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观念模式的另一个要素是简单化方法论。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机械一维特征。所谓机械一维特征的实质就是思维的直线性、单一性。它把世界的发展变化不仅看成是一个机械的工程，而且将其看成是单一的过程。于是，对于作为事物发展结果的原因的理解，被认为只有一个，即在诸多的意见、主张、办法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而对于事物的判定，则变成了好与坏的简单的绝对划分。其二是权力真理原则。这种真理认定原则认为，谁拥有权力，谁就有真理，权力越大，真理越多。这样，真理的判定问题很自然地被简单化了。在这里，没有实践的位置，不需要千百万天下实践着的人的认可，真理的标准成了仅仅因为其握有权力的个别人的专利品。其三是无反馈认识结构，也可称为单向认识结构。它的特征是将主体与客体相割裂，不是从主体对客体的主动反映中产生认识，从而也不受客体的验证，恰恰相反，它是从主体的想象出发，或者从某些所谓的原则和观念出发去形成认识、判断和决策，然后强迫客体去接受。这样，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不但形不成主客体之间的反馈系统，而且连主体反映的实在性也丢掉了。
简单化方法论所包含的机械一维特征、权力真理原则和无反馈认识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它对事物进行把握时，不是从对象出发，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不顾千变万化生动丰富的具体事物的实际情况，而是从某种需要出发，这样一来，事物的复杂具体性不见了，世界被简单地歪曲了，所以这种方法具有反客观的性质。
僵化观念模式的第三个要素是政治化价值观，这具体展开为三种具体规范。其一是敬畏性心理原则，其二是表现型行为准则，其三是政治性评价标准。三种规范的综合，形成了政治化的价值观。应该明确的是，这里的政治，是专指那种脱离了经济、业务和革命者正确的修养的政治原则、态度和观点；十年动乱期间，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正是这种政治的典型标志。它是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四化是最大的政治”等等根本不同。
政治化价值观要求人们在行为之前先进行一番敬畏性的心理估量，从而敬畏便成为他的行为的心理原则。在这里，敬畏决不是指怕事情办得违反客观规律，也不是指怕违反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敬畏在这里有它的专门含义，它是专指上边的某种意志和某种原则决不可违反。于是，在上述情况下，就形成一种表现型行为准则。所谓表现型行为准则，是指人在行为的时候，主要的不是因为他所要干的事物是正确的才要干，而主要的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状态(诸如思想觉悟、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等等)。所以这种行为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的和自愿的，而是一种表现，是一种为了证明自己的表现。所以，就行为本身而言，常常被理解为一种政治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就缺乏应有的自主性，成为服从性的。还有政治化评价机制。所谓政治化评价机制是指人们在对任何一个事物进行评价时，把政治放在首位(实际上是唯政治原则占了全部位置)，认为它是统帅一切的东西，此所谓“政治第一”的原则。而实际上，这种评价机制是把政治作为评价所有问题的最高标准或惟一标准。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也正是在这种评价机制的规范下才出笼的。
一方面，敬畏性心理原则和表现型行为准则严格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另方面，政治性评价机制又反向式制约着人的心理原则和行为准则。于是，三者统一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政治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受到政治因素的强控制，所以行为的主体在这时失去了它的主动位置，人成为一种为他而存在的证明物，这就是政治化价值观的最后成果。
在僵化的观念模式的三个要素中，抽象化哲学观是它的基础和核心，政治化价值观是它的现实要求和必然产物，而简单化方法则成为联系两者的纽带和桥梁，成为处理事物和完成其结构功能的根本方法。
不能忽视的是，每个要素都有自己的总体规范指向。抽象化哲学观排斥人的主动地位，简单化方法论具有反客观的主观特征，而政治化价值观则从根本上将活动主体否定掉了。这样，它们便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个共同点来，就是无论哪个要素都不能为思维着的人自身作出规定，人在自己的观念里将人自己的位置砍掉了。人自己在观念里成了一种附属物，这一观念模式于是从整体上表现出它的如下特征。
第一特征是政治中心原则。它要求人们在思考时从政治出发，以政治作判断标准，所以这种观念模式本身就是政治化了的。当然，作为一种观念模式，不可能没有政治原则，但是问题在于，应该确定它的适应范围，不能认为什么都是政治，例如说农村老太太把自家的鸡蛋卖给谁也成了政治问题，也有一个政治原则等等，就太显滑稽；于是它能否成为全社会的中心亦成问题，过去那种以政代企等等都是政治中心的原则的产物。所以，观念中的政治中心原则就是很不适当的了。
第二个特征是非我思考宗旨。它要求人们在思想的时候，必须忘却自我。不是作为思维的主体，不是自己在思考，而是为他而思考，观念在这里是为另一种东西而存在。
于是，每一个思考着的现实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观念的非实在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观念的主体，与观念本身不仅是分离的，而且是对立的；观念否定和排斥着主体。
第三个特征是自封闭机能。在上述两个特征的制约下，思维着的人就无法接触到真正的世界和具体的事物，也无法去理解和懂得观念自身与观念主体的联系。于是，它不但阻塞了认识世界和认识事物的道路，也障碍了人们对自己作为自由的思维主体历史使命的认识，人无法通过客观地认识世界去把握具体的事物，也无法理解自身而提高发展自己。这完全是作茧自缚。这种观念模式通过以上自我抑制的方式将其自封闭机能发挥了出来。
上述三个特征从其本质上讲，是排斥了作为自由的观念主体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权力，所以这一模式从整体上说，是为另一个即超越了主体的那“一”个在思考。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观念模式称为佐证型观念模式(参见图3)。
图3佐证型观念模式指令性经济模式、人治型政治模式和佐证型观念模式综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统一的僵化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里，由于它是在政治化社会的偏离运动中形成的，所以政治就成为它的最高原则；所谓经济，所谓意识观念，都成了政治的附庸，不是政治为经济服务，服从于经济，恰恰相反，经济和文化观念一起，都成了政治得以实现的工具和材料。我国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的政治文化决策机制和政治化社会状态，也都是从这里展开出来的。这种情况在“四人帮”
横行时期达到了它的极端。它为了维护自身结构的稳定和和谐，竟然演出一幕幕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悲剧来。它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道上前进的主要阻碍力量，是中国重新陷于贫困和落后的现实总根源。
精神文明及其现代化含义
中国近代史上被一再问津的“文明”问题现在又复活了。这几年，人们重新开始讨论所谓“精神文明”及其建设问题，然而也许对它的理解的歧义更大。这说明这一问题的讨论仍然需要继续下去。
一
看法的不同基于理解的分歧。没有哪一种主张能够离开对问题的理解而存在，在“精神文明”问题上的是非首先来源于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
似乎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认为“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文化建设指的是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科技卫生及其社会设施，而思想建设则指学术观点、理论主张、思想品德以及人格作风等等。这种理解虽然涉及到“精神文明”所包括的一部分方面，但这些方面从其内容上讲，它的规定性到底是什么仍然是不清楚的，因为上述的涵盖领域事实上在不同民族的不同时代都是存在的，这显然不应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文明。这一观点在更多的场合往往冠以“社会主义的”限定词，然而，如果不能具体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具体历史内容，再动听的词汇也不过是一个词汇而已。
人们常见的另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理解是将“精神文明”具体化为“五讲四美”。其实“五讲四美”本身由于内容空泛，往往流于形式化和外在化。例如，“五讲四美”
中的“讲道德”一条，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古往今来，随着生活的变迁，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也在变迁，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道德。一位个体户善于经营而发财，到底道德不道德呢？站在农业文明的立场看他，就是唯利是图；而从商品经济社会的角度去分析，则会认为他善经营讲效益。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呢？所以，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抽象的“讲道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然，“精神文明”不应忽视它的形式方面，所以应当有“讲礼貌”和“环境美”一类，但如果以为这些就是“精神文明”的本质内容，那就是莫大的误解了。
蒋介石在30年代也有所谓“新生活运动”的条款，但那里边所倡导的“文明”决不可与今天我们追求的“精神文明”同日而语。
有一些人抱怨说，现在是“物质文明上去了，而精神文明下来了”，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这实际上是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立起来，然后又从相互排斥相对立的角度来理解精神文明问题的。把“对应”误解为“对立”是常识的错误，认为两者是对立排斥的关系则是出自善良的耽心和观念的陈旧。
总之是，上述关于“精神文明”问题的理解之所以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从而暴露出巨大局限性，关键就在于没有认识到和理解到“精神文明”概念的具体的历史规定性，讲不清它所包含的具体历史内容和要求，结果就只能导致对其进行外在化和形式化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就只能是超历史的和抽象的。超历史的概念给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解释留下了很大的随意性，它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引起混乱的理论根源。我国对商品经济社会的认定给经济生活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好的势头，但令人困惑的是，在一些经济搞活的地方一抓精神文明建设反而经济又下来了。问题不在于抓了精神文明，而是你那个“精神文明”的内容已经过时了。
前一个时期在学术理论界反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抵制“精神污染”给人们造成的新创伤和给学术繁荣带来的新损失已经证明，这种“反对”和“抵制”的作法本身就是背离了我们的“精神文明”的要求的。
我们的确不能再让一种混乱的“精神文明”概念来干扰我们正常的精神文明建设了。
二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创造世界(包括人自身)，而动物只有适应外部世界，所以唯有人类才有文明与文化之谓。没有哪一种人的活动能离开人的精神，离开精神的活动不是人的活动，所以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对立起来截然两分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
人的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构成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史，这是历史的来源。人类的发展历史是划分阶段的，这形成历史的不同文明时代。所以，所谓“精神文明”，也和“物质文明”一样，并不是抽象的超历史的。作为历史范畴的“精神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规定性。在农业文明时代离开血缘所构成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去固执蒙昧时代的群婚基础上的人际原则，显然就背离了这一文明时代的精神原则和道德规范；同样，如果硬要在血缘依附的人际关系氛围中大谈个性自由和个体独立，也会被指控为大逆不道。因此，谈精神文明，一定不能离开它的大时代背景。时代背景构成每一种具体的“精神文明”的历史规定性。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精神文明”，也有它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所谓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空洞的口号，它的具体内涵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社会。工业化是相对于农业化而言的，工业化社会是高于农业化社会的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新型的文化形态。所以，不能把工业化社会仅仅理解成工业企业和科学技术以及经济要求。中国近代史上只是从经济技术意义上理解工业化的典型代表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外在的认识现代化运动是十分肤浅的。
从社会结构的观点看问题，工业化社会是包括了相应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意识结构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形态。它的具体内容就是尊重人权和保障民主的法制社会、推崇平等和倡导科学的商品经济以及崇高自由的意识体系。因此，作为整体，这样的社会形态是工业化的、现代化的，与农业化的、古代化的社会形态有着时代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表面的和枝节的，而是本质性的。从鸦片战争直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这样的社会形态从人类文明史上看，又是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体现出它的价值观和精神风貌。这种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就是所谓的精神文明，它是与工业化社会形态相一致的。
精神文明不是平面式的直观物，它是由多种层次内容和形式构成的复合结构。在其深层的价值系统的层面上，其内容就是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和人权。自由是就人的思想思维本性而言，它的形式则是思维领域的独立人格和自由创造的思想体系；平等是就人际关系的原则而言，人的平等支配着物的平等，由此产生出它的形式商品经济；民主和人权都讲的是人的存在权利，所以它的形式一定导致法治社会；所以这些都不是人们的主观臆造，它不过是尊重事物本来规律的结果，从而体现出一种科学精神。其实，科学意识和精神不应只表现在对自然宇宙的理解把握从而形成逻辑化的心理系统方面，现代法治社会本身也是科学光芒照耀的结果。
所以，作为现代文明基本精神的自由、平等、科学、民主和人权，是精神文明系统的深层内容，这些属于价值系统的内容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这种精神文明是与古代文明大相径庭的，它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具体历史内容，所以可以称之为现代精神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