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载：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优，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周敦颐在南安教授程颢程颐兄弟时，曾令二人“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启发了二程探讨这一问题的积极性。宋仁宗嘉佑元年，程颐在国子监读书时，国子监直讲胡瑗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程颐发挥了周敦颐《太极图说》和《通书》中的理论精神，论述了颜子所好之学为“学以至圣人之道”。胡见程之论文“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颐的论文写得如此成功，是与十年前周敦颐在这方面的启发提问分不开的。
周敦颐主张人们在道德修养上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如他曾说：“君子乾乾，不息于诚。”个人如有优良环境和教育条件，就很好接受教育，向善的学习。如果所遇的环境不尽如人意，就洁身自好，净化环境，养成如莲那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纯净性格。他在《爱莲说》中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莲，花之君子者也。”
(四)论教学
周敦颐于所到之处，兴学校，教授生徒，官学的教学内容是儒家《六经》和孔孟学说，在其私学中还讲授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孔延之在《邵州新迁州学记》中说：“周君好学博通，言行政政，皆本之《六经》，考之孔孟。”《易经》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的理论渊源。作为教学课程，周敦颐给它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易经》对天地奥妙和义理作了高度的概括，是《五经》思想的源泉。他说：“《易》何止《五经》之源泉，其天地鬼神之奥乎！”《易》是最早讲论“性命”的典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周敦颐很重视礼和乐的教育作用。他把当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自然之理，把统治者关于社会制度、伦常、节仪的条文规定的《礼》视为“理”。他主张圣王治国首先要制定“礼法”，并进行礼法教育，使人们遵行它，以求社会秩序稳定，农业等各项生产顺利进行。然后作乐，以陶冶人们的情感，形成人们优美的品性，百姓和乐。他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故礼先而乐后。”“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周敦颐擅长音律，何平仲在《赠周茂叔》诗中说他“智深太易知幽赜，乐本咸池得正声。”
周敦颐主张乐声要“淡”而“和”，并且“淡而不伤，和而不淫”。
听这样的音乐，可陶冶人心淡且和，达到私欲消退，心平气和。他说：“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周敦颐反对“妖淫愁怨”的乐声。这种声乐“导欲增悲”，有诱惑人“贼君弃父，轻生败伦”的坏作用。
周敦颐认为，音乐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政善”与“心和”可互为影响而良性循环。音乐与“天地之气”是息息相通的，宣畅和心的音乐，可以感动天地万物，促进“天地和”、“万物顺”，鸟兽亦因而驯良。他说：“乐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祗格，鸟兽驯。”周敦颐主张乐声和乐辞要妥善结合，既要乐声淡，又要乐辞善。
这样的音乐可以使人的情感和品德同时得到陶冶，从而起到移风易俗的良好作用。反之，如果让妖声艳辞的音乐泛滥，将会腐蚀人的情感和品格，而伤风败俗。他说：“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周敦颐很重视《春秋》
的教育意义。他认为《春秋》是阐述正确推行王道，明君臣、父子之义的基本原则的。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笔诛乱臣贼子，以儆效尤，维护圣王地位。他说：“《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周敦颐的教育目的是着重培养致君为尧舜的伊尹式的贤臣的，所以《春秋》是其教学的重要课程。
周敦颐重视圣道之传授，亦不忽视文才的培养，他肯定“文以载道”说，而道是最根本的。仅有美好文辞，而不具有道德内容的文章，就如同装饰得很好而不载物的车子，没给人运来有用的东西，它是不必去写去读的。他认为，文辞是艺术形式，道德是实际内容，有了好的实际内容，由善于文辞的人把它写出来，文辞优美，人们爱看，于是传得远。所以也要学会善于文辞。因之，教学中文与道必须并重。周敦颐要求革除当时有些人不知在道德上下功夫，只以追求文辞华丽为能事的偏向。他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
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在教学原则和方法方面，周敦颐重视启发学生思维。他认为，一般人都必须通过“思”才能了解事物精微之理。了解到各种事物的精微之理，才能融会贯通地体认出天地人之道，而达到圣人的水平。
圣人也是下学而上达，其智亦料是由思而来，最后达到无思而无不通，即有感于事物，稍思即通。所以“思”是为圣的基本功。他说：
“《洪范》曰：‘思曰睿，睿曰圣。’无思，本也；思通，用也。几动于彼，诚动于此。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他还引用了孔子的话，“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既是强调教学要启发学生的思维，同时也要求教学要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他着重指出施教要及时。他说：“慎哉！其惟‘时中’乎！”
(五)论教师
周敦颐指出，教师的职责是教天下人为善的。社会上必须树立起尊重师道的风尚，“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师道树立起来，培养出来的贤德人才多，天下就大治。他说：“或问曰：‘曷为天下善？’
曰：‘师。’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周敦颐非常重视教师在培养人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天下最尊贵的是道德，最难得的是人才。人最难得的是道德有于身。使道德有于身，没有师友是得不到的。他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人幼小的时候，蒙昧无知，如无师友的教导，长大就不免于“愚”，道义可从师友得来。所以师友的情义是深重的，跟师友在一起是快乐的。
他说：“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周敦颐要求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以正确的道理教育学生，使他坚持走正确的道路。他说：“‘童蒙求我’，我正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