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仕途后，王莽一如既往地温良谦恭，朝中上下好评如潮。不久，王莽就迁升为射声校尉，公元前16年又被封为新都侯，加封光禄大夫、侍中等职，此时王莽仅30岁。
年轻的政坛新星王莽并没有得志便猖狂，而是爵位愈尊，节操愈谦，出手也愈大方，“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
权贵至亲犯法，王莽也不姑息。他姑表兄弟淳于长犯法，因他检举伏诛；他的儿子王获杀死奴仆，王莽也逼迫他自尽偿命。因此，王莽的名声越来越响，四海之内无人不知王莽的贤名，这实际上为他的仕途铺平了道路。
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故，王根死前向成帝推荐王莽代替自己出任大司马之职。朝中大臣纷纷支持王莽，成帝于是成众人之望，以王莽为大司马。
做了大司马后，王莽依然保持谦逊本色，不露一丝骄横之色，生活也十分节俭，自己的妻子“衣不曳地，布蔽膝”，竟被来访的公卿列侯夫人当成是僮仆。
但是好景不长，王莽任大司马之职不足半年，成帝于公元前７年死去。哀帝即位后，其祖母家丁氏和母家傅氏掌权，王莽被迫称病去职，闭门闲居。由于王莽在朝野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故有百余名官吏上书为其鸣不平。
元寿二年（公元前１年），哀帝病死，元后王政君命王莽重新出任大司马之职，领尚书事。元后与王莽立９岁的中山王刘衎为帝，然后由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从此，王莽开始一步一步走向金字塔的顶端。
公元1年，王莽被封为太傅、安汉公。
公元4年，王莽号宰衡，位上公，加九锡。
公元5年底，平帝崩，孺子婴立，王莽逼元后王政君封他为“假皇帝”，代理皇帝之职。
公元9年元旦，王莽“即真”，成为“真皇帝”，国号“新”。
至此，在经过多年的精心策划、筹备、运作之后，王莽终于代汉自立。
3.王莽的理想国
王莽顺利夺取了汉朝的政权，同时却接收了一个烂摊子。西汉晚期，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遗留下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但王莽显然并不在意，他坚信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收拾这个烂摊子。于是，王莽登基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他想把新王朝建设成为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人民安居乐业，四海升平，如同传说中的尧舜之国。
以儒学大师自称的王莽，自然要从儒家经典中寻求改革的理论依据，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周礼》。自比周公的王莽，事必据《周礼》，一切改革措施都尊从此书，因此史家将此次改革称为“托古改制”。
在王莽的诸多改革措施中，“王田令”与“私属令”是最为核心的内容。
在土地改革方面，新王朝颁布了“王田令”，实行土地国有化，不许私人买卖土地，把全国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在奴婢改革方面，新王朝规定不许买卖奴婢，一旦发现买卖的情况，则将奴婢没为官奴。
王莽出台这两项改革措施的目的是要把豪强的土地及附属人口转到政府手中以增加税收，减小贫富差距，消除豪强势力及社会不安定因素。但王莽力图在一夕之间依靠国家的法令改变沿袭已久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这必然会遭到豪强的强烈抵触，从而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本想挽狂澜于即倒，但他“过度复古”，又操之过急，加之用人不当，使得其乌托邦式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全面失败。
光武中兴——帝国的涅槃
1.群雄并起
王莽复古的改革，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西汉末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
而在当时对外关系问题的处理上，王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书呆子气。
公元9年，新朝与匈奴等周边多个少数民族爆发了冲突，起因是王莽强行将这些原本相当于“诸侯王”地位的少数民族首领降级为“侯”。
公元10年，王莽更是突发奇想，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受到轻侮的匈奴单于岂肯善罢甘休，于是发兵袭扰边境。王莽遂发兵三十多万征讨匈奴。在东北，王莽诱杀了高句骊侯，将其国名改为“下句骊”。
一时间新朝四面树敌，边患四起。王莽屯重兵于四境，兵戈不休，使原本濒于崩溃的王朝雪上加霜。明清间大思想家王夫之对此做了这样的评论：“莽之招乱，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国，祸必于此而发。”
公元14年，“沿边大饥，人相食”，灾荒和疾疫迅速由边境向内地蔓延，而王莽还在醉心于建设他的“大同世界”，为祖宗建造穷极壮丽的九庙。
对于肆意蔓延的灾荒，王莽则“毅然”下令，“煮草木为酪”。让饥民拿草木充饥，这样的法子也亏王莽想得出来。
这样的王朝，也即将走到头了。
公元14年，琅邪郡海曲县爆发了吕母领导的起义。
公元17年，王匡、王凤、马武、成丹、王常等人在绿林山起事，队伍迅速发展到七八千人，号称“绿林军”。公元二十二年，因瘟疫流行，绿林军死者近半，绿林诸头领被迫率部队分头转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马武等人北上南阳，号称“新市兵”。
新市兵攻打随县，平林人陈牧、廖湛聚众响应，号称“平林兵”。
舂陵刘氏（刘秀及兄刘演）兄弟也聚众起事，号称“舂陵兵”。
公元18年，琅邪人樊崇在城阳国的莒（今山东莒县）举众百人起义。他自号“三老”，率部转战泰山一带，一年内便聚集万余人。不久，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相继起义，率部归附于樊崇（樊崇所部即赤眉军）。
至此，乱世的主角纷纷登场，大戏即将开演。
2.一战成名
刘秀与其兄刘演在南阳郡的舂陵乡起兵后，为了壮大声势，与绿林军进行了联合，屡败莽军。
公元23年，西汉宗室刘玄被绿林军的主要将领拥立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更始帝。
“更始”政权建立一个月后，刘秀与诸将分兵而进，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县）、郾城（今河南郾城县），包围了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绿林军的节节胜利，引起王莽的极大恐慌。他遂派王邑、王寻领兵42万，号称“百万”，扑向昆阳、宛城一线。
史载，王莽大军“余在道者，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面对来势汹汹的王莽大军，诸将皆惶恐，都欲弃守昆阳，远走他城。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刘秀显示出了过人的智慧，他力排众议，主张集中兵力坚守昆阳，同时争取外援夹击敌军。
趁敌军尚未合围，刘秀率十三骑趁夜色突围搬取救兵。
六月，刘秀带领援兵抵达昆阳城外，在距敌军四五里的地方摆下阵势。王邑、王寻遣兵交战，刘秀身先士卒，率军冲入敌阵，大败敌军，首战告捷。后昆阳城内外义军夹击莽军，刘秀亲选3000精兵，组成敢死之师，直扑莽军的指挥中心，混战中大司徒王寻被杀，莽军余部溃散而逃。
昆阳大战，新莽号称百万大军的主力灰飞烟灭，给王莽以致命打击。是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杀掉王莽，新朝覆灭。
在整个战争中，面对号称百万的莽军，刘秀有勇有谋，指挥若定，表现出智勇双全、凛然不可侵犯的王者风度，大大提高了其在起义军中的威望。
3.王者再临
昆阳之战后，刘秀马不停蹄地继续攻城略地，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刘秀的兄长大司马刘演被更始帝所杀！
原来，更始帝刘玄被绿林军的将领拥立为帝，刘演心中早有不服。攻取宛城后，刘演因为一个部下为更始帝收捕，上殿力争，结果被更始帝斩杀。
刘演的死，对刘秀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史书记载他“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但刘秀深知此时与更始帝翻脸，得不偿失，于是便隐忍韬晦，他立即返回宛城，向更始帝谢罪，不谈昆阳之功，不为刘服丧，不与刘旧属往来，饮食谈笑一如既往。
但另一方面，刘秀也在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等待时变。
更始元年十月，更始帝以刘秀为大司马，北渡黄河，镇慰河北州郡。途中，刘秀的挚交邓禹追赶上刘秀，对刘秀言更始必败，天下之乱方起，劝刘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邓禹的话，正合刘秀之心意。
刘秀抵达河北之后，经过激战，迫降数十万铜马农民军，并将精壮之士编入军中，实力大增。
更始三年六月，“跨州据土，带甲百万”的刘秀在众将拥戴下，于河北鄗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的千秋亭举行登基大典，即皇帝位。为表重兴汉室之意，刘秀建国仍以“汉”为国号，东汉王朝从此建立，刘秀就是汉世祖光武皇帝。
东汉建立之初，绿林军占据着洛阳，赤眉军占领了长安，割据一方的豪强势力，几乎遍及大江南北，刘秀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
公元25年10月，固守洛阳的绿林军统帅朱鲔在汉军的围攻下举城投降，刘秀迁都洛阳。
此后，刘秀展开了长达十数年的统一战争，先后平灭了赤眉军、陇、蜀等诸多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的纷乱局面。
从公元22年起兵，到公元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拼杀了整整15年！在这15年里，他拼杀出了一个帝国、一个统一的天下。所以在他死后，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光”即光复汉室、重兴汉业，“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
天下归于一统后，刘秀即推行“偃武修文”的国策，发展生产，大兴儒学，使人民的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到公元一世纪中叶，经过光武帝、明帝（公元58年—公元76年在位）、章帝（公元76年—公元89年在位）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已经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强盛，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
无可奈何花落去
1.又向荒唐演大荒
“光武中兴”之后，由于政治腐败，东汉王朝出现了宦官与外戚长期专权的局面。
公元89年，汉章帝薨，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掌握了朝中大权。窦氏的专权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不满，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诛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的权势越来越重。
到桓帝（公元132年—167年在位）和灵帝（公元168年—189年在位）时期，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是汉灵帝在位的二十一年，官宦乱政达到鼎盛，以致衍生党锢之乱，大批的忠正之臣遭到残杀、迫害。
灵帝时期，前有宦官曹节、王甫的乱政，后有赵忠、张让等十二常侍之乱，汉灵帝常对人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可见朝政败坏到何等地步。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灵帝竟荒唐地卖官鬻爵，将空缺的半数以上的职位，以高价公开出售，太守一职为二千万钱，中下级官员为四百万钱，后来甚至将三公九卿的职位也拿出来出售，而且将“非法所得”悉数收入自己的囊中。
灵帝做的荒唐事当然不止这一件，热衷于“做生意”的汉灵帝在公元181年时，在宫中设了一条商业街，命宫女在商业街内做买卖，自己则打扮成商人的模样，玩得是不亦乐乎，常大呼“过瘾”。
奸竖当权，清流止步，大汉王朝无疑正逐渐走向灭亡。
公元170年，济南百姓暴动；172年，会稽爆发许生起义；176年，益州夷族聚众叛乱；178年，合浦、交趾等蛮族起兵反抗；180年，苍梧、桂阳爆发农民起义。
到了公元184年，张角、张宝、张梁领导的黄巾起义终于爆发，一时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2.瘟疫引发的连锁反应
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还要从一场瘟疫说起。
英国著名学者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中有这样几句话：“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的制度崩溃了，也使罗马帝国陷入一百多年的混乱。由于这场瘟疫，汉朝像一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倒下了。”
这段话似乎说明，东汉更像是亡于天灾。那么，东汉末年是否发生过瘟疫呢？
据《后汉书》记载，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发生了十次大瘟疫，而其中的五次瘟疫都是发生在灵帝在位的十五年。这正是黄巾起义爆发的前夕！
那么瘟疫与黄巾起义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原来在瘟疫横行的时候，一个叫张角的人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张梁和张宝，前往灾情特别严重的冀州一带，用法术、咒语到处为人医病。许多染病的人喝下他的符水后，都不药而愈，张角因此被百姓奉为“活神仙”。
张角进而开始传教活动，广招信徒，并创立了太平道。不久，太平道信徒发展到了几十万人，张角就趁机号召农民起来推翻东汉政权，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起了黄巾起义。
可以说，张角是靠“瘟疫”而发迹的。
这场瘟疫惹出的乱子断断续续地持续到公元188年。
为了镇压平乱，汉廷不得不下放权力，让宗室或重臣领有地方军、政之权，以便地方行事，进剿黄巾义军。这就造成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群雄相互攻击，甚至逐鹿中原，视汉廷皇帝如同无物。
所以黄巾之乱是促使东汉灭亡的导火线，也揭开了三国时代的序幕。
3.帝国的曲终谢幕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何太后之兄何进掌握了朝中大权。为消灭强大的宦官势力，何进密召凉州董卓率兵入京。不料宦官集团先发制人，杀死何进。后袁绍举兵诛杀宦官。
不久，董卓进入洛阳，控制了朝廷，废少帝而立刘协，是为汉献帝。汉献帝成为董卓的傀儡。董卓独揽大权，残暴专横，使得各地军阀纷纷举兵反抗，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王朝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后董卓为躲避反对派的进攻，迁都长安，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
到达长安后，不甘被摆布的汉献帝依靠司徒王允等人，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结果又激起董卓部将李榷等人的反抗。
经过这几次战乱，汉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当时饥馑，谷一斛卖至50万钱，长安城中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景象。
公元195年，汉献帝辗转逃至洛阳。但洛阳宫室早已成为一片废墟。次年，曹操迎献帝北上，迁都许昌。从此，汉献帝彻底沦为政治傀儡，任人摆布，而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
公元220年，曹操次子曹丕逼迫献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为魏，废汉献帝为山阳公。
至此，曾经伟大而辉煌一时的汉帝国终于正式曲终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