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林儿这段时间受到了太多的惊吓，见到朱元璋时，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是朱元璋从韩林儿的脸上看到的第一种反应。但当他向韩林儿请安，并述说自己的忠贞不贰时，他又看到韩林儿脸上展露出第二种反应：惊和喜的混合，用他那双独有的忧郁的眼神传递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对他说：“安丰城已不安全，况且经此一战已没有了作为都城的资格，我请您到滁州。”
韩林儿弱弱地问了一句：“我还是我吗？”
朱元璋的嘴角露出狰狞的一笑来，没有说话。
韩林儿离开他那残破不堪的宫殿走出安丰城时，迎面扑来了缕缕红色的雾霭，打湿了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手上淡淡的红，凑到鼻子上闻时，一股血腥味冲了上来。他在心里说，命运可能已经注定了。的确，命运有时候在一个人身上注定很多东西，只不过有人发觉了，有人毫无感觉。当他一只脚迈进滁州城城门时，那个曾经气势如虹的韩宋帝国就已经灰飞烟灭了。人们唯一能记得起它的，也许就是滁州城里被软禁起来的小明王韩林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韩林儿的形象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化成一缕青烟，消失不见。
至此，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刘福通哪里去了？
刘福通的死是那个时代无法破解的谜。要叙述这个谜，将是一番剪不断理还乱的考据。有史料记载说，刘福通在安丰保卫战中战死了；也有史料说，刘福通虽然没有战死在安丰城的城墙上，但吕珍破门而入后，他拒绝作任何形式上的投降，被吕珍杀掉了；更有史料说，吕珍根本没来得及杀刘福通，就被朱元璋打跑了。所以，这位革命大佬后来见到了后起之秀朱元璋。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城后还活着，他和朱元璋的相会必然是一场大书特书的煮酒论英雄式的相见。不过，任何史料都没有记载这次相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朱元璋根本就没有见他，或者说，没有给他机会与自己见面长谈；二、刘福通在朱元璋进安丰时已经成了鬼，也就是真的死掉了。
几年后，朱元璋谋杀韩林儿，有的史料中也没有提到刘福通。但有的史料提到了“刘太保”这三个字。至于是不是刘福通，不敢擅作评断。
无论是哪种情况，当朱元璋进入安丰城时，刘福通和韩宋帝国的结局就已注定。他和他的韩宋帝国这支蜡烛燃烧殆尽，已成了人人都漠不关心的残烛，他所留下的只是蜡烛的眼泪凝结成的烛冢。
刘伯温曾在心中说，要小心刘福通。但如果当时朱元璋真的见到了活着的刘福通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如刘伯温那样担心。因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一只没有了利爪和尖嘴的雄鹰，只能做宠物，做展览品。
当朱元璋回到应天城时，对刘伯温轻轻地说：“一切都结束了。”
刘伯温却摇了摇头，说：“才刚开始！”
竖牧耳，奉之何为
刘伯温说才刚刚开始，并非在说小明王。直到朱元璋把小明王放到滁州，又在小明王身边安插上自己的人后，刘伯温才发现，从实际政治上而言，朱元璋比他走得远了许多。刘伯温当初说，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是出于一个谋略家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家。谋略家要算准每一步，每一步都要走得稳妥，不能有半点差池。但他又不能算得太远，因为太遥远的事，过于飘忽不定，谁都无法保证。正所谓，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以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来论，刘伯温算计的是，正好趁此机会借张士诚的刀杀掉小明王。因为他只考虑到这点，所以他才问，如果把小明王解救出来安置何处。问这话时他内心的想法其实是不解救。朱元璋站在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就是另一番景象：小明王已夕阳西下，无论怎么安置，都不成问题。关键是不能让张士诚得了士气。
这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第一次分歧，两人都没有错。因为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形势自然也就不同。其实，刘伯温不想让朱元璋解救小明王，还有他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是属于刘伯温和他的同道，也就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
1360年，刘伯温到应天献上《时务十八策》后，得到了朱元璋的信赖。自此后，每遇大事，两人就躲进密室中商议。一般事务，则在会议室中和其他人一起商讨。1361年大年初一，朱元璋突然在会议上命人搬来一把椅子，居于中央，他自己则一本正经地坐于偏席，这让初来乍到的刘伯温大惑不解。朱元璋解释说：“这把椅子是给我们韩宋帝国的皇帝小明王准备的，我们每年初一，都要拜他一拜。在他英明的领导下，我们才有今天，大家都要心存感恩。”
刘伯温在众人之中，就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冷笑。他向来是个敢说话的人，遇到和自己心灵抵触的事，总要发泄出来。这一声冷笑把众人笑得莫名其妙，朱元璋就问他为何而笑。刘伯温指着那张椅子说：“放牧的小屁孩，拜他做什么（竖牧耳，奉之何为）！”
朱元璋的脸上就显出极不舒服的表情来，倒不是因为刘伯温对韩林儿不恭，而是因为他朱元璋小时候也是个竖牧。刘伯温可没有指桑骂槐，韩林儿小时候是否放过牛、羊、猪，他没有调查取证过。不过可以用常理推测，当时的小孩如果不读书，那就是要给地主家放牛、羊、猪。
朱元璋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刘伯温并没有指桑骂槐，就未置一词。这件事他很快就忘记了，可刘伯温却铭记于心。这缘于他的人生经历，一个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才有这样的想法。
儒家思想的开山鼻祖孔子算是可以容纳百川的大度之人，当时他还去向非儒家大师老子请教学问，被老子几句话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生气，还对弟子们说：“这老头虽然不习我等儒术，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人啊，我真想拜他为师。”这件事，让孔子的弟子们印象深刻，无数年过去后，孔子这种不存门户之见的风度涵养成为弟子们回忆老师的故事之一。
不过，在儒家看来，道教和佛教却是最要命的异端，因为它们是叛乱者的温床。
刘伯温所在的时代，道、佛二教被称为异端，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在有人借助它们叛乱时，它们才是异端。如果没有，那这两种学说则是知识分子们最青睐的。刘伯温本人对道家和佛家思想就深有心得。注意，刘伯温青睐的是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而不是道教和佛教。
与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相结合而发动的红巾军，在刘伯温看来就是道教和佛教的杂交产物。白莲教是一个大杂烩的教派，它混合了佛教、明教（摩尼教）、弥勒教等内容，独树一帜，称自己为白莲教。它的核心观念就是弥勒重生思想：佛祖涅盘后，世界成苦海，千难万险即将呈现。等弥勒现世后，则立即成为极乐世界。
刘福通眉批道：佛祖涅盘了几十年，我们在苦海中成长，如今弥勒就要现世，你看我的朋友韩山童相貌奇异，其实他就是弥勒佛下生，明王转世，我们和他一起显灵去。
就这样，刘福通、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叛乱敲响了元王朝的丧钟。
刘伯温说，刘福通这厮是个半吊子白莲教教徒，他根本没搞明白弥勒是怎么回事。弥勒在白莲教的经典文本中，本是佛祖指定的救世主，根本不是革命者。如果刘福通真的是白莲教合格的信徒，他应该这样教导大家：弥勒佛要转世，来救灾避劫，我们信奉他，就能得拯救，不信，就会永远沉沦苦海。
刘伯温切齿痛恨的是，刘福通居然把弥勒佛解释成了革命家，于是才有了红巾军大叛乱。对于以白莲教思想为指导的红巾军，刘伯温是不假思索地给其扣上了“异端”的帽子。因为这种思想和儒家思想是背道而驰的，背道而驰当然也不要紧，可你却用这种邪门歪道的思想叛乱，这就是罪孽深重了。
《郁离子》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轻浮的青年对刘伯温说：“西方有个圣人，神乎其神，可以解世间一切苦，可以解世间一切厄，跟随他，将得永生。我准备去见他，要不要一起？”
刘伯温斩钉截铁地回答：“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不去。”
由此看来，刘伯温和异端是水火不容的。而红巾军就是水，他自然是火。所以有这样牢不可破的思维定势，刘伯温的心中其实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叛乱！是异端的叛乱，既然是异端，他们就永远不是天命所授。而朱元璋还要拜小明王，就说明他仍然承认自己是异端叛乱的一分子，这是刘伯温最不愿看到的。
他的想法是，让朱元璋从异端小明王的阴影里跳出来，让他成为天命所归的人。虽然还没有天象显示，但他完全可以自己创造天命，兜头罩在朱元璋脑袋上。既然朱元璋已是天命所授的那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身居在异端叛乱的名下，这就是刘伯温当时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然而这种内心最深邃的想法，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所以当他说出那句“竖牧耳，奉之何为”时，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朱元璋是否明白刘伯温话中深意，没有人知道。可他当时没有反驳刘伯温，并非是出于礼貌，而是他的心弦的确被刘伯温的一句看似鲁莽的话给拨动了。
即使没有刘伯温，朱元璋将来革命的路上也不会再有小明王的身影，但正是因为有了刘伯温，朱元璋心中才有了定见，这一定见，他和刘伯温恐怕从没有说过。当他去解救小明王时，刘伯温劝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多余的，可谓是鸡同鸭讲。
因为朱元璋早就把小明王归宿的问题解决了，那就是死路一条，虽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证明。
刘伯温猜中了
1363年，朱元璋兵团去安丰城拯救小明王。据朱元璋自己说，小明王非救不可，如果不救，他彻夜难眠，就好像小明王是他亲爹一样。刘伯温却头脑冷静地说：“陈友谅必趁机来袭。”1363年阴历四月，当朱元璋在遍地瓦砾的安丰城中昂首阔步时，刘伯温再一次料事如神：陈友谅从武昌南下，直逼洪都（1362年，朱元璋改元朝龙兴路为洪都府）。
据陈友谅说，近一年来，他寝食难安，心灵备受煎熬。所以受到这种不公正的心灵摧残，全是因为一年前和朱元璋的那场战争。他说，那场战争毁了一切。他从前的乾纲独断蒙上了尘埃；他从前的意气风发渐渐衰老；他从前的目空一切变得面目全非。但他又说，他终于在1363年春节时挺过来了。他性格中那股百折不挠的韧性突然冲出来拯救了他。他要复仇，他发誓，自己和朱元璋两个人之间，只能活一个！
1363年前四个月，他以倾国之力大造战舰。希图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他无敌舰队的荣耀。1363年阴历四月，也就是朱元璋把小明王带出安丰城到滁州时，陈友谅的无敌舰队建造完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主力舰“铁舰”。后来得胜的朱元璋打扫战场时，对“铁舰”印象极为深刻：“铁舰”有三层，足有三层楼的高度，上有走马棚，气势雄伟，巍峨壮观，放到江里，如同一座小山。
当“铁舰”从武昌沿长江东下，从江州进入鄱阳湖后，看到这种场景的朱元璋的士兵们吓得瘫软在地。那根本不是舰队，而是一块会移动的喜马拉雅山。当它进入鄱阳湖后，鄱阳湖为突然到来的庞然大物所惊，不断翻滚着湖面。幸好，“铁舰”很快进入赣江，一路南下，抵达洪都城下。
洪都城守军遥遥望见一座山压顶而来，魂飞魄散。幸好防御部队司令朱文正见过世面，只是惊慌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常态，命令部队有序地坚守城池，只要不出战，陈友谅想要攻陷洪都城，还是要费些精力的。
朱文正有这样的自信，并非纯粹是精神的力量。洪都城被胡廷瑞拱手送给朱元璋后，曾被陈友谅夺回过。那次战役，双方记忆犹新。陈友谅是趁着涨水的工夫，让他的海军一直开到城下，士兵就在船上登城。朱元璋后来又夺回洪都，对陈友谅的海军战力刻骨铭心，所以就把沿江的旧城墙推倒，退后三十步重新建筑城墙。陈友谅此次前来，已占不了上次能占到的便宜，所以只好让士兵登陆攻城，他的海军优势荡然无存。
但他的陆军攻击力也非同小可，朱文正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曾派出多人到应天去通知朱元璋，全被陈友谅的巡逻队活捉，在城下斩首。朱文正把希望寄托于运气，他一天之内派出数十人，甚至上百人，希望菩萨保佑能有一条漏网之鱼。
上天眷顾了他。终于有人把洪都城被陈友谅围攻的消息带到了应天。朱元璋听了这个消息后，脸色只是微微一变，就问送信的人：“陈友谅兵势如何？”来人回答：“陈友谅说他带了六十万人，我们朱将军粗略数过，好像作战部队远没有这么多，他可能把后勤部队也算上了。虽然他的兵攻城很猛，可伤亡也很重，其部队的士气低落。如果我们派出救援部队，马上就能把他击败。”
朱元璋沉思片刻，对送信人说：“回去告诉朱文正，让他再坚守一个月，我会有办法灭了陈友谅，只要你能安然回到洪都城。”
朱元璋不知道送信人是否能安然回到洪都城，当时，他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办法能消灭陈友谅。陈友谅可不是蚂蚁，说消灭就能消灭的。他所以对送信人那样说，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充分的时间考虑消灭陈友谅的方法，其实也不是他自己考虑，他要找他的刘伯温先生。他当时只有冥冥中钻进脑海的感觉：陈友谅不攻应天，却去攻洪都，这可能就是老天要陈友谅灭亡。
“先生您又猜中了！”他把刘伯温请进密室，还未坐稳，就这样说，然后又补充了一句，“陈友谅不趁我带主力去救安丰的时候攻应天，却去攻洪都，真是个蠢货！”
刘伯温对这种自以为是的“站在他人立场上”来想问题的方式很不欣赏。刘伯温聪明绝顶，正是因为聪明绝顶，所以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当你看到别人做出一件愚蠢的事时，他本人却并不觉得这是愚蠢，而且当事人还会认为，这是他智慧的结晶。你认为别人愚蠢，是因为你站在自己的智慧基石上来判断的别人。智慧，其实是不分高低的，它受当事人的立场、情绪，甚至天时、地利的影响。
刘伯温认为，陈友谅攻洪都而不攻应天，站在陈友谅的角度看，是最佳选择。从武昌离南京沿长江攻应天，要先东去，然后北上，路过的沿江城市有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最后到应天。这沿江的几个重镇都在朱元璋的控制下，也就是说，陈友谅不可能如他第一次进攻应天那样，一路平安地到达应天。他必须要过关斩将，这段时间对他而言，耗费不起。因为一旦在路上被拖住，朱元璋的主力很快就能从安丰返回应天。
攻洪都，陈友谅舰队可以顺流而下，一路上不会遇到任何有质量的抵抗。如果能攻下洪都，朱元璋必会从应天救援，那么，陈友谅就在鄱阳湖中等他，一决生死。如果攻不下洪都，陈友谅也会在鄱阳湖等朱元璋，因为陈友谅坚信，朱元璋必来。他不可能对洪都城见死不救。
陈友谅所以不选择攻打应天，还有个心理因素。他两年前在应天吃过大亏，虽然对于朱元璋，他的恐惧感早已荡然无存，但对于应天，他还是心有余悸。他打洪都，按刘伯温的解释，可能就是引蛇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