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武卫军从北京以东的海防前线，以梯次队形环绕北京东南驻守。它和之前的八旗、绿营、练军是统统不同的，之前这些军队是驻防军（战时才调到前线），更像我们今天的警察。而武卫军属于拱卫京师和保护国门的机动部队，基本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野战军，它的训练方法和武器也都是西式的（包括“反洋”的董福祥军）。
不过，这支“新式军队”的政治地位和禁旅八旗仍然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汉军一直都是被戒备的对象，这是朝廷百年来的规矩，连慈禧也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特别的命令，作为非八旗的军队，武卫军仍然连进入北京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周边打转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禁旅八旗在北京城内耀武扬威。
6个月后，1899年12月19日，在荣禄的上奏保荐下，《马关条约》之后无官一身轻的李鸿章终于又复出了：慈禧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被“外放”出京，到偏远的两广担任总督，李鸿章的权势、地位自然和原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无法相比的。但在荣禄大人的协助下，李鸿章终于又找到了出路，意味着他甲午战败和签署《马关条约》而被问责的风头终于过去了，这也是他的“北洋班底”正在复出的积极信号。而更重要的是，在李鸿章入主两广之后，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终于连成一片，主宰了大清的东南半壁。
张之洞一直是一个专家型大臣。他的“专”，主要是指在一件事情上——写文章。
张之洞的对联、文章和奏折都是十分有文采的，比如戊戌变法时搞出的《劝学篇》就是张之洞的名篇之一，名扬天下，传之后世。由于张之洞会写文章，很多人爱看他的文章，于是聚集了不少“粉丝”。而张之洞写的不少文章中，有很多是与洋务运动相关的，从而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洋务。在这一点上，张之洞是功不可没的。
但大概是由于张之洞太会写文章，他办起实事来似乎就差了一大截。洋务运动时期，他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和李鸿章一样，办铁厂、修铁路、开矿山，但他“南洋”的成就，远远不及李鸿章的“北洋”，以至于当时的人们给了学富五车的张之洞一个评价——有学无术，看来是比较中肯啊。
刘坤一最大的特色是湘军出身，是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去世之后，“老湘军”里硕果仅存的将领。当年，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士兵们解甲归田，但还有很多中层将领被安置在江南地区转为文职，于是这一批人就不得不成为被朝廷重点戒备和打压的对象了。比如我们熟悉的着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其实就是对江浙地区湘军系官僚的重大打击，而慈禧也是不会把湘军势力赶尽杀绝的，在基本解除湘军势力对朝廷的威胁之后，慈禧仍然需要保存一面湘军的旗帜，成为去制衡其他势力（比如李鸿章的淮系）的一张牌，这个人就是刘坤一。
刘坤一很清楚：他的官是做到头了，不会再升，但也不会再降，只要自己不出来谋反，仕途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因为他就是“旗帜”。平素在官场上，刘坤一很有一副“无欲则刚”的心态，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敢于言他人不敢之言，行他人不敢之行，甚至敢顶撞慈禧，很有“左宗棠第二”的风范。其实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刘坤一，他们的个性和特色都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们首先也是官场中人，所谓的“个性”，谁说不是明白官场大势之后的高超表演。
李、刘、张三人，他们现在是端王集团的排挤对象，但他们和端王集团的人曾经都是属于一个阵营——后党。甲午战争中他们互相配合，防备帝党上台，戊戌变法中他们紧密联手，灭了帝党，然后麻烦出现了。
曾经的后党集团突然没有了对手，亲贵们就开始想搞一家独大，独霸权力，排外和排汉，甚至要废掉光绪，立他们的人为皇帝。李鸿章等汉臣自然不会坐而视之，于是，曾经的“朋友”迅速分化对立，他们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就成了内部的对手，成了新党争的两派阵营。
对阵的双方这边是端王集团，而那边是奕匡、荣禄、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两派阵容其实还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边是在朝廷里位高权重的满族亲贵——我们称之为“满党”。而那边除了躲在幕后不出头的奕匡和荣禄等人，都是在地方任督抚的汉臣实力派——我们称之为“汉党”。新的党争就是满汉之争——大清“中央”（朝廷）与地方的矛盾。
其实有争论也是好的，有争论才会有头脑风暴，有头脑风暴才会出好的决策，但党争之所以叫党争，就是因为他们所争之事和所争目的均上不了台面，端王集团总不能告诉大家：哈哈，其实我们争的只是一个皇位！正是因为大家都在浑水摸鱼，党争派别的划分就注定比较复杂，并不是满官就是满党，汉臣就是汉党，祖宗是谁是小问题，利益归属和权力基础才是大问题。比如奕匡大人，他虽然是满族王爷，但跟李鸿章等洋务大员走得很近（能捞到不少好处）；而荣禄大人除了也和李鸿章关系很好，他自己在军中要倚重的，正是袁世凯这样的汉臣。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跟曾经的帝后两党一样，这两党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是需要“比比谁更可爱”，而是需要比比谁更可恶。满汉两党的真正区别只是满官他们是“官N代”，属于更有特权的特权阶层，权力靠世袭；而汉官们大多是靠科举或者军功上位的，相对于满官，他们有天然的政治劣势。虽然他们比满官们更加勤奋，但他们的上头总有一群能力比他们差、年纪比他们轻、职位比他们高的“满大人”。
从表面上来看，两大阵营的党争始终是围绕着废立，但是，党争的本质并不是换谁来当皇帝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关乎大清国未来的很重要的问题——在终止戊戌变法之后走什么路。
满族亲贵当然希望“回到过去”——复旧。不仅要回到洋务运动之前，甚至最好回到大清开国之时，那时的满人威风八面，特权压倒一切，哪像现在简直是一天不如一天。在他们看来，朝廷就是满人的，朝廷的统治本来就是建立在满人特权基础上的，一旦满人失势，难道不会危及朝廷统治？
所以，他们复旧的呼声打着维护朝廷统治稳定的旗号，他们认为维持一定的特权阶层是有必要的，因为没有满人的特权就没有朝廷统治的稳定。所以他们反对将一切特权下放（尤其是下放到汉人手中），比如刚毅就公开叫嚣：汉人一强，满人必亡！
而汉臣们希望的是——变法（改革）。
洋务运动是汉臣发动的，也是汉臣们的主要战场，只有为朝廷发展经济，才能增加自己的政治砝码，压制满党的世袭特权。于是在进行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汉臣们多少表现出了对相对自由经济的向往，他们的特色是相对“开明”，而满官希望继续垄断资源和管控经济，越来越“保守”。但汉臣们也是官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戊戌变法的过程已经证明，他们希望的“改革”，是在不破坏他们作为官僚集团成员既得利益上的“改革”，是能让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一旦“改革”有损他们的利益时就会跳起来反对，而只有当局势对他们的利益不利时，他们才会重提“改革”。
现在我们知道了，在与满族亲贵联手终止变法之后，李鸿章等汉党集团的人没有跟端王集团的人混在一起，他们反对废立，反对废去光绪，不是他们突然对这个可怜的皇帝产生了同情，而是权力蛋糕的重新分配中“分赃不均”。同样地，汉党集团反对“复旧”而要求“改革”，并不是对大清国前途思考的结果，不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不是围绕如何建设强大的大清——这只是官僚集团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本能。真正是为了国家前途的改革，无论是满党还是汉党，他们都无法承担和主宰，因为他们都是既得利益集团。
好吧，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满汉两党党争是比较复杂的，表面上它是废立之争，争的是谁来当皇帝；而实际上，它是朝廷洋务运动形成的经济新贵与世袭权贵之间在失去共同的权斗对手（帝党）之后，内部权力斗争的延续和加剧（由于帝党消亡，权力蛋糕又变大了）。而权力斗争自然是不能公开表现的，于是，废立之争和权力斗争又在表面上都变成了“为我大清”的堂堂正正的路线斗争。在朝堂之上，他们不会讨论废立，更不会讨论分权，他们讨论的是在戊戌变法被紧急叫停之后，朝廷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是如满党主张的“复旧”，还是如汉党坚持的“改革”？
这边是：太后，再改革，朝廷式微，重地方而轻中央，保中国而不保大清，祖宗江山丢了，死路一条！说这话的是把控朝廷的满党。
那边是：太后，不改革，国力孱弱，国本动摇，外不能御敌内不能安民，死路一条！说这话的是掌控地方的汉党。
慈禧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