姗姗来迟的女婴
曾志原名曾昭学，湖南省宜章县人。她是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内一名坚贞女战士的。
昭学的祖父在永兴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虽是赳赳武夫，却爱读书，尤其精于医道。退休后返乡，就索性号脉诊病，成为当地驰名的中医。不但行医，还从事家庭成药加工，为病人搓药丸，熬膏剂，深得病人敬重。
祖父不仅义气豪爽，古道热肠，而且是位“酒仙”。家中有一酿酒作坊，那一坛子一坛子的酒，终日飘出醉人的酒香，不饮都能有几分醉。
祖父几乎不沾五谷杂粮，每天以酒代饭。而那下酒的菜很怪，野味不吃鲜，一定要腊过，瘦猪肉非得放臭才吃，虽然有这种嗜咸和嗜臭的癖好，但活得并不比别人短，基本上是寿终正寝。
昭学的父亲则是一介书生，长沙政法大学的学生。他思想开明，为人厚道，算是当时新派人士。可另一方面，又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会办事，不会做官，不会经商的书呆子。曾当过长沙锡矿的厘金官(税务官)，这原本是个肥差，而他不仅一分钱没赚，还赔了积蓄和田产；又去做生意，成千上万种买卖，他偏偏选了个最没得可做的酱菜生意，结果在那儿空守柜台，根本没人来买；又做过几次官，仍是回回“赔了夫人又折兵”，就这样七搞八弄的，将祖父遗下的田产折腾个精光。郁郁不得志，使昭学的父亲在36岁的盛年，便过早逝去。他虽然终生一事无成，但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清白，而这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也是不易的。
昭学最爱的还是母亲吴氏。吴氏出身于一个盐商之家。长年来往于湖广之间的外祖父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因此外祖父家里的人都不守旧。
吴氏16岁时，下嫁给昭学的父亲，4年后才告有喜，全家人像盼什么稀世珍宝似的等候着曾家传人的诞生。他们等啊等，从1910年初直等到1911年3月，人们都说十月怀胎，可这个孩子却在母亲腹中整整呆了12个月，才姗姗来到人间。这是个健壮的、哭起来跟吹小号般响亮的女婴，她就是曾昭学--曾志。
昭学出生的地方叫王家冲，是个景色秀丽的小山冲。房前有一条清澈的水渠；房后是青翠的山岗；周围是绿油油的稻田和菜园。昭学在这纯朴而宜人的乡村野景中长到6岁，才随祖父搬到宜章县城去住。
吴氏虽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一个乡下女人，但她善良朴实，坚强开朗，贤慧能干。昭学12岁时，监护人病故。学费来源中断。尽管那时家里已经破落，可母亲省吃俭用，苦苦支撑，也一定让女儿把书继续读下去。当时曾家后门有一家书店，有许多书用箩筐装着，在曾家客厅。这简直是送上门的美事，昭学常常到那些箩筐里去“探宝”，找些感兴趣的书躲到蚊帐里去读。《山海经》、《石头记》、《东周列国》、《封神榜》、《镜花缘》、《再生缘》？这么多的书！昭学看得入了迷，彻夜点着的油灯把蚊帐都熏黑了。可怜不识字的母亲，还以为女儿学习太刻苦，心疼得不行，常常要炖些鸡汤给昭学补身体。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吴氏思想开明，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喜欢年轻人，同情革命。她对女儿的事从不干涉，甚至投身革命也默许。那时昭学才十五六岁，正是一个令任何母亲都不放心的年龄。可是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吴氏理解女儿，没有流露丝毫内心的担忧和沉重，总是默默地支持女儿，即使在白色恐怖时期，依然一次又一次地将回家避难的女儿送走，明知那是一条很可能不再回归之路，却一句希望女儿留下的话都没有说过。
大革命时期，宜章县委就设在曾家，吴氏与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相处得十分融洽。马日事变后，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县委同志撤走，但留下了一些文件和《向导》、《新青年》一类的进步书刊。吴氏冒着杀头危险，将这些东西藏匿起来，执着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共产党会来取走。
红军长征从宜章路过后，又来了两位衣衫褴褛，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掉队战士。吴氏悄悄把他们带到家里，烧水做饭，让红军战士吃得饱饱的，然后又给每人两块光洋，让他们赶路去了。
昭学虽然生长在旧中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幸运的是，她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和母亲，在当时来说都是比较开明和正直的，这对于她童年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的确立，以至后来接收先进思想，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童年趣事
童年的小昭学聪明又活泼，深得祖父母的疼爱。再加上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小山冲清新的空气和绚丽的阳光，她就像是一棵嫩绿的小苗，得到自由自在的伸展，无拘无束地享受着童年时光。
小时候的昭学，是个顽皮的女孩，胆子大，个性强，好奇心重，特有主意；跟小朋友一起玩，从来不受别人摆布，打小就显示出那种通贯她一生的倔强和独立不羁的性格。尤其那好奇心，使她总也不得安闲，眼睛看见了，耳朵听到了，就想去尝试一下，有时还干点恶作剧之类的事。
看见祖父那么爱喝酒，昭学也想尝尝，大人越说小孩不能喝，她就越想偷尝。一天，趁大人不注意，她跑到酒窖，咕嘟咕嘟也不知喝了多少，结果如“太白醉酒”一样，醉倒在酒坛子旁边了。
观看了表姐的结婚盛典后，小昭学找来六七个小孩，也演出了一场“婚礼”闹剧。开头还跟真的似的，“哭”别母亲，上轿，背“新娘”，拜堂？到了“闹新房”可就乱了套，小昭学竟一把把地往“新郎”和“新娘”身上扬土，搞得一对“新人”跟土猴似的，这回可不是假哭了，一群孩子真的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见棺材，她那好奇心也不会收敛一点，趁大人团团忙于入殓之事时，她竟偷偷爬进棺材里，闭目挺身躺了好一会儿，就为体验一下死人躺在棺材里是什么滋味！
小昭学4岁那年，还干了件“令人发指”的事：她捉了只“抱窝鸡”，放到门前水渠里去泡，她想看看鸡婆是否也像鸭公那样会游水，结果把鸡给淹死了。小昭学怕挨母亲打，就跑到后山上躲起来，待人打着火把找到她时，她正躺在厚厚的松针上甜甜地睡着呢！
昭学被大人抱回家后，气得母亲半死，将她捆在椅子上，然后用一条长长的白布给她缠足。
可怜那双小脚丫，四个脚趾被使劲窝向掌心，用布条一层层缠紧，再用针线密密缝死，只露出个大脚趾头，这是那个时代女孩普遍都要经受的酷刑。小昭学疼得眼冒金花，浑身汗透，但她不哭、不叫、不求饶。毕竟是个4岁的孩子，还是要忍不住轻声哼哼，祖母听到呻吟声走进来，一眼见孙女那痛苦扭曲的小脸，低头又见孙女的大脚趾已变成紫黑色，不由得大怒，厉声呵斥吴氏。吴氏顶了几句，祖母气得抡起洗衣棒槌就追打，吴氏无奈，只得把剪子拿来将小昭学的脚“解放”
出来，这通罪，从头到尾也就40多分钟。后来在长沙读政法大学的父亲回来了，明令家人不得再给昭学缠足。这样，昭学才得以保住了天足，并用这双天足，走上了漫长而艰险的革命道路。要感谢祖母，如若不是她那棒槌，昭学就会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成为一个摇摇晃晃的小脚女人，那么，她的人生道路大概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省议员的未婚儿媳
小昭学6岁即开始上学。上的是宜章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在这以前全县只有塾书院而没有洋学堂。
第一天上学是祖母陪着去的。一进校门，就见一张大红纸上写着“孔圣人神位”，还没待小昭学看清孔圣人是啥样子，祖母已经诚惶诚恐地跪下，恭恭敬敬地给圣人磕了个响头。
昭学读的是新学，语文课从“人”“口”“手”“足”等最简的字开始，这对聪明的昭学来说是太轻松了点儿，因此她仍有足够的精力去淘气，去疯玩。男孩子打鸡撵狗、上房揭瓦那一套她全会，没事就爬到树上去吓唬老师，再不就到靠近厕所的水坑去玩水，弄得一头一身沾满粪渣。有一次，她和另外三个女孩子，将一个同学绑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的一棵树上，后来这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老师用粉笔划了四个小圈圈，让这“四大侠”站进圈里罚站，足足站了两节课。
尽管昭学如此调皮，可她的启蒙老师彭镜秋却特别喜欢她，后来彭老师也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就在昭学尽情地享受着童年乐趣的时候，家里却为她订了婚。当7岁的未来“妻子”与14岁的未来“丈夫”见面的时候，双方除了纯洁的孩子的感觉和印象之外，还会有什么呢？
8岁那年，昭学转到长沙去念书，住在父亲的另一个家中。直到这时，她才头一回感到不开心，她再也得不到祖父母的疼爱和母亲的关怀了。
小母亲(即姨太太)偏心弟弟，对两个孩子不一视同仁，无论分什么吃的，给昭学的一份总是少的，差的，而干活却总叫她干重的、累的，昭学体会到了最初的不平等和感情冷漠，这使她委屈、憋气。有一天早晨，小母亲买来早餐--糯米糍粑，又是给弟弟的多而给她的少。在乡下滚得一身野气的昭学，不知怎的，腾地一下，蕴藏已久的怒火就被点着了。她不声不响地操起一根秤杆，照小母亲的后脑勺“啪”的就是一下子，把小母亲惊吓得大呼大号。父亲闻声赶来，昭学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她未来的公公家。
那未来的公公与昭学家是世交，当时在长沙任省议员。这一家人待昭学很好，不仅将她收留下来，而且把她当做女儿一般，送她到学费昂贵的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平日住宿学校，节假日用包车接送。每次放寒暑假，还请英文和语文家庭女教师为儿子和昭学补课。开始时一切都不错，昭学头一次享受了千金小姐般的荣华和富贵，可渐渐地她觉得不对味了，对一个在质朴又纯净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她对这儿的一切都是那么不理解。表面上，公公标榜进步，是同盟会员，主张办实业，是电灯公司的股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绝对是个封建老太爷。每当他回府时，所有的仆役、婢女，包括姨太、妻儿，都得屏声敛气，低眉垂手立于两侧；大老爷登堂入室后，送菜的、宽衣的、更鞋的、槌腿的、打扇的，那么多人围着他转，他一人占用着这么多人的服务！儿子稍有不慎就受处罚，有时把屁股打烂，以至做儿子的见到父亲就发抖。昭学虽没挨过打，却因到门口站了一下，违反了淑女规范而被罚过跪。呼吸惯了乡间清爽空气的昭学，生活在这个豪门绅士家中，感受到的只是压抑和一股腐朽的霉味。
讲习所里唯一的女兵
1924年，13岁的昭学考取了设在衡阳的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那时，她热衷的只有两件事--看小说和体育。要考试了就临时抱佛脚，每次居然考得还不错。
而最感兴趣的，还是要首推体育，昭学那旺盛的精力，似乎非要在运动场上才能充分宣泄。
她在篮球和排球场上奔跑，在跳马架旁翻飞，在沙坑前腾越，在跑道上冲刺？总之，一切运动她都喜欢。由于她是学校的优秀球员，享有单独用餐的优待，伙食较其他同学要好些。
那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学校对共产党是严加防范的，向学生规定：不许参加共产党，不许听信共产党的宣传，违者轻的开除，重的判刑坐牢。这是昭学第一次听说在中国还有个共产党！她有点感到惊讶：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令一些人这样害怕？当时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一年后她不仅参加了这个党，而且终生都与这个党不可分离了。
1925年放暑假，昭学回家。当时没有交通工具，要徒步走好几天的路。沿途经常看到三三两两的男青年，背着行囊向南走，昭学好奇地问：
“你们这是去哪儿？”
“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要女的吗？”“不要！”昭学好生失望！当巾帼英雄，做现代花木兰，是昭学早已立下的心愿。湖南不像别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而是有钱没钱的都崇武，这可能是受曾国藩建立湘军的影响。昭学从来把自己当男孩子看待，因此那当兵习武的愿望也就来得格外强烈。如今，见这些热血青年大鹏展翅向南飞去，昭学是何等的羡慕！她恨不能自己也变成一个七尺男儿。
终于，机会来了！
1926年暑假回校后，听到几个女同学在叽叽咕咕议论什么考试的事，她转过头去随便问了声：“考什么？”那几个女同学告诉她：“考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什么呢？”又问。“学革命道理，农民运动，还学军事。”昭学一听“军事”二字，腾地一下子就跳起来，请求她们带去报名，她们说初试已考完，再就是复试了。昭学仍苦苦央求，她们见她情真意切，于是带她去见讲习所的教官。
这位教官开始也是以初试已过为由，拒绝了昭学的要求。但她不走，在教官身边磨磨唧唧，苦苦哀求，又诚恳，又可怜，那架式，分明向教官宣布：我死活也得上讲习所！教官终于被感动了，破例准予她直接参加复试。昭学高兴得又蹦又跳。
没过几天复试开始，当女兵是昭学做梦都能乐出声的事，加上她体质很好，你想她能考不上吗？
当然是一考一个准儿。
昭学进了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继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第二个培训党的干部的场所。招收的学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总共120人，其中20名女生。昭学时年15岁，是最小的一名学员。
讲习所的构架完全按照军队建制，只不过叫总队(相当于连)、区队(排)、小队(班)。所长彭平之是一名共产党员。曾在安源搞过工运，办过贫民夜校，总队长赵伯诚，也就是批准昭学参加复试的那位教官，是黄埔一期学生，也是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是衡阳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夏明震，他是衡阳地区公开了共产党员身分的同志之一；总务处兼讲习所党的书记叫宾利用(这几位同志后来都牺牲了)。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因而，下面的区队长则是国民党军队派来的连排级干部。
所学课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政治课主要讲帝国主义论，农民运动，共产主义ABC，社会进化史以及时事等。
一进讲习所的门，昭学她们就脱下了学生服，换上了灰军装，剪短发戴上大盖帽，扎上绑腿，束紧皮带，顿时就变成飒爽英姿的女兵。
但是要成为一名女战士并不容易。上军事课，首先是军容和姿势操练，先练正步走，立正稍息，向左右及向后转等。洋学堂出来的女学生随便惯了，做动作不严肃不认真，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使人想起古代的妃子兵。国民党部队上派来的低级教官，不由得火冒三丈，于是整天大声训斥，甚至用脚又踢又踹，踢得女孩子们直抹眼泪。这些女同学大多是富家出身，以往都是娇气的大小姐和高傲的女学生，哪里受过如此粗暴的对待！
于是她们串联好，在一次政治测验时，每人都在试卷上写上意见：坚决反对军阀作风，赶走区队长，否则罢课。唯独昭学没写，因为她立志要当兵，喜欢上操练，动作认真，从没受过批评，觉得并无必要与那些女同学搅合在一起。
女孩子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她们的抗议反而引火烧身。所长知道此事后，火了：这还了得！
刚开课就敢不服从教官，还搞些名堂，怎么能当军人！于是宣布这次提意见是违纪行为，将女生统统转到政治运动讲习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