到上海的白银就达7000万元之巨。国民党政府竭泽而渔的财政搜刮以及官僚地主压榨得来的大量财富流往城市也使农村现金减少。这些因素汇总起来，就造成城市金融大量集中和农村金融枯竭。1934年6月，上海各银行总额达58000万元，而农村则“银币和铜元几乎是断绝了踪迹”。
有些地区达到了往往整个乡村贫苦农民连两角钱都找不到的程度。农村金融的匮乏，导致高利贷更加猖獗，盘剥更加残酷，农民更加贫困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