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领导接到了县人事科的电话。
鲍广德来到了县人事科办理调动手续了。
人事科长，还是三年前的老同学罗某人。
同学相见，一番寒暄后，罗科长主动说话了：“老同学，我看了你的请调报告，你想到离家十里的流水综合厂工作。”
“是的，老同学，火碱厂是国营的，我早打听过了，流水综合厂正好也是国营的，两个厂子的所有制性质是一样，这样调动容易啊，离家近，老同学你也不用费什么心思就把事办了。”
“老同学，因为我们是同学，这里没别人，我才能跟你说实话，咱不去流水综合厂，还有个地方离家更近，工作也比综合厂要体面的，并且，在社会上还能多交人。”
“离我家更近，还能更交人的单位，没听说啊？”
“我告诉你吧，就是在你当年教学的地方，半年前，县里在那建了个农业供销合作社，你就上调回你家的供销社去。只是这个供销社的所有制形式是集体所有制，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集体。我想好了，尽管人们都爱上国营单位工作，待遇孔要比大集体好，但老同学你就别管什么国营还是大集体了，尽管所有制形式不同，但工资都是一样的，说穿了，国营集体，只是面子。你也知道，现在种类物资奇缺，供不应求。在供销社上班，对你的处境，家里过日子的帮助可是太大了。我可是这么想的，不知老同学愿意不愿意去你们家的那个供销社。”
“家那建了个供销社，我还真不知道呢！能调到供销社，离家才3里多地，照顾家太方便了，有什么不同意的，我是求之不得啊！可是这两种不同所有制形式，能好调动吗？”
“老同学，这个你就不懂了，正常情况下，大集体调到国营单位不好调，管控的比较严，甚至得上面的县领导批条子，或者是几个县领导同时批条子才能把人调走。你这个就不同了，是由国营单位调到大集体，说俗了是人往低处走了，上面就不管了，这样，我自己就能完全做主了。”
“在火碱厂，你做的是文化辅导员兼保管员，虽说不是正式的干部编制，但干的也是领导的活，这回调到供销社去，从国营单位到大集体，得给你正式的干部身份。”
“我看了一下，东双坨子的这个供销社成立半年了，还没有统计呢，你就当统计吧！”
“统计，具体做什么工作的？我能干得了吗？”
“有什么干不了的，以后别说干了干不了的话，就凭你，干什么都行。这统计其实没什么具体的活，就是每月的月初，供销社卖了多少商品，下个月得进多少商品，把这些数字报到县里的供销总社，年底时再做一个总的汇总之后，再把下一年的购销计划报上来就行了。就凭你的手，一个月，也就半天就统计出来了。”
调动手续办完了，鲍广德回到厂子进行了工作交接。
工作交接，太简单不过了，仓库的账目和钥匙以及文化辅导员办公室的书刊钥匙而已，只是清点仓库物资稍稍费了时间而已。
同事们听说鲍老师调回老家工作了，工友们不约而同地自发地来到了鲍广德住的单身宿舍送行了。
整个厂子只要能离开工作岗位的，全来到了大门口，许多人的眼睛红红的，一些人嘴里不说话，只是双手捧着鲍广德的手不停地用力地拌动着，还有一些人嘴里不停地说着我“鲍老师，再有事路过太平川时，一定要到厂子看看你的这些学生啊”等等的话。
送行的场面，总是让人激动，让人难忘。
全厂的人都能前来送行，是鲍广德没有想到的。
鲍广德的眼睛红红的。
厂领导见此情景，大声喊道：“大伙儿都别送了，都回车间干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鲍老师如果有机会路过厂子，一定能来看望大家的。”
此送行场面，让鲍广德进一步加深了人生在世，交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为他回到家乡的供销社工作做了更好的心理准备。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在世上混，就得多交人！
在太平川火碱厂工作了三年的鲍广德，调回了老家刚刚建立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成了供销社的一名统计。
调回老家工作，妻子的负担减轻了，但妻子的精神压力却一直有增无减。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
某种原因，被人称为刘校长的刘玉宏没有被新政府录用。
从前只拿毛笔和粉笔的手，和他的弟弟们一样，拿起了锄头。
刘玉宏的内心颇不是滋味，整日里郁郁寡欢。
家中的收入及各种吃穿住用行，和以前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心情抑郁的他，没有等到两个儿子和老姑娘结婚成家便遗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从小在县城长大的两个儿子，很是顽皮，对读书不是很感兴趣，自然不会读的太好。无奈之下，跟着3个叔叔种地吧！
没有了父亲，叔叔怎么能对侄子管教的太严厉啊！
“侄子不好好干活，叔叔们多干点就是了！”三个叔叔如出一辙地想到了一起。这样做，也算是对故去的哥哥的一点儿照顾，自己也能得到些许的安慰啊！怎奈，两个侄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叔叔们怎么也不管了啊！母亲的严叱早成了两个孩子的耳旁风。
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尽管早到了该成家的年龄，终因不务正业，连个保媒的人都没有。这下子，当妈的可急坏了，今天找这个媒人，明天又去托那个媒人，也未能有个眉目。最后靠着昔日刘校长的名望和三个叔叔的品行，两个不成器的孩子才终于结婚了。然，婚后的两兄弟，赌博的恶习，不减反增，输光了所有的家业，最后连家里的炕席都被卷走，顶了输赢账。
不知是被儿子气的，还是另有原因，刘懿芬的母亲病了，且病得很重。
母亲有病，当女儿的甚是上火。尤其是刘懿芬最小的妹妹刘懿荣。小妹妹小名荣子，还不到15岁，正是花季的年龄。人长的漂亮、活泼，说话的声音如银铃一般清脆，学习成绩很是优秀。然家境的变故，母亲又身染重病，年青不经世事的荣子的内心压力是巨大的—我的书能念下去吗？家里能供得起我读书吗？
心中有事的荣子，一天天消瘦。
姐姐和母亲看到眼里，甚至着急，尤其是母亲背地里对刘懿芬不止一次地说道“他大姐啊！荣子还小啊，家里再困难，也得给荣子看病啊！我快到60的人了，没就没了，我这病先不治了，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把荣子的病治好了。”
家中没有收入，全靠着刘懿芬节衣缩食在给妹妹治病。最终不知是因为当时的医生的医术太差还是治疗的钱财有限没治到位，年仅15岁的荣子走在了其母亲的前面。
思女心切的老太太，不久也去世了。
尽管丈夫已经调回老家工作，但终因妹妹和母亲相继离世，两个弟弟又不成器，刚刚双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刘懿芬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极差，失眠成了家常便饭。
漫漫长夜，万籁俱静。
刘懿芬还在鬼火般的煤油灯或蓖麻油灯下做着针线活，只是在情绪极端低落时，为调节自己的心情才看一些古诗词和小说来打发这难熬漫漫长夜。
夜，尽管漫长、难熬，但人多，事自然也多，由此时间过的自然快了很多。
眨眼间，1963年的农历7月到了。
这一年，鲍广德家的老六子出生了，早已不堪重负的家，又多了一份不安定的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