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武汉街头，陈良屏似乎闻到南京血腥的咸味，他想的是：日军攻占武汉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些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听副司令庄达说，蒋介石此时还没撤离，陈良屏默默舒缓了一下，似乎吃了个定心丸。
尽管如此，当夜他仍几乎一夜无眠。
10月24日一大早，陈良屏到司令部后，听同事们正在议论，说江北的日军已攻取黄冈，黄陂也发现敌情；江南的日军则攻陷樊口和鄂城。
就在这一天，陈诚召集第9战区的众人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崇阳（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会议，布置撤退问题。在会议尾声的时候，关麟征和罗卓英吵了起来。
已升为第32军团长的关麟征，本来隶属于汤恩伯第31集团军。但在会上，按陈诚的安排，关的部队和李延年军团调给罗卓英第19集团军指挥。同样属于中央军的关麟征不服罗卓英，觉得自己还是在汤恩伯下面打得顺手（关麟征很傲，也顶撞过汤恩伯，但最终还是认可汤恩伯的）。
几个月前打徐州会战时，关麟征率部向归德撤退，至安徽与河南交界的砀山、杨集间的大桥，在日军于桥对面建起火力封锁线的情况下，关麟征带15名骑兵敢死队员，一个冲锋就冲垮了日军的工事。后来在武汉开会时，蒋介石问关麟征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关麟征只回答了一句：“我是校长的学生。”
蒋介石非常满意，在会上说：“各级部队长就要像关麟征这样，退得下来，冲得上去，身先士卒，何愁敌寇猖狂？”
再后来，关麟征受到蒋介石关照，升为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继胡宗南后黄埔系里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
关麟征虽然小罗卓英将近10岁，但却不买罗卓英的账。罗卓英呢，虽然是“土木系”二号人物，陈诚的左膀右臂，但并非跋扈之人，面对暴脾气的关麟征，只是不冷不热地点了一句：“这是战区的安排而已。”
罗卓英的意思很明显，并非我想要你“关大刀”。
就这样，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关麟征的部下张耀明不免替关担忧。在座的卢汉、李延年、李仙洲、甘丽初、张冲、方靖等人都不说话，只是看着两个人吵。怎么说话呢？一个桀骜不驯，一个是陈诚的影子，事情最后还得陈诚来了结。
陈诚能说什么呢？一拍桌子，吓了关麟征一跳。
关麟征的桀骜脾气，陈诚早就知道，也领教过，那是10年前，当时陈还是他的起家部队第11师副师长，关在他手下做团长，罗卓英则是参谋长。当时罗想联合诸人拥陈上位做师长，问到关时，关表示不屑。后来陈当上了师长，关另投他部，否则关也是“土木系”元老了。
陈诚并不是个记仇的人，所以后来对关麟征还不错。只是此时陈诚觉得关麟征有些过分了，虽然罗卓英脾气好，但在这样的会上，也不该这样叫他下不来台，于是一锤定音，说：“雨东（关麟征字）！你何来急躁？此事已定，服从军令，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会战行将结束，在协作转移上不得出现任何问题！散会！”
回过头来再说武汉。
这几天，船舶运输司令部渡江处和渡河处都很闲，没接到任何渡送军队撤离的任务。军队前些天都已经撤下去了。
武汉江防工事中还留有最后的哨兵，但用陈良屏的话形容，此时“了望枪口，寂静无声”。
10月24日午前，司令部所属船只都已开往长江上游，各方面基本上都已撤离完毕。坚持不走的，也不能绑架，但已是寥寥。
武汉三镇已相当于一座空城。
但是，还有招商局的一艘名为“江兴”的大型火轮没走。
按这艘巨轮的计划，将于24日午后两点，接走最后一批离开武汉的公职人员和市民。此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下面还有一艘速度轻快的小火轮在江边待命，定于当晚9点再撤离武汉。
1938年10月24日下午两点，“江兴轮”装满了人，然后准时开出。这时候，蒋介石还没走。
这一天，日军第6师团前锋已迫近汉口郊区。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要面子，别人不催他走，他就不走。催他走的，是他的黄埔学生，也不行，还必须是非嫡系出身的将官，比如军令部长徐永昌这样的。也有人说，是在做样子。“做样子”在中国的词典里是个贬义词。问题只是在于，在日军马上就冲进城的情况下，谁能做这个样子呢？
蒋介石没走，宋美龄当然也没走。
进入10月中旬，大家就都催促蒋介石离开武汉了。蒋介石不走，大家也没办法，只好陪着。侍从室主任林蔚已经口干舌燥，另一位主任陈布雷的话蒋也没听。
这时候，还没撤离的，除了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徐永昌等少数高官。陈诚此时在长江南岸的崇阳第9战区司令部，李宗仁长江北岸的钟祥第5战区司令部。
蒋介石告诉林蔚，武汉是国民政府行都，现在抗战即将到新的时期，他需要坚守到最后一刻，借此鼓舞军队和国民。
林蔚和陈布雷互相看了看，也无话可说。
陈布雷怎么想的，林蔚不知道，林蔚想的是：理儿是这个理儿，但问题是，万一被日军抓了俘虏，那这一切就太荒诞了。
但蒋介石固执己见，毕竟是天蝎座。
关键时刻，徐永昌的话起了作用。他再一次告诉蒋介石，必须最晚在10月24日撤离，因为武汉城中已经混入日军便衣队。如果再不走，就真危险了。
徐永昌说：“这不仅仅是委员长一个人的事。”
直到这时候，蒋介石终于答应在10月24日撤离。这时已经是10月23日清晨。
林蔚的心才放到肚子里，但随即又提到嗓子眼。因为跟汉口机场地面站联系后，一时间抓不到飞机。
林蔚脑袋顿时大了三圈。
当时蒋介石并没自己的专机。每次坐飞机出行，都要调中国航空公司的普通商用飞机。武汉陷落前，中航的飞机上下忙活，往重庆、成都和宜昌运送政府要员，加上蒋介石表示要到最后一刻再走，所以一时间中航的人没打蒋介石的牌。当蒋介石决定24日走时，临时抓不到飞机了。
这时候，武汉外围基本上已经没中国军队了。
24日太阳落山后，汉口郊外已经听到日军枪声，侍从室的一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在几乎难以说清的情绪下，汉口机场地面站的留守人员打电话来，要蒋介石一行在晚上7点前赶到机场，很快会有一架飞机降落。林蔚松了一口气。
就这样，在林蔚等侍从室留守人员的簇拥下，蒋介石、宋美龄走出珞珈山寓所旁的防空洞，傍晚6时，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汉口机场。
此时汉口机场进行了灯火管制，只有飞机降临前才会打开灯光。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站在黑暗清冷的机场跑道边，遥望着武汉上空的天际。按计划，他们要飞往湖南衡阳。
终于，一架中航商用飞机降落在机场。
蒋介石、宋美龄、林蔚等人上了飞机，飞机立即起飞，在漆黑中向南飞往衡阳。
在蒋介石所乘飞机起飞后，白崇禧乘一辆德式吉普，在少数警卫的保护下，前往武汉西北面的钟祥，到那里去跟李宗仁会合。
在此之前，徐永昌也已经撤离。
该走的都走了。
但蒋介石又回来了。
蒋介石所乘飞机的飞行员是个美国小伙子，刚拿驾照没两年，导航员也是个菜鸟。当飞了一段时间后，导航员满头大汗地用英语告诉宋美龄：“我们迷路了。”
宋美龄说：“为什么？”
导航员说：“现在飞的方向可能不是衡阳，导航系统出了问题。飞机已经盘旋了一会儿，照这个情况下去，到不了衡阳我们的飞机就没油了。即使到了衡阳，也应该是半夜，而我们的飞行员是个新手，大约没办法保证在黑夜中平安降落。”
宋美龄问：“你什么意思？”
导航员说：“看来我们得飞回汉口机场了，需要在那里重新加油和校对飞行航向。”
宋美龄说：“你疯了吗？”
导航员耸耸肩，说：“夫人，机上有您和委员长，我们飞行责任重大。在现在的情况下，为了万全，必须返回汉口……”
宋美龄一闭眼，说：“必须？只能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是这个意思。”
宋美龄说：“没别的办法？”
导航员说：“没有。您知道，飞行员的飞行时间很短……”
宋美龄想说她不知道。但有什么意义呢？她只好告诉蒋介石，后者这时候也有点惊了，他想到王牌飞行员刘粹刚因飞机迷失方向撞在城楼上殉难的事。他再次通过宋美龄问了一句：“必须飞回去吗？”
导航员说：“委员长先生，必须飞回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安全。”
一边是飞回去，闹不好被日军抓俘虏；一边是继续往前飞，闹不好空难坠机。你选哪一个？
蒋介石当然会选择前一种。
虽然蒋介石经常坐飞机，对此不憷头，但他也明白，这天上的事都是说不准的。
但飞回去也不那么容易。汉口机场此时已经一片漆黑，而机上与机场地面站的电报联系又一度中断，所以飞机只能在漆黑中盲目地寻找汉口机场的位置。
蒋介石面无表情，只是闭着双眼，他是否想到了最坏的结局？
飞机在武汉上空来回盘旋。难道汉口机场不见了？此时燃油已快耗尽。如果再找不到机场，只能一头撞山了。幸好的是，在最后一刻，他们用电报联络上了机场地面站。最后坚守岗位的职员在机场亮起备用的红灯笼。因为这架飞机刚才飞走后，士兵立即破坏了机场的电力系统。
飞机轰隆着着陆。
跑道边，已经来了一些工兵，他们正准备在跑道上埋雷，破坏机场的各种设施。当地面站的职员发现蒋介石又回来了，一个个的大惊失色，慌忙把一行人接进机场边的房子。
蒋介石听到从汉口郊区传来的枪声，已经开始密集了。
日军第6师团牛岛支队佐野虎太第23联队进抵汉口北郊戴家山了，最后留守的部队为延迟日军攻入武汉做最后的努力。三镇多处起火，城中潜伏的军统人员正在做最后的破坏了，日本正金银行等建筑被破坏殆尽。
当机组人员重新定位好航向，在工兵爆炸机场汽油桶之前，为飞机加满了油。当飞机再次升空时，已经是10月25日凌晨4点了。再过几个小时，日军就进城了。
这是抗战中蒋介石的几次遇险之一。
整个事件像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蒋介石最终还是安全地飞走了。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说“江兴轮”了，它的命运就没那么好了。
就在它开出武汉3个小时后，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突然接到白崇禧来电，说此时在汉口日租界还有6座高射炮、500箱弹药和一个高射炮队，叫“江兴轮”立即返航，等守备日租界的部队撤退时，把高射炮、弹药和士兵运送出来。
船舶运输总司令部本来就是为战时运输而设立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白崇禧的命令无可指责。如果说有指责的话，就是这个命令下迟了。白崇禧不知道，此时“江兴轮”上，除载有最后一批撤离的军事人员外，还有大量决定最后一刻离开武汉的市民。
电报中，白崇禧说：“此时倘有贻误，以军法论处！”
也就是说下了死命令。因为当时中国军队缺少对付日本飞机的防空武器，所以白崇禧很看重这批高射炮。没办法，船舶运输总司令部只好叫“江兴轮”掉转船头，拉着满满的一船人，重新向武汉驶去……
要知道，这已是日军攻入武汉的前一天了。
前面说过，除“江兴轮”外，船舶运输总司令部还有一艘速度更快的待命小火轮，叫“建兴”。接送日租界的武器弹药，派“建兴轮”去再适合不过了。大约是因为这艘船太小了，所以最后决定叫大、小两艘火轮同时返航。
“江兴轮”开出武汉是10月24日下午两点，在傍晚5点多接到的指令，回航3个小时，在晚8点多重新停靠在汉口码头。船上的人员尤其是市民陷入巨大的焦虑中。他们都清楚：多停靠一秒就会增加一秒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呈几何递增的。
但此时高射炮守备队还没撤离，士兵们正在破坏日租界的建筑，当联系上他们并将6门高射炮和500箱弹药装上船时，已是10月25日凌晨3点。弹药可以装到船舱，而高射炮却没办法下舱，只好放在船面上，用帆布蒙了起来。
就这样，“江兴轮”重新起航，像个落伍的伤兵一样，奋力向上游开去。
“建兴轮”则显得轻便快捷，最主要的是可以不选择水线，自由地直航，所以开着开着，就甩下“江兴轮”了。“江兴轮”呢，作为当时的超级火轮，必须按“曲线水槽”前进。也就是说大船受吃水深度限制，必须按一定线路航行，而不能像小船一样在江面上直行。当行至新堤江面（临近洪湖）时，“建兴轮”已超越“江兴轮”20多公里了。
天色已亮，到10月25日清晨了。
“建兴轮”追上了军委会侍从室的“建武轮”。
蒋介石走前，曾命令侍从室的主要人员先撤。武汉撤离虽不像南京撤离那样仓促，但对最后的撤离者来说，仍有自己不可知的命运。蒋介石本来想叫陈布雷坐飞机走，但后者表示和同事坐“建武轮”走水路就可以了。
“建武轮”上除陈布雷等侍从室人员外，还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机关人员，包括副司令庄达和秘书陈良屏等人。他们启程时，已是10月24日下午。相对于飞机，水路撤离自然更危险。当天他们就遭日机袭击，射造成十多人死伤，当时陈布雷藏身锅炉旁，身上的长袍被子弹打了好几个洞，幸而本人没被击中。
按当时的规律，船只离开武汉超过15公里，也就是说超出武汉卫戍区防空范畴，就随时可能遇到日机。攻击长江航道的日机通常是水上飞机，不携带炸弹，只配备机关枪，两架编为一队，看到中国船只后，先用机枪扫射，来个下马威，随后一架在空中监视，另一架俯冲，或干脆跟个大蜻蜓一样落在江面，机上日军做出检查手势，用蹩脚的汉语说：“你的国军？”“武器的有？”“检查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航道上空的日机，见到中国船只后，不是一律攻击，如看到船上有士兵和军用物资，攻击当然是肯定的；但如果是纯粹的民船，或船面上贴有“百姓回乡”之类的字样标志，日机通常在确定不是军船后，就会兀自飞走。这不是日军飞行员有多好心，而只是出于最大限度地在军用船只上取得战果的考虑。
对中国这边来说，如果是军用船只的话，通常都会把物资塞到舱里，船面上放些别的东西迷惑日军，在日军询问时，穿便衣的押送人员会揭开篷布一角，表示都是百姓用的东西，并无军用物资，会来事儿的船工再鸣笛三声，表示向日军“致敬”。这样的话，日机就会得意洋洋地飞走。
日军对长江航道的袭击从战争爆发后就开始了。一年来，航行于长江上的中国船只都积累了不少经验，“建兴轮”开出后也曾遭日机多次袭击，但由于船工经验丰富，所以始终比较安全。问题就出在重新由武汉回航的“江兴轮”。
按当事者给出的数字，此时船上挤了一万多人，从底舱到顶层，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缝隙。
身在“建武轮”上的陈良屏此时非常担心“江兴轮”。
这时候，一名引水员走进底舱。聊天时，引水员告诉船舶运输总司令部的几个人，一个小时前，两架日本飞机飞过去了，后来听到下游传来枪声，两轮之间相距30多公里，“江兴轮”可能遭日机攻击了。后来又看到那两架日机飞走了，一架好像被打伤了。半小时后，又来了几架轰炸机，看来“江兴轮”凶多吉少！
大家几乎同时闭上眼，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副司令庄达随即叫3名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人员外加一名水手，乘火轮上的一艘备用小木船前往下游出事地点进行查看，命令他们3日内赶到沙市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