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凄婉的走西口
一
一首普通的民歌已经唱了好多年，至今仍然传唱不衰，她的魅力为何这样大？那荡气回肠的嘶喊和近似罗嗦的嘱咐为何仍然激动着现代人？
这首民歌便是北方人家喻户晓的《走西口》，二人台剧目中最具代表性、大小剧团都能演出的传统剧目也是《走西口》。
走西口，一个父辈们总不愿提及却又时时挂在嘴边的哀怨的名词，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壮的往事。
走西口是北方几代人的噩梦，走西口也养活了几代北方人。
二
走西口是一种移民现象，真正走西口的年代叫“走口外”，另外还有“走场子”、“走场外”、“走草地”、“跑草地”、“出口外”等多种称谓，走西口只是众多称谓中的一种，而老百姓往往又称走西口的人叫“刮野鬼”，因为最初走西口的人在离开故土后，究竟去了哪里，是否还能回来，是谁都讲不清楚的。或许是由于民歌《走西口》传唱的太盛，后来便统称为“走西口”了。
有人认为走西口现象是从明代开始的，元政权退回草原后，明朝统治者为了防御，下大力气连接、加固、修复了长城，设了九边十一镇，并派重兵把守，长城再次成了封锁线，将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完全隔绝了。当时，已成惊弓之鸟的后元政权手中的蒙古弯刀已失去了百年前的威力，并且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没有能力跨过那道仅有几米高的长城。政权喜好者们你争我夺的结果，受害的当然是平民百姓。以游牧为生的草原牧民，由于明朝统治者的严密封锁，生活必须品得不到应有的补给，日子陷入了极度艰难的状态，连维持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几家人合用一把刀，没有铁锅，他们只能用皮囊裹肉，一边淋水一边在火上煮。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煮出的肉会是什么味道，又是怎样的难以下咽。直到明中期的“隆庆和议”之后，北元与明朝间才实现了的通货互市。于是，一些商人纷纷穿越长城来塞外做起了生意。有人认为走西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我认为不然。商人的走西口虽然艰难，但目的是为了牟取高利润，一块砖茶有时就能换取牧民的一只羊，比现在的房地产还要暴利。如果将商人的商业行为也算作走西口的话，要比明代早得多。据史料记载，长城内外的通商行为早在匈奴以前就存在，辽、金、元三代还很红火，比如现在的集宁市在金元两代就曾经是很有名气的大集市。走西口文化的重要之处在于移民和农耕文化的北移，而非商人的商业行为。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加入到了走西口的人流中，也是由于各种原因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故土到口外去谋取生路，绝非为了谋取暴力。走西口的人多数没能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只有少数人变成了商人、牧民和手艺人。几年前曾经播放过一部叫《走西口》的电视剧，也将走西口理解为商人的走西口，远远没有体现出“走西口”的真实内涵和深深的移民文化底蕴。
走西口现象确实在明代就有了。明朝嘉靖年间，山西省大同、浑源和左云一带发生了白莲教事件，参与白莲教的百姓受到明政府的残酷镇压，部分教徒为保命不得不逃到了口外，这是史籍中有关“走西口”现象的最早记载。嘉靖年间还发生过守边军士反抗克扣军饷的“五堡之变”，一些守堡士兵害怕受到追究也逃到了口外。左云人赵全出走时还携带家属亲戚共30多人，与雁门地区先后出去的百姓建立了大、小达坂城。当然还有一些为了逃避兵役和官司的人也出了口外，这些因为政治因素而出走口外的百姓，应该是“走西口”的先驱者。
北方人真正大规模走西口，是从清代开始的，到清末和民国时期达到高潮，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
满清入关以后，边疆北移了，长城失去了原有的效用。但清廷仍然对长城外的宽阔草原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初年就明确规定：“各边口内旷地听兵治田，不得往垦口外牧地。”期间，虽有内地的农民到口外来偷偷开垦土地，清廷知道后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毕竟数量有限。《河曲县志》记载，清代口外“民人种地者，安设牛犋类皆棚厂。所种之地由贝子放出，止纳蒙租。系民人开垦者如不愿种，由民人推手。”可见，当时出口外的人既可自己开垦，也可租种贝子的土地。当然，即使自己开垦土地，也必须经贝子同意，并且向贝子交纳一定的地租。
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清王朝以战败国的身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战胜国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折合九亿八千多万两，每年需支付赔款二千余万两。这个空前庞大的数额使原本就捉襟见肘的清朝财政更加危机。为走出困境，各地官员纷纷建言献策，其中尤以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折最有代表性，他说：“查晋边西北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蒙古十三旗，地方旷衍，甲于朔陲。……以各旗幅员计之，广袤不下三四千里。若垦十之三四，当可得田数十万顷。二十五年，前黑龙江将军恩泽奏请放扎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四五十万两。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三四倍，……何可胜言，是利于国也。”
这份奏折明确提出了开垦蒙地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正可解决清廷要筹款偿债的燃眉之急，引起了宫廷的高度重视。于是，持续了二百余年的封禁政策被废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放垦蒙地”。清廷派出的垦务大臣贻谷到任后发现，乌兰察布、伊克昭（今鄂尔多斯市）二盟实行的是扎萨克制，其管辖区域是清廷封给蒙古王公的领地，王公扎萨克实际上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推行放恳很难；而察哈尔八旗实行的是总管制，土地归清廷所有，可任由宫廷支配。于是，先是察哈尔八旗的草原被大量开垦，紧接着乌兰察布、伊克昭二盟的草原在宫廷的强压和军队的直接干预下也被大面积开垦。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清代的乌兰察布盟并非今乌兰察布市的行政区域，而是卓资县往西含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的广大地区；察哈尔八旗是现在的锡林郭勒盟南部、乌兰察布市的大部分地区。
岑春煊怎么会想到长城外的那片广阔的土地呢？这里有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史实：从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在漠南设置管理汉民和蒙汉交涉事务的归化城理事同知厅开始，到民国3年(1914年)中华民国政府设绥远特别行政区止，漫长的190余年中，岑春煊提到的地区的一部分一直属于山西省管辖，称山西省“口外七厅”，即归化城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清水河厅、丰镇厅、宁远厅（今凉城）。大规模放垦蒙地之后，又增设了五原、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武川、兴和、东胜5厅（1912年山西省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命令，将12厅改为12县）。当时实行的是蒙汉分治，蒙民直接归理藩院管。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早在雍正时期，“走西口”来到口外的汉人已经很多，要不然也没必要设“厅”来专门管理汉人事务了。
三
翻开人类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世界上任何民族其实都是在移动中求得发展的。一部移民史，其实就是一部世界史。尽管移民的方式不同，但目的几乎是相同的，那便是寻找更适合本民族（个人）的生存发展空间。
在清代，沿长城的广大农耕地区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并且土地贫瘠，十年九旱，农民的生活极度贫困。清人康基田在《晋乘搜略》中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清朝一个叫任启运的人也曾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当时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在清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山西全省性的自然灾害就达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其中，最长的一次旱灾长达十一年。据官方统计，死于这次灾荒的山西人超过了三百万。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好多人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而翻过长城便是无边的处女地，那里哪怕薅几把沙葱野韭菜下肚也能勉强度命，总比死守那几亩薄田，等着被困死饿死有出路。于是，好多青壮年踏上了漫漫西口路，冒险性地去寻找可以活命的地方，从此写就了一部部移民苦难史。
农民是最怀恋故土的一个群体，也是最容易满足的一个群体，有“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相伴，他们就会觉得很幸福，没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轻易是绝不会离开故土的。二人台《走西口》中的一段唱词就能说明当时农民生活的状态：“官粮租税重，逼得跳火坑，没钱纳粮税，不走西口咋能行；去年遭荒旱，今年又成了婚，官税催得紧，逼得活不成，土地卖了个净，饥荒还没打清，三害归了一，不走西口咋能行……”
灾害频仍，粮价奇高，农村僵尸遍野，饿殍相望。明朝崇祯二年（1629）四月，有一位叫马懋才的官员上一份奏折《备陈灾变疏》（见《陕西通志》），把他在陕西一带见到的灾情如实反映了出来。陕晋比邻，同处黄土高原，从中也可见山西灾情之一斑。疏中称：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粪者。……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籍，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体。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如此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大量人口为摆脱坐以待毙的命运，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了。
走西口，是北方人为自己找到的一条逃生之路。
明末政治腐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极为严重。政府屡次增加田赋，增设各种苛捐杂税，广大农民被沉重的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一位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俄国人，在他所著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写道：“素来不谙稼穑的蒙古人，据说最初对大量拥到的汉人甚感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并无收益的荒地出租给他们，并且还能便利地和他们进行物物交换。”
大多数的蒙古人，或大或小地都获得了草场占有权，也或多或少地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户口地”。有了草场和土地的蒙古族人，为了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准，便把自己占有的多余草场和土地出租给走西口的汉族农民耕种。于是，广阔的蒙古草原上，便出现了一片又一片被开垦的处女地。
“口外”的辽阔草原，以她磁石样的魅力，慈母般的襟怀，拥抱着投奔她的汉族儿女。
秋天，被称作收获的季节。然而，真正获得收益、盆满钵满的是蒙古土地主、官僚地主和“二地主”。“二地主”一是指那些较早走西口开垦土地的农民中因占据天时地利，拥有较多土地的少数人；二是指当国家放垦时，内地的一些富裕户见这是一个发财的大好时机，便从国家或蒙古贵族手中租进大片土地，转手又出租给走西口的汉民，收取土地租金的汉族富人。而绝大多数走西口的汉族农民，却只能带着一点点可怜的收获回到原籍。等待他们的，依然是紧巴巴的苦日子。
四
现在，有好多人在研究走西口的“口”指的是哪里，我认为这种研究是无意义的。我们上面讲过，走西口仅仅是众多称谓中的一种，“口”是明代以来北方人对长城沿线一个个关隘的俗称，仅山陕两省长城口就有16处之多，加上河北境内的长城口，就更多了，出口外的人离哪个口子近就走哪个“口”，并不是像现在宣传的那样，仅“杀虎口”和“张家口”。民间便有“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的说法，喇嘛庙是现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从多伦至包头及以西一线，正是清廷放恳的广大区域，是走西口的“口外”，无论从哪个“口”走出，都是这片广大区域。
开始出口外的人多为青壮年，他们在经过了生离死别后，擦干了脸上的泪水，迎着呼呼的西北风，大步向前走去。他们穿着妻子或母亲一针一线为他们缝制的红主腰，腰别镰刀，肩扛扁担，搭着条毛口袋：镰刀和扁担既是生产工具又是防身武器，在实在走不动的时候，扁担还能充作拄仗；毛口袋的作用可就大啦，刮风下雨套在头上防雨保温，晚上露宿荒野就钻进口袋里睡觉——即使沿途有旅店他们也住不起。他们吃的是炒面，走到哪里就央求人家借用一下火和锅，兑上水做成糊糊充饥。路上口渴了，就找有水的河沟直接喝冷水，因为喝的时候必须爬下来，索性就叫“爬爬水”。然而，翻过了长城也并不是就到了目的地，并且口外的气候越加恶劣，有时候连“爬爬水”都喝不到。路途遥遥，何处是终点？草原茫茫，哪里是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在赌，与老天赌，与命运赌，而赌注就是自己的一条命。有了病得不到医治，只能用命来抗；神出鬼没的土匪更让人防不胜防，有多少人死在了走西口的路上？
走西口的路何止是艰辛路，更是一条血泪路。诚如西北民谣所述：“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止不住泪蛋蛋流”、“叫一声妹妹你不要哭，哭的哥哥我心难活”。这种真实感人的词语，再加上凄楚的乐调，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触动。接着就是走的艰辛，其中有一首作品诉说的就是“紧七慢八”走西口的路途经历：“头一天住古城走了四十里整，虽然那个路不远我跨了它三个省。第二天住纳林碰了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啥也没弄懂。第三天乌拉素要了些烂朴布，坐在那个房檐下补了补烂单裤。第四天翻坝梁我两眼泪汪汪，想起那小妹妹想起了我的娘。第五天沙蒿塔拣了个烂瓜钵，拿起来啃了两口打凉又解乏。第六天珊瑚湾我碰了个鞑老板，说了两句蒙古话吃了两个酸酪酐。第七天那到了长牙店我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子你可怜一可怜。”这首民谣说的是河曲人陆路走西口的情景，虽然它没有过多的感情铺垫，但却把走西口的路程记述得十分真实、清楚，其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走西口者的艰辛与无奈。另—首讲的是到口外后在生产生活上的情景：“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二鬼抽筋；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在沙梁，锄糜子，腰酸腿疼；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小川河，耍一水，拔断儿根；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铺竹芨，盖星宿，难耐天明；遇‘传人’，遭瘟病，九死一生；沙篙塔，碰土匪，险乎送命……”。
我的父辈是从河北北部出的口外，小时候经常听父母讲出口外的经过。当年，他们离开家乡首先要过的第一难关便是渡桑干河。桑干河水急浪猛，坐在一叶扁舟上，河水不时扬入船舱，令不懂水性的乘船者胆颤心惊，他们无奈地喊：“到怀来奶大蛋茄子去了！”
桑干河的下游是怀来县，那里盛产茄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旦葬身河中，尸体将会被湍急的河水冲到下游，变作肥料肥了下游的土地。
过了桑干河，若遇上回乡的熟人，总要说一句：“给家里捎个话，就说我已经过了桑干河啦！”这岂不是“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无奈与悲壮吗？可惜，出口外的人连马都没有，只能开动本人的两只脚来度量走过的路程。
起初，出口外的人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到了口外以后，他们随走随打听，给先到的人抗长工、打短工，成了春去冬回的“雁行人”。后来有了经验，便自己耕种土地，耕种官府的土地叫“租赁地”，耕种地主的地叫“丰收地”，有时来不及开垦草场，便直接将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再将草地翻过来，称这种耕种方法叫“草上飞”。这种野蛮的耕种方法当然不会有好的收成。有条件的人也自己开垦土地，于是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逐渐将家眷接来定居。过去生产队的土地册上也能看出当年人们拥有土地的情况，如南滩张三地××亩，后梁李四地××亩等。
再后来，出口外便有了目标，有亲的投亲，无亲的奔友。口外也有了新出现的村名，这些村名有的是以某人的土地命名的，有的是以最早来到这里的人的名字命名的，还有一种是直接用了老家的村名，这既是对故土的怀恋，也说明这个村里的住户大多来自一个地方，过去他们是乡亲，到了口外仍然是乡亲，他们同时还原封不动地带来了故乡的风俗习惯、礼仪及居处格局等。即使是今天，只要我们到内蒙古广大农村走一走就会发现，同县、同乡、同村不同口音、不同习俗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因为他们来至不同的地方。在后代们的心中也总装着一个“老老家”，尽管好多人都没去过那里，却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底，因为那是前辈出口外的地方。
当“走西口”的农民离开家乡去谋生的时候，他们的心情是凄凉的；当他们过着他乡流浪、饮食无着的生活时，他们倍加思乡念亲。他们抒发胸中的郁闷，他们嗟叹身世的不幸，总喜欢唱出异乡孤人的调子：
“大青山上卧白云，难活不过人想人。”
“上畔畔葫芦下畔畔瓜，娶下了媳妇成不了家。”
“万般出在无其奈，撇下亲人走口外。”
“走了三天离家远，异乡孤人谁可怜。”
五
走西口加大了长城内外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嘴揪起”指的是饿肚子的模样，归化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地区。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即使山西的一些地方遇到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口外发生了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多大的依赖性。
对口外地区而言，移民的到来，将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了，使得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了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的局面。移民带动了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又拉近了地区间的距离，大大促进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内地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蒙汉之间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当然，也应当看到移民运动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的天然草场不见了，导致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更何况口外也并不是连年丰收，同样自然灾害频繁，遇有大旱之年，情况就更糟了。二人台剧目中有一出《回关南》，讲的就是口外广遭旱灾，人们不得不携儿带女返回故里的悲惨情景。
六
现在，还是让我们将话题转至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吧：一首普通的民歌已经传唱了好多年，至今仍然传唱不衰，她的魅力为何这样大？那荡气回肠的嘶喊和近似罗嗦的嘱咐为何仍然激动着现代人？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迁徙的脚步，只不过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被迫的，有时又是无奈的。改革开放以后，新的移民潮更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态势席卷了中华大地，那便是乡下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流动，并且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可谓史无前例。无论什么时候的移民，心态似乎是一样的，人人都要经过告别亲人独自谋生、前途渺茫心情无所适从的心理历程，他们只有自己站稳脚跟后，才能够将亲人接来共同奋斗。而民歌《走西口》恰恰道出了背井离乡的人们的离别之情和思念之情。人们口中唱着古老的民歌，心中却在思念着远在故乡的亲人，这种情感与当年走西口的人们的情感是一致的，并且每一个远离故乡的人都有这种情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首歌可以让所有背井离乡的人产生共鸣，《走西口》之所以被人们继续传唱也就不难理解了。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止不住伤心泪，一道道往下流”。“妹妹莫伤心，有话对你明，哥哥走的是人身，留在身边的是哥哥的真魂魂”。短短几句唱词，运用那悲伤至极撕心裂肺的嚎淘大哭的哭板，把离别人的悲伤生活再现给观众，也使得这一剧目成为了经久不衰的压轴剧目，百看不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