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洗劫
在天津，八国联军将天津城墙拆除，建于明永乐年间、有500年历史的天津古城墙从此不复存在，天津也成为了大清第一座拆除城墙的城市。自天津之后，汉口、上海、广州、长沙等城市纷纷仿效，一场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拆墙运动正式开始。几千年以来，各城都只有拼命加修城墙、加高城墙的，天津拉开了千年的大变局。
八国联军不止是要拆城墙的，他们重点要拆的是更加直接的军事设施，从山海关、大沽到天津的大片军营以及20多座炮台，全部被炸掉拆除。拆这些设施比较费力，八国后来向大清索要了17.7万美元的“破坏费”。
除了城墙和炮台，八国联军最为恐惧的是团民（清军已经跑了）。于是，他们在天津及其周边开始了“清剿”活动，天津独流、新河、塘沽的街道几乎全部被烧毁，多年以后这些地区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
百姓们不能再穿红衣服了，八国联军只要发现穿红衣服的人一律杀掉，连天津城里有一对正在办结婚喜事的新郎新娘都被枪杀。而人们在街上不能彼此作揖，这本来是一种中华传统习俗，但神经过敏的八国联军把它当作了义和团练功的一种仪式，凡是见到街上有作揖的人，立刻出动士兵“围捕”，即使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要交一笔罚款才能放走。所以1900年的天津流传一句顺口溜：大年初一别作揖，一碰碰见法兰西，洋钱罚了两块一，你说点儿低不点儿低。
在消除了安全方面的威胁之后，八国联军立即开始了一项梦寐以求的工作——发财。当然，抢劫主要集中在财富之地北京。
除了皇宫，能公开去哄抢的地方有很多，首先是“三海”，这里有自乾隆年代以来数以千计的珍宝、金石碑册和书画。英军和法军抢北海，德军抢中海，包括紫光阁等各处，日俄军合抢南海。天坛已经被英军事先占领，那里的财宝和文物自然就是他们的了。俄军抢先一步来到了颐和园，将颐和园里的物品用马车队浩浩荡荡地拉了3天，光是从马车上颠落下来的财物，就让跟在后面的人们捡到手软。
除了这些皇家园林，接下来就是社稷坛以及皇家寺庙，各种各样的祭件、佛像被搬走了，更厉害的是法军，他们还在清西陵抢了一把。
然后是政府衙门，北京各衙门损失库银6000万两以上，日军抢走了一半，他们比其他各军都聪明，第一个到达户部库房，搬走了约300万两左右的现银以及无数绫罗绸缎。搬完银子，又去皇仓运米，最后运走约32万石左右的大米。其他部门中，如翰林院4.6万册古籍——包括《永乐大典》607册被抢走，正阳门古观象台上10件精美的青铜天文仪器被法军和德军一件件拆下运走（后归还），就连光禄寺（主要管理宫廷筵席的机构）里吃饭用的金银碗筷都不知道被哪支军队给拿走了。
接下来被抢的是王公大臣的宅子，法军从被杀的户部满尚书立山家搜出价值约300万两白银以上的文物古董，运走；1891年去世的前军机大臣宝鋆的家里，被日军从水井里捞出了30万两现银，运走；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家里被搜出200万两现银，还有数不清的古玩珍宝，运走，最后用大车拉了7天。
再接下来是钱庄、当铺、各色商号等有值钱家伙的地方。在大栅栏大火中遭受打击不久的“四恒”钱庄再次被抢光。而北京城里其他近300家钱庄也难逃被抢劫的命运，不得不关门破产，北京的钱庄业遭受空前打击，清国的金融中心开始由北京移往上海。
最后寻常百姓家也是难逃厄运的，他们遭受的财产损失无法统计，英属军中的印度兵抢红了眼，他们连洋人“保护”的教民也没有放过，见女教民头上一小银簪亦抢之（［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
在内城西四到东四，前门到虎坊桥，形成了一个文物大卖场，很多人瞬间变成了文物贩子，出手兑现，卖的人太多，就形成了买方市场。史料记载，这里的文物不是论件卖，而是论筐卖，一册《永乐大典》还不到一吊钱，如果你扔下一两银子，就能换来一筐文物，连筐都归你了。更多的文物后来出现在大英博物馆、法兰西博物馆以及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内。
参与抢劫的除了八国联军官兵，还有公使、公使秘书及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传教士、商人、外媒驻北京记者，以及在传教士“上帝助自助者”口号鼓舞下也加入抢劫队伍的部分清国教民。
1901年9月，康戈尔的秘书回美国时，他所携带的“个人收藏”塞满了几个火车皮，其中的一部分捐给了美国政府，然后成功地跃升为美国驻古巴公使，就连使馆区内北京饭店的老板瑞士人沙莫也发了大财。很多的洋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里，这里成为了第二个文物交易市场，沙莫自然也要趁机再大发一笔。1903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座三层复式海景别墅出现了，别墅主人沙莫在客厅里摆放着的是大清皇帝乾隆使用过的屏风，卧室里挂着的是慈禧曾经使用过的头饰。
天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各支军队从这里就开始表现“不一样的抢劫风格”。平时很沉默、不爱与人交朋友的日军在大洗劫中也是特立独行，他们都是集体出动，为了装作“军纪好”一般不去抢百姓家，但专抢有钱的官府衙门，他们就在天津盐道衙门不声不响地搬走了几百万鹰洋和纹银。而除了现银，古董是日军的另一大所爱，天津城各衙门里一半的古茶杯、瓷碗、陶器、古画等，估计都是被日军“低调”地搬走了。
美军最爱的是现钱，他们对古董文物的兴趣不是特别大，抢来的古董文物只要一找到买家，就立刻转手兑现。大概是凭着对现银特别的嗅觉，在日军刚刚洗劫过的天津盐道衙门，美军让40名清国俘虏挖了4天，竟然又从地库里挖出几百万两纹银来，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找到的。
俄军最爱珠宝，不管在哪里，一见到珠宝肯定是要冲上去的。而他们还特别爱摔东西，似乎能得到特别的快感，尤其爱摔钟表和瓷器，只要是有俄国大兵经过的地方，一定是满地的碎片。
法军喜爱的是女性首饰，只要看见卖女性头饰、发卡、雕花之类用品的商号，法军一定会直奔进去抢上一番，以便将来回国送给情人。而食物也是他们的所爱，在天津，法军洗劫了天津城里几乎所有的火腿店，抢来的火腿在军营里堆成了一座山。
英军中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抢东西时也要受欺负，好的东西都被其他军队抢走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农家后院里狂追鸡鸭。后来听说清国人有用财宝陪葬的习惯，于是，天津郊区几乎所有的新坟都被刨了一遍，棺材被劈，尸体丢在一旁，各种陪葬品被洗劫一空。
就这样，天津古城遭受了和北京一样被彻底洗劫的命运。在八国联军动手之前，天津城里原有的那些洋人代办、洋商等趁着城破大乱，跑到造币厂、总督衙门、珠宝店等财富集中地，将元宝、纹银和金条打包搬走，趁着黑夜逃遁，他们才是在天津抢得最多的人！
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和强奸
8月11日攻下通州后，八国联军开始屠城，通州所有的人家不是被杀就是四散逃命，十万人口的大邑几成空城。在通州失陷整整2个月后，一个法国军人来到通州，他发现这座城市仍然如一座鬼城，走进一个早已人去楼空的富裕人家的院落，院子里只有一只水桶，里面是一段被削去了皮的女子大腿，而她的头滚落在一旁的椅子下面，只剩下了白牙。头的旁边，是一个小孩的玩具。然后从通州到北京30多里的路程中，他竟然“没有看到一个清国人的身影”，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村（［法］毕耶尔·洛谛：《庚子外记》）。
而在8月14日攻破北京后，八国联军随即开始了大屠杀，为了报复，越是在内城，他们杀得越狠，街上看见清国人就开枪，日军开枪的时候，故意不打心脏，就是要看着中枪者痛苦倒地死去。如果抓到的人是团民，必定是先刑后杀。用酷刑这一方面日军比较擅长，他们发明的酷刑有跪角铁、轧杠子、先鞭打后背再敷盐、用纸卷辣椒面熏鼻子、用长钉刺眼睛、倒埋等。许多人想逃走，但已经来不及了，内外城门紧闭，护城河里塞满了试图逃走的人的尸体。
在屠杀的同时，搜索女人的行动开始了。在通州，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或者害怕遭到八国联军士兵污辱而纷纷跳井自杀，各处的水井和水缸中塞满了女子的尸体。而在八国联军攻进北京之后，长得漂亮的妇女被集中到胡同或者大院内，胡同两端和大院门口派兵把守，成为专供军官奸污发泄的“官妓”，而士兵也是不会放过作恶机会的，“每至夜间，必闯入人家，奸淫妇女。”（陈守谦：《燕晋弭兵记》）
裕禄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他的七个女儿全部被抓到天坛轮奸，然后被迫沦为“官妓”；承恩公崇绮一家的女眷十多人被轮奸，疯狂的士兵们甚至连老太太都没放过；文华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受尽凌辱虐待而死，当时她已经90岁了。而印度兵和孟加拉兵把抓来的妇女剥去衣服，猥亵戏辱，不停地问：“你身上为什么这么白？我身上为什么这么黑？”轮奸完后，他们割下女人乳房，挑在刺刀上便走。
在八国联军的奸掠焚杀中，整个北京城的景象恍如隔世，全城见不到一点红色，不仅洋货铺纷纷恢复招牌，就连原来的国货店也纷纷改名，有向德国人致敬叫“德兴”“德昌”的，也有叫“日昌”“英盛”“义昌”的？康戈尔甚至还得到了一块匾和一把“万民伞”。
有路子的市民，请洋人和洋兵吃吃饭、泡泡澡、游游园子听听戏，请他们写各式“保护单”贴在家门口，比如英文“大美国顺民”“大英国顺民”“大日本顺民”，寺庙门口贴的是“上帝基督顺民”。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想办法弄来一顶西洋的帽子或者靴子，挂在门口，一户人家实在不懂英语，在门上用汉字写着：“俺不懂洋文，平心恭敬”，后来被人在旁边用英文加上一句“屋内有威士忌和烟草”，于是他家的门被踹开的次数就可想而知了，后来这人只好又在旁边加上一句：“严禁抢劫！予等已尽取之！”
北京城里已经没有一个官府衙门在运转。其实这也并不奇怪，连皇宫里都停工了，很多大臣也早已逃出了北京，即使开工，估计也找不到人来做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逃跑了，还有另外的一批大臣，他们没有逃，也没有躲，而是安静地留在家里，他们做出了一个相同的、令人吃惊的选择。
1899年秋，一位古董商人携带他从河南安阳收购的一些龟甲和兽骨来到京城，这些东西在安阳当地被称作“龙骨”，百姓们从地里挖出来后，发现可以用作药材，一直把它们捣碎了吃掉。而古董商人发觉这些“龙骨”实在有些特别，因为它们上面还似乎刻着许多看不懂的符号，于是他找到了朝中的大臣王懿荣，向他求教。
王懿荣对这些东西也十分感兴趣，在昏暗的书房里，他一头钻进故纸堆中，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经过反复推敲、鉴别、验证，终于解开了“龙骨”上神秘符号的秘密。原来那些安阳人吃掉的，竟然是3000多年的历史！这些神秘符号代表的，是汉字的源流，是能够证明“商”这个朝代在历史中是确实存在过的实物，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确证！
1899年的灵光一现，甲骨文横空出世，一片甲骨惊天下！
王懿荣是当时着名的金石学家，有“好古成魔”的称号。在发现甲骨文之前，他撰写的金石方面的着作已经多达30多部，甲骨文的发现虽然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却是和他潜心金石、刻苦钻研是无法分开的。
而好古的王懿荣在现实中的仕途却一直不怎么如意，36岁中进士之后，他曾三进翰林院、三入国子监这些“闲散衙门”，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王懿荣曾回山东老家办团练，然而成效并不大。
1900年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之后，慈禧想起了王懿荣，任命他为京师团练大臣，继续办团练，此时北京已经到处有了“义和团”，简直没人会把办团练当作一件正经事。而王懿荣尽管无钱无人，每天都要来到宣武门外琉璃厂的团练局，多方奔走，想为朝廷再增添一支抵抗洋人的队伍。
8月14日，北京城破，这天是王懿荣最后一次来到团练局上班。15日清晨，在得知太后和皇上已经逃出北京后，他在家中投井自杀——“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
在王懿荣的身后，更多的人殉国：
怡亲王爱新觉罗·溥静一家百余口自焚；
多罗克勤郡王爱新觉罗·晋祺一家数十口服毒自杀；
承恩公崇绮一家百余口自焚，70多岁的崇绮本来已经逃到保定，听到这个消息后自杀；
大学士徐桐一家16口同时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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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另外的这些大臣们的故事，他们没有逃跑，而是自杀殉国。据有关史料统计，仅仅在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后，自杀的王爷、大小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将近1800人！在1900年之战中，大清或战死、或自杀的官员有很多，但主动投降的文臣和武将确实不多。
然而，虽然他们的行为确实是令人尊敬的，但我说的是关于另外一种主题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