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玄’在无为的世界观要向有为的儒学社会观妥协。那么玄学到了东晋为什么不玄了？
从曹魏到西晋涌现出很多玄学大家，如何晏、王弼、嵇康、阮籍、王衍、乐广、郭象。可是东晋后玄学就走了下坡，没有新的大家，新的思想。
原因就是佛学来了，佛学把玄学的世界观一板砖拍死了。
佛学在汉朝进入中原，但是不被认可，没有展现自己唯心的社会观机会。可是胡人原本信神鬼，第一个统一北方的胡人政权‘后赵’率先尝试了佛学，非常成功。很短时间内，就把民众从战乱后的荒芜中拉了出来，出现一定的繁荣。佛学唯心的社会观也非常好使。他们对庄园里的农奴说，好好地干活，死后把你们送上西天极乐世界；不要记恨庄园主，人家上辈子做了善事，你们也做善事吧，下辈子也能做庄园主。
宗教的求善、忏悔取代了儒学的仁义社会观。
石勒后赵的成功引起东晋和成汉的艳慕。东晋才不再排斥佛学。可是佛学大师从北方来到东晋，语惊四座！
佛学的世界观原本就是四大皆空。这样玄学的世界观被佛学解释为：以无为本，以有为空，性空假有。所谓不是叶动，不是风动，而是心动。这一解释把玄学甩出了五条街。这是一整套唯心的思想理论。本、体都是唯心的，不矛盾。
此说‘标新立异’惊得东晋名士目瞪口呆。你若承认‘以无为本’，就永远辩不过佛学大师。标新立异这个成语就从此得来。
‘以有为空’的本体论，玄学家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不敢提。更不敢承认，因为他的社会观要依附在儒学的‘有为’上。
人家宗教不怕，人家有自己的一套可行的社会观。以求善，忏悔的社会观，也使民众老老实实干活，将来到西天极乐世界。
因为佛学很早就讲究四大皆空，其认为以无为本，以有为体。那么怎么解释这个“有”，“有”既是空，这下一下解决了玄学的最大难题，你看到的一切表象，大千世界都是空的。虽然这个说法彻底解决了玄学的世界观，但是就和以儒学为主的社会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可是人家佛学不怕，因为人家佛学有自己一套较成熟而可行的社会道德理论----普通人仍然要辛苦工作，修的正果，把你送到西天极乐世界（西方是送上天堂）。人家宗教的社会观也能支持劳动有为。
宗教拥有和玄学更相近的唯心世界观，而且在唯心上比玄学更成熟。依托自己的世界观，宗教还有一套可行的社会观。
正因此第一次个人主义和宗教的媾和，宗教占了主导。宗教还得便宜卖乖，指责贵族无为遁世。（启蒙运动中个人主义兼顾‘公平’后，夺回主导权。但还是和宗教妥协了。这是第二次媾和）
所以宗教一来，玄学清谈就衰落了。因为你的世界观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人家对庄子逍遥游的世界观的阐述，甩出玄学家们一条街。人家还能提供另外一套与儒学有为思想完全不同的一种无为的社会道德观，这更符合玄学的世界观。这样人家佛学将玄学的世界观和社会观都一下将死了。当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宗教也都从个人主义中吸取的巨大的营养。
这样东晋玄学清谈“有”、“无”的关系，就谈不下去了。玄学自然没落了。
世界观没法谈了，社会观又不会谈，只能谈人性论（人生观）。
不要以为神学大家什么都能谈，谈至人性论，神学就被问晕了。你都四大皆空了，还要什么才华、人性。宗教是愚民政策，对人生观上的阐述是比较低级的。作为人类社会，没有一个上进的人生观，是不能进步的。全是宗教理论，人失去自我，全变成行尸走肉，整个社会都等着上帝恩赐，会变成死水一滩。
因此，宗教也需要一个外来的人生观、人性论。所以宗教和个人主义谁也看不起谁，可又离不开对方。因此两者只有媾和，谁的了势还要骂另一方。
讨论起人性论，殷浩就把佛学大家支道林难住了。所以宗教和自由派还真是绝配，都有妥协的意愿。
玄学借用佛学而最终沉沦；佛学借用玄学而昌盛。原本佛学进入中国，核心理念是‘苦禅’。释迦牟尼说‘众生皆苦’。因为有欲望而众生皆苦。在玄学的影响下，产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中国佛学不再只是‘苦禅’。被更多的人所认可。
可是率先提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被佛家开除了。老和尚们整天吃斋念经都成不了佛，你个坏蛋扔掉屠刀就成了佛，门都没有。这一法旨很长时间才被认可，只是为了拉拢更多的牛人。牛人的刀最大，最硬。
朱熹认为佛教不再只是‘苦禅’是抄袭了玄学经典《老子》，陈寅恪也有类似言论。笔者认为抄袭谈不上，只算借鉴罢了。宗教有自己的东西，不然看不清今日之西方世界。
南朝的士族统治阶层不会轻易地让出手中的特权，又利用对“玄学”的垄断，必然会在社会的主意识形态上加强士族特权的理论。他们主研究的这个“道”必然会走向“士庶天隔”。他们会宣扬大自然其中的一个规律，就是：士就是士，庶就是庶。这样在这一层面上又会走成“天命论”，最后很可能被宗教哲学吃掉。这或许不是危言耸听，南朝还是“本体不分”的儒学，在“宿命论”上拿什么跟佛学拼。
我的这一设想其实在南朝末已经有所表现。士族宣扬“士庶天隔”，而佛寺林立。古罗马帝国前期的思想学说，就是在被贵族发展成“士庶天隔”之后被宗教吃掉的。和孔子同时期的苏格拉底讲至爱至善；亚里士多德讲“物质”。古罗马哲学主流斯多葛派前期讲万物的永存不朽，人人平等；晚期贵族产生开始消极遁世，讲宿命论。公元330年古罗马左右颁布一道法令禁止佃农离开祖种的土地，用现代话来说，他把佃农变成了农奴，终生依附在那块土地上。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被神教吃掉。
后果更可怕的是：因为后来一千五百多年的西方历史是宗教人士说写的。对宗教前的哲学思想多有隐含，甚至篡改。以至于后世想深入研究，重新拾起都不太可能。博爱、公正在西方宗教史之前早就有。可是早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无法拾起。只好来东方‘山寨’。
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欢迎李先念主席时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当1993年我国的考古学家挖掘出来战国时代的《老子》原著时，惊奇的发现我们读了两千年的《老子》，原来是被汉儒篡改以后的版本。由于伪作流传已广，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研究的还是儒家伪本。悲催，还是可笑。
笔者说过日本的社会更像西方，没有走出贵族制度。儒、佛同时传入东瀛。儒学就没发展起来。佛学却发现了沃土。
奈良时代传承飞鸟时代的护佛政策，以兴隆佛教来护国祐民。正式确立日本佛教的戒法，并推崇华严思想，以体现其政教合一的理念。
平安中叶之后，佛教为保护寺产，征集武士为僧兵，于是佛教僧侣更进一步干涉政治。
战国时代的****结束后，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置幕府。德川家康努力保护佛教，并将佛教纳入封建政权的体系中。他颁布“寺院法度”，用来制定各宗派所属寺院的属从关系，及对寺院的种种规定。又实施“寺檀制度”，使全国每一个国民都有归属护持的寺院。
明治天皇在明治元年(1868)颁布“神佛分离令”，以神道教为国教，排斥佛教。日本佛教来自唐朝，此时佛教已经深受老庄影响，也没有执政经验，因此看起来没有西方宗教那样张牙舞爪（宗教主导的时期被自由派称为‘黑暗中世纪’）。
从南朝看，南朝时学术也有了“天命论”的苗头，所谓“士庶天隔”。不要对这个看得太重，这只是士族渴望得到世袭特权的一个幻想。
再往后发展，神学被越来越多的高级人物所接受。虽然汉朝就有佛学传入，而在西晋时期是压抑宗教的。晋武帝一上台就下令，全国禁止拜鬼神，只推崇祖先。人类的文明，本就是我们祖先的经验和创造一点一滴积累而来的。
虽然东晋后，佛教首先在北方兴起，可是它传到南方后，却在南朝发展极快。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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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由于人的背景、教育、学问和机遇的不同，只强调自由，一定会产生‘不公平’。那么如何让落后的人安心于这种不公，宗教的社会观起到了作用。
西方的自由派一定要借助神学社会观，因为不管你王弼说破天，就算是再伟大的逻辑辩驳，再严谨的科学推演，也不能说服人们---贵人富命，卑人贱命。今天个人主义者最高级的世界观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世界观仍然不能指导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能‘物竞天择’，那不是又回到‘野兽’时代了吗？
只有神学可以做到。神学可以说“不要羡慕贵人，人家上辈吃过苦，你这辈子好好干，下辈子也当贵人（轮回说）；或者死后被度到西天极乐世界；要么上天堂。宗教是先“信”后理解的。（‘先信后理解’是宗教哲学家们的定论，不是笔者空口瞎说）
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国会曾经举行了一次公开投票是否解放黑奴。记者们蜂拥而至，议员们在进入会场前，慷慨激昂的痛批黑奴制，废除黑奴制好似义不容辞。可是最后结果一出来，却让记者们傻了眼。解放黑奴的议案竟然被议员们否决了。议员们进场前的‘义薄云天’未必是假装的，但是这条法律一旦通过，有的议员家族可能当场倾家荡产，他负不起这个责任。（比如南方的庄园主家里，一下几千个奴隶没了，要庄园主亲自去上万亩田地里摘棉花吗）
自由派哲学世界观发展的最高级，就是进化论的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和人类的社会观相抵触，在人类群体或组织内部是讲团结，讲配合的。因此自由派哲学不能单独存在。轰轰烈烈的西方启蒙运动，最后也是和宗教道德相互妥协。（西方没有可行的唯物社会观）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反对君权神授。他把罗马教皇比作魔王，僧侣比作群鬼，但主张利用“国教”来管束人民，维护“秩序”。
法国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的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但他最终也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在宗教问题上，德国的康德承认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英法德全有了，怎么不提美国。因为孟德斯鸠死的时候，美国还在娘胎里。不过，美国从英国闹独立的时候，请来了法国的大启蒙者潘恩，他是在启蒙者中最极端反对宗教的，当时的宗教当然站在了英国一边。美国闹腾独立时把潘恩当孔子供着；后来独立了需要和平发展，由于潘恩不肯妥协，竟把潘恩刺杀了。
西方个人主义和宗教第二次媾和当中，康德起到了王弼的作用。康德闭关十年，三大批判横空出世，光耀千秋。可是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则是讲他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实践理性具有某种行动能力和功能，它能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继而使人达到自由。这其实就是认可了人的社会性，人性要服从一定的社会观。
康德被认为是西方启蒙运动的收官者。他的确为启蒙运动收了官。他将神学定义为超自然，在承认自然科学的情况下，不否认基督的存在。和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还是世界的一部分，即宗教出于自然。
不得不说伟大的康德在这点上做了江湖骗子。即使很多西方学者也被他搞糊涂了。诗人海涅有个形象说法：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把上帝赶出了家门，而在第二批判中却又偷偷地把上帝请了回来。
‘第一批判砍了上帝的头，第二批判却魔术师搬得又把上帝复活了。’
康德的心声说出了他的无奈，在《实践理性批判》他说，无论是经验还是理性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必须假设上帝与灵魂的存在。
西方成熟的社会道德只有神教，个人主义者甩不开它。（笔者在整片文章中极少用这个‘它’字，为了表示对宠物的尊重，对畜生也用‘他’字）
可见，最终启蒙派还是与宗教妥协了。当然在媾和的过程中，宗教也作出极大地妥协、改善。1962年教皇宣布不再把其他基督教派视为异教徒，就是一种妥协。到处喊着‘宇宙围着太阳转’的布鲁诺被教皇烧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再有谁向教皇说‘宇宙围着太阳转’。教皇会说：“无知的可怜孩子，太阳围着银河转。”
自由社会不是不要道德和公正，而是自由排在第一首要的位置，他还是要道德和公正的。只是自由和公平有冲突时，一般由“公平”来作出一点牺牲。
可是自由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人从一出生到死没有一天是真正自由的。自由不是人性的本质，自由是人的需求。人只有在团体中相互妥协，合作才能拥有现实中的一定的自由。
西方启蒙运动融入‘公平’理念，迫使宗教做出更大妥协。在第二次媾和中占据了主动。
第一次媾和宗教占据主动，骂个人主义者只为自己享乐，规避社会责任；第二次个人主义占据主动，骂宗教的统治是‘黑暗的中世纪’。
今天女皇、天皇的存在，只剩下一个社会意义---社会是不公平的，您必须承受。
随之美越战争的结束，美国在全球处于守式。70年代末，苏联步步紧逼。美国在欧洲处于守式；苏联进入非洲的中心扎伊尔，非洲危在旦夕；越南攻占柬埔寨，压制老挝，兵临泰国，东南亚要完蛋了！
当时的工业生产以钢铁产量为标志；国家科技以航空航天为标志。苏联全面赶超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的外交、政治糟糕透顶。从60年--80年这20年中，美国没有一个总统可以任两届！可以验证美国政治的糟糕。总统都被打死了，您说糟糕不糟糕。
在敌国的压力下，美国在国内的‘改革’非常成功，非常精彩。1961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著，开创了西方商业社会自由经济的新模式；1970年的《正义论》确定了新的西方社会观。1964年美国黑人才得到完全的选举权。
西方今天的社会模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