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含不禁出了一身冷汗，经过反复思考，他提笔给河间王写了一封信，将长沙王一切安排细说与河间王颙，并表明其种种安排的目的，就是为压制二王。李含最后在信中写道：现在长沙王和刺史皇甫商及王浚刚刚拉上关系，还不十分密切，其余苟晞、司马虓、司马腾刚刚赴任，仁义未建，尚不可持。所以应趁长沙王羽翼未丰，早日剪除。
李含将信送出，心中却知道，成都、河间二王应该没有什么办法应对长沙王。首先长沙王待帝甚恭，对文武百官也很尊重，使二王没有借口；其次皇太子已立了一年多，在天下名士眼中已既成事实。
情况棘手，李含左右为难，就算长沙王不追究去年的“假诏”，有朝一日，太子登基，他的“假诏”可是以废太子立成都王为目的，进而讨伐‘立太子’的齐王冏。这对新天子的帝位根基构成大害。“你的老爹曾经下诏废你”，不要说这份“诏书”是假的，就是真的，新皇帝也要把它说成假的。到时候李含这个主谋之人，“夷三族”是免不了的。
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咱明的不行来暗的。李含下定决心刺杀长沙王，只要长沙王一死，成都王颖作为惠帝年岁最大的弟弟，和实力最强之王，来京执政便指日可待。成都王颖执政，第一件事就会废掉太子。
李含说做就做，暗中安排偷袭长沙王。可惜的是，他还未安排妥当，长沙王竟已经遇到刺客了。
原来，明的不行，来暗的。竟然也是成都王颖的想法，眼见得那位不知从哪儿找来的皇太子越来越名正言顺，成都王颖心中越发焦急，其多次派人来说服长沙王助己一臂之力，可是长沙王虽是对成都王恭敬有加，但在废太子、立太弟的事上，总是模糊应对，不置可否。等不及的成都王颖竟派人以送东海明珠为名，刺杀长沙王乂。
有人说过“刺杀”成本最小，成果最大。可是刺杀的成功率也太低。这位倒霉催的无名刺客还没走入大厅，就被长沙王左常侍王矩看出破绽，拦下搜出凶器，一刀杀了。
刺客事件一出，就表示成都王和长沙王正式决裂。长沙王知道，河间王和成都王是穿一条裤子的，也就不再客气，马上捉拿李含，以假传圣旨、迷惑二王的罪名杀掉。这里还是给二王留有余地。这下成都王、河间王去年讨伐齐王冏就不是功劳，而成了受人怂恿的过失。
为了坐实这一点，朝廷平反了齐王冏的谋逆大罪，并封其子为王。齐王冏的罪责仅仅是误信谣言，而加害长沙王。长沙王亲手杀了齐王冏自然不能把“加害长沙王”这一条也平反掉。
长沙王这是宣示天下，皇帝从来没有废太子讨齐王的意图，当年二王讨伐朝廷的诏书是他们伪造的，这是在舆论上陷二王于不义。
以前的小说均‘断取’晋书段落，只说李含死于与皇甫兄弟的矛盾，这是把问题看浅了。李含与皇甫兄弟三十年的矛盾，期间李含数次落魄，皇甫兄弟为何不杀他？
长沙王与二王决裂，长沙王手中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去年那份“假诏书”。
“假诏书”的定性，使二王征讨齐王之功变为“讨伐朝廷”的过失。所以，长沙王必杀李含，宣示二王罪恶，以正视听。
成都、河间二王自然打死不认账。就算顺坡下驴，把“假诏”之事全推给李含，但是被李含“假诏”蒙骗而讨伐朝廷，也是一个无法负担的政治污点。何况成都王志还在“皇太弟”之位，就更不能妥协了。
成都王、河间王再次宣示“诏书”是李含从惠帝那里拿的。李含是再造大晋的功臣。他被小人羊玄之、皇甫商陷害而死，所以要清君侧，杀死羊玄之、皇甫商二人。并给了长沙王一个台阶，许诺长沙王只要归藩即可。
二王要诛杀皇甫商好理解，可是为何要把羊玄之安为乱臣贼党之首呢？
因为羊玄之是羊皇后的父亲，皇太子即位，羊皇后作为嫡母，就是将来的太后。是羊玄之一心想推女儿为太后，才硬说李含“诏书”是假的。把羊玄之说成罪魁祸首，是为将来废掉太子做好铺垫。
羊玄之当然想保太子，但是这事儿是长沙王主办的，他不起太大作用。可是二王把罪过全压在他头上，没多久羊玄之就被吓死了。
可是长沙王英武绝伦，可不怕吓，马上调兵遣将，准备应战。
成都王说李含的诏书“封成都王为皇太弟，讨伐齐王冏”是真的，长沙王说是假，那就没有别的可谈了。即使苏秦、郦食其来说和都不行了，剩下的只有打。这次战争的导火索还是‘立嗣’！
公元303年九月，河间王大将张方领七万西北铁骑，兵进洛阳城西，长沙王乂派皇甫商领兵出战。
成都王以陆机为元帅，大将石超、牵秀为副，率兵二十万，进驻洛阳城东，二王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