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晋开始直到隋唐，道家的治世理念又显现出来。使我们必须看清儒道的关系。
儒家的核心是人性论（个人）需要服从社会。当时儒学人性论最高端是‘君子’。而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的人。
道家的核心却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社会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
西周农具还是以铜器为主，平民用不起在当时还像黄金一样贵重的铜器，公有的井田制使其农业生产的必然。在战国时期，随着块炼铁（还是很落后）农具的普及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不用官员督导，就能家族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产生更高的赋税。这样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土地改革开启了。
以土地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为核心，任何阻碍这一转变的事物都要被扫入历史。生产不再需要更多的官员督导，采邑制便成为土地私有化的阻碍。公侯伯子男层层上贡更加削减了国家税负。那么如何打破世袭世禄的采邑制成为变法的攻坚。世袭世禄的贵族们有枪有人，也不会束手就擒。
这样，根据事实情况，制定现实办法的‘道家’的作用显现出来。
在战国时期，最先成功的是道家。道家不同于后来的道教，道家是实行黄老之说，而推行政治的一帮专业官员。他们宣传老子的世界观，审时度势的治理社会。
他们宣传老子的社会观绝对顺从世界观，政治随时而变。采用黄帝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这里最绝的就是黄帝的办法。黄帝已经逝去了两三千年，甚至有没有这个人都很难考证，他们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具体的知道。所以，他这个说法，很适合专业官僚们‘揉捻’，看似追远，其实是用的自己的革新方法。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
孔子建立儒学时，推崇周公，希望以周公的方法治理国家。现实中，孔子还未看清世间变化，不认同‘道’和万物有变化。崇拜近古人士的孔子却做了复古之实。因为周公的治理方法，非常明确。《周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书籍，周公的那一套就是公侯伯子男世袭贵族的采邑制。孔子这样其实是维护了旧的奴隶制。孔孟的治国方针出现‘方向性’错误，反潮流是早期儒学不张的主要原因。
而道家就是审时度势的来治理国家，成为新的改革家。战国时代由井田制改为私有制，官员的世袭世禄改为郡县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
百家争鸣，在战国，道家可谓做到了一马当先。他们在整个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
也正因此，道家走出了更绝对的人物，这些人物甚至只以统治者为服务对象，以法为制约社会的最高原则，这些人就是法家。在中国很多时候法道混淆，笔者认为法家属于道家的极****，可以分离出去。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老子的传写在一起，也代表了当时汉朝学者也认为法道不分。（司马迁的父亲是道家学者）。
道家在战国时期非常成功，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并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任何不符合土地私有制的都得改革，以此破除了世袭世禄的采邑制。而法家属于道家中的极端派，其甚至不考虑道家的根据现实情况而治理国家的观念。在他们的心中，所谓的现实情况就浓缩为富国强兵，一切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一理念开展。
从商鞅起，明确提出的国家理念就是耕战理念，一切围绕着更好的耕种，更有利于打仗来治国。这在争霸天下的战国后期还比较吃香，战争中国家不团结就没有明天，往往推行极端的****。二战中，英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兵营，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连任四届，这都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是，这种极端的****不适用于和平时期，极端的****完全压制人性，完全顺从统治者的极端****，这种极端****不适合于和平时期。司马谈曰：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秦朝的崩溃使法家变得臭名昭著。指鹿为马的法家被人憎恨。西汉时，一位学士对崇尚道家的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窦太后马上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再扔给他一把匕首，让他和野猪拼命。他不是崇尚法家吗，窦太后的法律就是叫持有这一论点的人与野猪拼命。这是对法家最大的讽刺。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
这样政权又回到了温和派——道家的手中。道家审时度势的提出来墨守成规，使得道家在治世的这个道路上又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就是文景之治。
汉朝之后，每当社会现实情况发生巨变，既定道德无法指导现实生产，道家便会崛起。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岂不都和道家的审时度势相通。
虽然仁义还是永远的道德核心，可是却没有更适合现实的‘礼’，旧礼却无法指导现实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从东晋到隋唐，道与儒可以分庭抗‘礼’。
道家做事审时度势，很多时候表现得恰到好处，那还要外儒内道干什么？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那么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最高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无非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可以来指导大自然，对个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他不能用来指导‘人类社会’。
这便是道家的缺陷。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不能全面认识社会本质。
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并非像自然界那样明确。大多时候界限是模糊的，并非非黑即白。比如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自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任何人都有评价甚至批评任何事物和人的权利。
但是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却不可以侮辱。而在这批评与侮辱之间，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个界限由什么来区分，只能用道德认知来区分。
道家的治世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文景之治，唐朝盛世。审时度势的治世原则不可或缺。
但是，自然界有自己的‘道’（自然规律），而人类的社会又有自己独特的‘道’（社会规律）。道家只关心自然万物的道，忽略社会规律是其重大缺陷。（儒家则正相反）我们举两个道家失败的例子。这两个典故还都很著名。
第一个例子是李陵事件。
李陵在大漠战败投降后，大多数大臣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沉重打击汉军士气，如果他这样的行为不被惩处，那么以后所去的将领打了败仗，都可以投降了。
而司马迁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或有隐情，对他的处罚可以等等再看。
这两个观点分别代表了儒家观点和法家观点，成为儒法之争的重要事例。司马迁的观点根据道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认为李陵投降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认为对他的处分应该等等下发，但是我想一想，就算李陵杀掉敌人可汗，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仅仅是匈奴又换了一个可汗，对于战争敌我双方几乎没有影响。而因为放过了投降者李陵，则可能动摇所有汉军中高级军官的战争决心。
战败比一定非要死，可以向苏武一样做俘虏。战败投降就是汉奸，此事非黑即白，没什么可谈的。
所以，从儒家的尽忠尽义的观点来处罚李陵是更加正确的。王夫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第二个例子是淮南子事件。
淮南王刘安是西汉最著名的道家学者，其所著《淮南子》被称为道家巅峰之作。他还编著《淮南万毕术》，深入探索自然规律。他在淮南四郡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效果也很好。
淮南王刘安因为子孙犯法，而被汉武帝割去了几个城邑，一时气愤准备造反。他是汉初的著名学者，他的首席助手伍被劝其不要造反。而淮南子以道家的观点对伍被说：“武帝执政，对外战争太多，人们开始生活痛苦，这个时候正好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而伍被却用儒家的观点来劝说其不要造反，他意思是，各个小家庭还没有失去孝义，法律纲纪还未松弛，所以率先起义者不会成功。
刘安讥讽他说：“我们现在的实力难道说比陈胜吴广还要弱吗？陈胜吴广只有区区百人，揭竿起义应者数十万人。而我们一上来就有数万军队，而且可以抢先率兵控制虎牢关，军事家说只要控制虎牢关就等于控制了东方。（断绝成皋，隔绝天下）”
伍被仍然用儒家的观点来说明，汉朝人心未失，即使你有一定的军事才华，也不能成功。
在无奈之下，伍被给刘安出了个狠主意，这个主意直接要了他自己的命。他用儒家的观点看待这件事情，认为若使汉武帝丢掉天下，必先使其丢掉人心。不如假传圣旨，命东方各郡人民都去参加北伐匈奴，骗官员去捉拿年轻壮丁，这一下，必定天下汹汹。再利用这些捉来的壮丁起义，最后拉拢东方诸侯，或许能成功。这一招太阴毒，刘安又不敢用。结果仓促起兵，民心、军心都不在他这一边。连军队都调配不好，被杀。
淮南子看到了客观事实，朝廷征讨匈奴压迫了人民；攻下虎牢，隔绝天下。但他没有深入观察社会，见微知著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此事也能看出儒生坏起来，更加混蛋。越有才华的伪君子越恐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