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委隔壁是公安局，苏军接管后在三楼上驻扎有一个班。日伪时期的警察还未被解散，仍占据着一层和二层。此时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地下军。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五六十个持枪的国民党警察包围了区委，并把去开门的区委秘书当场打死。区委楼上有两箱手榴弹，同志们决心与敌决一死战，正在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在隔壁公安局驻扎的苏军向区委开火，子弹像雨点般打来。这是怎么回事？延安俄文学校出来的女同志高茜，用俄语大声喊道：“我们是共产党铁西区委，国民党警察包围了我们，开枪打我们。你们为什么也向我们开枪？”那边的枪声听到喊叫立即停止，一个苏军战士说：“妈的，上警察当了。他们骗我们说一股土匪占领了你们的楼，要我们配合消灭。你们不要动，我们马上打电话调红军来。”半小时后，来了两卡车红军，包围了国民党警察，并把他们集体带走了。
接着又来了几位红军，将区委几位主要负责人接到隔壁三楼苏军驻地，将他们保护起来。
国民党警察见在苏军眼皮底下，无法明目张胆地消灭共产党铁西区委，于是又生出另一毒计。
第二天一早，一个国民党警察告诉守卫的苏军战士，说广场那边有几十个老百姓要找一个穿黑棉袍的妇女。一听说老百姓要找，曾志不假思索地就跑去了。到广场上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知道上当了。这时，两名持枪的国民党警察一边一个，抓住曾志的胳膊就往公安局大门里拖(他们还占据着楼下)，企图加害于这位共产党女区委书记。在此之前，有两名同志也被国民党警察挟持进去，被残酷杀害后，扔到了楼旁边的防空壕里。
此刻，曾志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守在三层楼梯口的苏联红军战士，一位虎背熊腰的壮汉，见状冲向国民党警察，一顿拳打脚踢，将警察推开，拉着曾志就往三楼跑。曾志命大，苏联红军救了她！
一小时后，来了位车老板，通过苏联红军告诉曾志他们，说在前面不远处，有共产党的两名干部被国民党警察枪杀，女的已死，男的还活着，是那个男的请求车老板来报信的。听说自己的同志躺在血泊中，刚刚死里逃生的曾志无论如何要去那里；她请求一位苏军军官陪同前往。一路上都是持枪的虎视眈眈的“黑狗子”，因见旁边有位苏联军官，也就不敢造次。
走出一里多路，在一个胡同口发现了那两位一死一伤的同志。男同志姓萧，负了重伤，他告诉曾志，他是工会负责干部，一早想去区委了解情况，在路上碰上武云勉(已经牺牲的那位女同志)。正在这时，来了几个便衣挟持了他们，拖到这里就开了枪。曾志请求那位好心的车老板帮忙，将那两位同志抬上大车，拉了回来。
看来敌人是千方百计要消灭共产党铁西区委，此处已不能停留，区委决定迅速撤离。他们请苏军雇了三四辆大马车，还派出一个班护送。但当他们去三楼苏军驻地取行李时，发现一只装钱的皮箱不见了。曾志他们又气又急，却又无可奈何。
马车拉着受伤的萧同志，还有武云勉的尸体，在苏军的护送下离开沈阳。一路上曾志不时照看萧同志，但到财落堡时，再唤他却没了声息，他已经死了。望着牺牲的战友，曾志的心都要碎了。
她至今想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仍心潮难平！
黑土地上的悲与欢
东北三年，曾志主要是在一地委和五地委工作。在一地委任组织部长，书记是孔原，后为傅玉田；在五地委则任副书记，书记是吕明仁。陶铸是辽吉省委书记兼七纵政委，省委所在地是白城子。在整个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曾志与陶铸两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无暇顾及私人感情，夫妻相会加起来也不过四五次。
共产党回到农村，像鱼儿回到大海一般，曾志感到是那样的畅快、自在，得心应手，驾轻就熟。陶铸说：“这下好了，老大哥管不了我们了，农村广阔天地，我们干我们的。”他们在黑土地上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历史的大决战！革命总是有牺牲的。在五地委，最让人悲痛的莫过于吕明仁之死了。五地委书记吕明仁是一位党的优秀干部，也是曾志敬爱的领导。1947年4月的一天，吕明仁去开鲁县开会，谁想到，迎回来的竟是他的灵柩。
吕明仁由开鲁县开罢会后，心急如焚地赶回地委所在地奈曼。在过辽河时，恰巧渡船工人回家吃饭了，吕明仁为了赶时间，强行策马过河。
此时已是初春化冰季节，走至河中心时，警卫连人带马突然随着一声冰裂掉进水里，吕明仁紧接着跌落于冰水之中。尽管他会游泳，但由于穿得太厚，水又太凉，待人们追了2里多地把他打捞上来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曾志见他安祥地躺在那儿，跟睡着了似的，简直不能相信他已经是永远地去了。曾志流着泪，伸出手轻轻摸着他那冰凉的脸颊，与战友作最后的告别，心里无限悲痛！
然而，这个时期的曾志，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革命战士了。黑土地上的曾志，头戴大皮帽，腰插双枪，骑着马，驰骋于东北那茫茫雪原和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上，别有一股子飒爽英武之气。
她现在天天生活在自己的同志、部队和人民中间，再也无须伪装，再也无须躲闪隐藏，再也无须与厌恶的人去周旋，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更重要的是，她在中国这块最东方的土地上，最早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比起过去那些小小的胜仗来，这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胜利！
在黑土地上，高兴的事还真不少，而女儿的到来，却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亮亮已经很久没有消息了，只知道杨叔叔带着她早已离开延安，可是已经一年多了，他们到底在哪儿呢？兵荒马乱，遍地狼烟，时时都有不测，母女还能不能再团聚呢？1947年8月的一天，陶铸到五地委召开干部会议，分析战争形势，晚上他笑眯眯地告诉曾志：亮亮来了！残废红军杨叔叔带着这个5岁的小女孩，历经千辛万苦，走了整整一年，终于找到了白城子。唉，命运总算对曾志不薄，给她留下了一个孩子！
工人中的“大阿姐”经过28年浴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终于在1949年夺取了政权。战争的硝烟散去了，工厂的烟囱开始冒烟，中国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而像曾志这样一批职业革命家，此时面临着一个新的转变，就像当年从女学生转变为革命者一样，今天她又需要从革命者而一跃成为建设者、领导者。
她勇敢地选择了搞工业的道路，解放后直至1966年“文革”前夕，她在工业战线从事领导工作达17年之久，又经常亲临生产一线，堪称“专门家”了。
由东北南下武汉后，曾志担任了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在她所分管的工业部门中，数煤矿最苦最累，可曾志偏偏最有兴趣下到矿上。解放初期，沿续旧社会的状况，煤矿工人最艰苦。那时没有现代化机器，许多矿区全靠工人爬进洞穴般的矿井里，匍匐着，用镐一点点地将煤敲下来，再用柳筐拖出来。井内没有安全设施，常常发生事故，而煤矿工人死亡是被当作正常现象的。上到地面来，也没有如今的淋浴、太阳浴等卫生保健设施。
回到用破木板和破麻片、杉木皮搭起的家里，满脸满手满鼻孔的煤灰，既没水也没精力去洗净，吃点杂粮咸菜，半饥半饱地就算打发了一天。曾志初见煤矿工人的这种状况，感到触目惊心，她执意要爬到井下去亲身体验一下工人的劳苦。可那时煤矿迷信，不许女人下井，否则据说会招灾惹祸。曾志哪管这一套，她狠批了那帮视女人为祸水的人，作为女人，破天荒地第一次爬进了煤井里。
由于这一段的切身体验，曾志对煤矿工人一直很关心。后来在她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数次下到煤矿，看到如今技术先进的开采方式，看到矿工们享受着良好的劳保福利，过着幸福的生活，她心里充满着欣慰。
1952年，曾志调到广州，任电业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她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守在陶铸身边，做一个既尊且贵的夫人，一洗几十年的征尘，享受人皆应有的家庭生活；第二是舒舒服服地在上面当官，享受权力所赋予的一切好处。
可是曾志偏不！她甩开丈夫和女儿，置空官位，一沉到底地到西村电厂里，并索性把电业局党委也设在电厂。
曾志在电厂的工人宿舍安了家，只一间房，在中间打了个隔板，后面当卧室，前堂做厅堂。
将母亲吴氏也接来同住，以后又陆续来了侄儿、侄女和小外甥，家丁兴旺，小屋过于拥挤，曾志便睡在办公室，但回去吃饭。每当吃晚饭的时候，由于天热，邻里们便将小桌搬到小天井来，那些工人们坐在小凳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呷着酒，大人笑，小孩闹，饭香酒香，充满了温馨气氛。
曾志一家也在小天井吃饭，做了什么好吃的，热情的吴氏一定要请大伙都尝尝；工人家里有什么新鲜东西，也一定给曾志送些来。工人们都说曾志是一位“大阿姐”。曾志又像当年学福建话一样，利用吃饭休息等闲暇时间，向工人和家属们学说广东话，不久她就完全能用广东方言与工人们交谈了，这样她与工人们的距离就更短了。如果说曾志有语言天才的话，那是由于她强烈的事业心所激发的。
解放前，工农大众没有受教育的权力，电厂工人很多都是文盲。解放后，掀起了一股学文化的热潮，西村电厂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都参加了学习。曾志也参加了专业技术的学习，并且坚持与职工一同考试。这可是闹不好要丢份的事，因为大小考试都要张贴个人的分数，作为一个电业局长，专业考试不及格，多不光彩！可是曾志用不着担这份心，因为她每次考试都80分以上。
曾志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吸收着工业知识，并且不放弃每一次实践和学习的机会。她除了主持党委工作外，绝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生产上的。
她每天都与主任工程师去各车间巡视，当场解决各生产班组的问题。工厂每年搞一次大维修，为了增长知识，曾志总要亲自参加。从电机的拆卸、擦油、检修到安装，她都要亲手操作。最艰苦的活莫过于检修锅炉了，锅炉冷却要两天时间，为了抢时间不断电，不能等锅炉完全冷却再动手。
曾志和工人一道，穿着厚底鞋，钻入70℃的炉膛内，脚下的鞋底被烙得吱吱响，只能呆5分钟就得爬出来过过凉风，否则就会变成一只“烤鸭”了。
曾志身为工业部长，电业局长，却一头扎进西村电厂不出来了，把丈夫和小女儿给撂在一边，只是星期六才回去看看，星期天下午就又回电厂了。后来女儿也到北京念书去了，偌大一栋楼房，就剩陶铸一人，陶铸曾对人开玩笑：“唉，我住在和尚庙里！”
1957年以后，曾志总算搬回广州。此时她已是主管工业的市委书记，照说是有专车的，但她每天坚持坐公共汽车去市委上班。从家里出来到公共汽车站，要走20多分钟，如果女儿在家，她就请求女儿用自行车把她驮到车站。这可是女儿最不乐意干的事，每次都噘着嘴送她，有两次半路碰到同学，女儿慌慌张张跳下车，说什么也不带她了，把她撂在马路中央，跳上车就往回跑，任她千呼万唤也不回头了。
几十年风雨爱情路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爱情观；每个人的爱情经历总是与其生活道路相关联的。曾志的爱情在战斗的烈火中升华，曾志的婚姻同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曾志革命生涯的启蒙和初期阶段，夏明震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曾志是他的学生；入党宣誓时，夏明震又作为上级党组织的代表前来祝贺；毕业后的第一项革命工作--农协妇女干事，她又成为夏的部下。长期在一起战斗，彼此了解，相互敬佩，并逐渐萌生出爱恋，后来他们终于结成了革命伴侣，成为风雨同舟的战友。
夏明震，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热情奔放，才华横溢，是一位极其优秀的年轻共产党人！他出身于书香门弟，兄妹5人均投身于革命，并为革命而捐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震就是这首就义诗作者的弟弟。
那是1928年，湘南暴动使反动派惊恐万状，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路呈夹击之势向郴州进发。
元旦这天，郴州苏维埃正在筹备召开群众大会，突然，一个支书悄悄来到曾志身边，低声对她说：反动派已做了秘密部署，在今天的群众大会举行时发动叛乱。形势万分危急！曾志来不及多想，立即向山上的苏维埃政权所在地奔去。但是，她晚到了一步，郴州特委书记夏明震和几位苏维埃政权的主要领导已去了会场。曾志正要返回会场，一位赤卫队员气喘吁吁地跑上山报告说：叛乱发生了。大会刚开，叛乱分子就冲上主席台夺枪、抓人。苏维埃主席被当场打死，夏明震也被梭镖刺成重伤拖下主席台。曾志立即组织山上的赤卫队员边抵抗，边分散撤退。当她一个人撤到半山腰的时候，正巧与冲上来的一个叛乱分子打了个照面，她急中生智，忙假装问：“苏维埃在什么地方？”“就在山上。”叛乱分子以为曾志也是去围攻苏维埃的。她不得不返身与他们一道往山上走，在一拐弯处，她瞅准机会，一闪身躲进树木丛中。
直到天黑，才被红军教导队解救下山。第二天，曾志随平叛的红军一道赶回郴州，看到大街两侧的房屋被烧成残垣断墙，街上横七竖八到处是尸体。她来到河边时，只见乌云低垂，寒风凛冽，河边水泛着血沫，年仅21岁的夏明震和8位战友，静静地躺在河滩上。夏明震面朝苍天紧握双拳，像是在作着愤怒而无声的抗议，全身被刺了10几刀，胸和腹上的七八个黑窟窿，浸着紫黑的凝血。
夏明震惨烈悲壮的死，极大地震撼了曾志。
但在痛定之后是加倍的坚强。送葬时，她克制住巨大的悲痛，没有为亲人送最后一程，因为她不愿让人看见她的软弱，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她也不愿单为夏明震一哭！
她将怀念连同遗憾一起深埋心间，义无返顾地继续前进了！
曾志的第二个丈夫便是同舟共济数年的蔡协民。他们一同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并肩辗转赣南，又双双战斗在福建的白色恐怖之中。
蔡协民是位老党员。早在武汉中华中学时，就与着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一起读书，后来去广州，加入毛泽东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
毕业后，回家乡湖南华容县开展农民运动，并担任农民协会委员长。
曾志了解蔡协民，也信任蔡协民。他清清瘦瘦，斯斯文文，经常穿着一件长衫，一副那个时代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作为领导者，他稳健缜密，极其认真负责，具有组织才干；作为丈夫，他缠绵深情，把妻子看得很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忠诚和热忱是毋庸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