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个年轻轻的女人，在短短的5年里，3个儿子，为了革命事业，或是卖了出去，或是送了人，从来没有体会过做母亲的幸福和满足感！但曾志毕竟是位坚强的革命者，她很快从伤感中摆脱出来，默默地想着：原谅我吧，孩子！待到胜利的那一天，全中国的孩子不再像你这般挨饿，那时妈妈一定会来找你的！
1950年，曾志终于找到了他。望着儿子，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个17岁的小伙子，个头还不及10岁孩子高哩！而且是跛子，身上穿一件六七岁儿童穿的美国救济破布衫。原来，他4岁时，因营养不良患了淋巴腺结核，全身淋巴溃烂，长年浓血淋漓，又臭又脏，惹得养母讨厌，受尽歧视。
因养母是基督教徒，在他十四五岁时，福州教会医院免费为他做了手术，去掉两根肋骨，切掉一个肾脏，清除了髋骨上的烂肉，命是保住了，但一条腿短了三四寸，成为残废。这个孩子长这么大没穿过一天鞋，没穿过一件能抵御风寒的衣服，更不用说念过一天书了。他很小就开始承担养家糊口的重负，做过磨牛角梳子的小工，走街串巷叫卖过香烟、花生，每赚得一点钱，都分文不少的交给养母。
他回到了亲生母亲身边，开始上学了。由于刻苦，用很短时间就从小学一年级跃升到工农速成中学，后来考取了西安化工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长期在东北一家军工厂从事黄色炸药研制工作，现调到广东乐昌，当工程师。他成了家，有3个孩子。他的名字叫蔡春华。春华身残志坚，凭着勤劳的双手和诚实的心，过着俭朴的、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来没有要求母亲对他以往的遭遇做出任何补偿。
“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为革命抛家舍子，对她来说，在这一切一切之上的，是革命的事业，因为她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的确，曾志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和义务，但她为的是让千千万万个苦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老革命家的晚节
曾志如今已是84周岁的老人，自投身大革命到现在，风风雨雨度过了近70个春秋。那么，先后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领导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她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她还是我们书中所描绘过的那个坚强忠贞的女共产党员吗？为了对曾老的一生有个全面的交代，我们选摘《人民日报》上刊载的秦天祥写的访问记《共产党人的本色》作为本书的结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位老共产党员高尚的品格、情操和追求，是曾老晚年的一个写照。可以说，这位老革命家无悔的一生，开始得壮丽而辉煌，而在华彩乐章进入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更是质朴而庄重的旋律：战斗的烈火、岁月的风霜无情地在老人的额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她亲切而慈祥，像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祖母一样。但她目光炯炯，眉宇间时时露出久经考验的坚毅。这位早年投身革命，1926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解放后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曾经担任过许多高级领导职务的老战士，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时刻关心着党风的根本好转。怎样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扬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她经常思考的课题。
我是不速之客，心中不免惴惴，生怕老人不快。曾妈妈却不介意。当时，她家吃过晚餐，油漆斑驳的桌上，摆着很简单的两菜一汤，曾妈妈放下碗筷，热情地接待了我。她说得很轻很慢，像拉家常一样随便而自然。我刚来时的拘束无影无踪了。
我环顾四周，这是一套平常的住宅。
客厅和住房的陈设异常简朴，没有一件时麾的家具。陈旧的沙发上，沙发巾已经洗得褪了颜色，并有两三个显然很难补缀的窟窿。墙上，除战士话剧团送的一幅陶铸油画像外，四壁皆空，没有任何装饰。一台普通的彩电，比起眼下时兴的大屏幕方角遥控彩电来，显得有些寒酸。？曾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旧外套，蓝底白点的衬衣领子翻在外面--看样子，至少穿了10年。她偶尔抬一下手臂，手腕上露出一块面上已经发黄的天津产旧表。我心头一热，想起听人讲过的一件事：几年前，李大维第一次因公来到曾妈妈家，正赶上她家吃晚饭，主菜仅是一道汤。曾妈妈请客人入座，一起喝汤，并赶紧铺上塑料布--那桌布因过于老化，中间早已破损，皱皱巴巴，怎么也铺不平。李大维被深深感动了，说：“共产党的官与国民党的官就是不一样啊！”
我又问起这块桌布。曾妈妈说：“后来，我把它从中间剪开，把边上的对到中间，缝补一下，挺好的，又用了好几年。”
说话间，曾妈妈拿出几串葡萄，请小保姆拿去洗洗。她自豪地告诉我：“这是我自己种的，请你尝尝。”
当晚，曾妈妈的女儿陶斯亮同志也在家。我问起曾妈妈的健康，斯亮说：“别看她七老八十，瘦骨嶙峋的，还常常自己跑到菜场去买菜，菜场又远，来回要走个把小时呢！”我一惊：“家里不是有保姆吗？”曾妈妈说：“自己跑跑好处多：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了解社情，天天置身于群众中，心里感到踏实。”斯亮笑了：“好处是多，可是苦了我们了。
妈妈去买菜，鱼呀、肉呀，常常舍不得买。从来不买时令菜--除非有客人来。
妈妈也不许我们花钱添菜。我的两个孩子长得细细条条的，他们抱怨说，都是给姥姥饿瘦的。姥姥却说：‘这不挺好吗？不就缺点鱼呀、肉呀什么的，哪顿饭饿着你们了？’妈妈常说：‘奢侈就是腐败。我是在奢侈中长大的，我讨厌奢侈’。不过，假如你以为我妈天生小气，那可就错了。妈妈对别人从来都是很慷慨的。比如，她寄钱给从前下放时的房东，请他们来北京玩，妈妈管吃管住，临走还送盘缠；从前那位小保姆因为家中有病人必须回去，妈妈送了她200元；我爸爸家乡有位后生考上了大学，虽素不相识，妈妈听了很高兴，马上寄去300元以资鼓励。熟知我们的人都知道，妈妈对人是很大方的。”
我问：“曾妈妈是否还担任什么职务？”曾妈妈坦然地说：“早就退了，我是彻底地退。”斯亮说：“‘彻底’什么呀，这里妇联开个会，那儿少先队员举行什么活动，妈妈热心呢！”曾妈妈说：“共产党员嘛，总要尽一点义务。用时新一点的话说，叫作‘发挥余热’。”
我冷不丁提了一个也许很不应该提的问题：“听说，陶铸同志留下不少稿费？”斯亮说：“爸爸留下的稿费、公债连同后来组织上补发的抚恤金，妈妈和我一分都没有要，全部交公了。”我说： “其实，你们收入并不多，留下一点备用也好啊！”曾妈妈说：“我想，我们这样做，一定更符合陶铸同志的意愿。克己奉公，艰苦朴素，也是陶铸同志传下的家风。要说收入，我从1952年定级以来，工资一分也没有长，反而降过三次。
有时，手头是感到紧一点，但，只要精打细算，日子还算过得去。人民还不富裕，如果党的干部手头阔绰，能安心吗？”
说着说着，曾妈妈忽然想起请保姆洗的葡萄还没端上来，笑笑说：“这孩子，一定到哪儿玩去了。”她起身到厨房去，自己把葡萄洗了，盛在一个盘子里端进来，并讲起了关于葡萄的故事：“我种的葡萄，去年有了收获，我真想尝尝，不料被这个院里的人们‘共产’了，一串都没留。这些孩子！如果留给我一串，我就很满意了。”曾妈妈责备别人的时候，语气竟是如此温和，眼里洋溢着慈爱的光芒。斯亮也不禁笑了起来：“今年，大家很照顾老妈妈，留了好几串，否则。今天就可能没有你的份了。”曾妈妈一个劲儿地劝我吃，自己却一粒也不吃，眯起眼睛，欣赏着我吃得津津有味的神情，问道：“怎么样，这葡萄很甜很甜，一点不酸吧？”见我点头，曾妈妈笑得可甜了。
话题一转，我建议老人到处走走，看看各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她感慨地说：“想是这样想的。但是不敢出门。我们这些人，一出门，地方政府和各级领导总是把我们安排得好好的，住得高级，吃得也好。越是这样，我越是心中不安。
所以，我是尽量少走动。由于同样的原因，除了特殊情况，我一般不接受宴请。
看到那种大吃大喝，我心里就难受。”老人沉思了一会接着说：“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人民群众很气愤。其实，真正腐败的干部是极少数。对这种人，人民不满，我也看不惯。”我由衷地说：“共产党人都像您老这样就好了。”曾妈妈说：“你不知道，其实，像我这样的老同志很多都是这样的。就说我们这个大院吧，住了不少部长、省长一级的干部，绝大多数，还不是跟我差不多，很普通很普通的。”
从曾妈妈的语气和眼神中，我完全相信这是事实。我曾同许多年轻人一样，对党风问题感到失望。这次访问，使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关于党风，充分乐观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悲观失望也是没有根据的。共产党人、尤其是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决不会被少数腐败分子所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