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白校长已经决定给几个私自串联的学生记大过处分，但讨论会上，王总务试探着提出异议来了，“马上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学生要停课闹革命，抓当权派，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做事应该特别小心啊！”“那仅是社会上的流传。不管是什么社会，不管搞什么运动，学生上学总是正道，我绝对不相信上边会提倡什么‘停课闹革命’的。”白校长在反驳了王总务后，事情也就定下来了。经过调查，很快知道发起人是曹争鸣。但当这个调查材料呈给校长时，却经修饰了，并被政治化了，报告中有这么一段带结论性的关键文字：
地主子女白若冰为了破坏教育革命，驱使贫农子女曹争鸣，组织了这次危害极其严重，影响极大的“逃学事件”，建议把地主子女白若冰开除学籍，交生产队监督劳动，对其他人进行适当的处理。
白校长看完报告只愣了一下，就签了字。
校方为什么要篡改调查的结论，因为他们收到了一封举报材料，这个举报人还当面向调查组的王副校长作了口头陈述。检举者说得非常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而且有不少是她亲历的，这就增加了她举报的可信性。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女儿邱郁香。
但不管白校长的坚决态度也好，邱郁香的检举也好，校方的调查报告也好，这一切都随着意义重大的“五·一六”通知一风吹了。白校长看完通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好险啊！差一点犯政治错误了。”曹争鸣他们到校的当天下午，学校召开了庆祝“五·一六通知发布大会”，王副校长读了通知，白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号召大家投身“文化大革命”，在他的二十分钟的讲话中，五次提到了曹争鸣他们，称他们为时代的先行者，有勇气的好青年，号召全校学生向他们学习，勇敢地投入运动，为反修、防修作出贡献。
第二天，在白校长的动员下，曹争鸣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这篇有两张灰报纸容量的文章的题目叫：《反对资产阶级，使农民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是他前天晚上和曹明夫谈话的翻版。曹争鸣还把那造成农村落后、农民贫困的三点原因，用大楷正体字标了出来，还写了一张宣言书，宣布“公平战斗队”成立，这个战斗队的宗旨就是要把城乡差别消灭掉，让乡下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白校长对曹争鸣的行动非常满意，当他一看大字报的内容和成立战斗队的宣言后，却傻眼了，“这个小家伙发什么神经啊！”他立即找曹争鸣谈话，建议他撕下这份大字报和宣言，并把战斗队的名称改一改。
曹争鸣拒绝了，而且毫不客气地告诉他，若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就要以这个宗旨为奋斗目标，否则，他就不参加了。
白校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骂了一句“异想天开”后，去找其他的学生去了。
当天下午，一大批大字报贴出来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批判曹争鸣那份大字报和他的那个宣言的，还称他的那个战斗队为反动组织。其中有一份大字报吸引了许多人去观看，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很短，连个题目也没有，白校长边看边念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不能干扰，但我校“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被转移了大方向，成立了什么“公平战斗队”，公开攻击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这个“公平战斗队”的幕后策划者就是地主的女儿白若冰。阶级敌人这样明目张胆地破坏“文化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学们，赶快站稳立场，擦亮眼睛，把白若冰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批深批透，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白校长念完了后，眉头皱了皱，还呷了呷嘴，但很快笑了，他想到，他们的这种窝里斗刚好保护他呢！可这张大家报是谁写的呢？这个人写这张大字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有没有背景和后台？白校长认为，写这张大字报的人一定和白若冰有解不开的矛盾。他忽然想到王副校长对他讲的“外逃事件”调查中的举报者，便一切都明白了。
这张揭发白若冰的大字报一贴出，校园内轰动了，两个小时内教学楼的外墙上贴满了各种大字报，自然是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流价值观为主调，把白若冰当作帝修反的代表来揭发批判了。但其中也有几张为白若冰撇清和辩护的，其中最有影响的一张就是曹争鸣写的。曹争鸣在当天就贴出了这张声明，说他的“公平战斗队”和白若冰无关，白若冰也不是他的战斗队成员。因为他急于为白若冰撇清，所以连那许多批评他的战斗队的言论也没有回应，他不想让自己的行为再伤害白若冰了。姜智敏也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张大字报，驳斥了当代的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的儿子能打洞”的论调。
这两张大字报又立即在校园内引起了轰动，小镇中学校园内的“文化大革命”，就环绕着“白若冰”和“公平战斗队”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二天，白若冰就被一个称作“红卫兵团”的组织揪了出来，挂了“复辟翻天的地主子女白若冰”的大牌子，在校园里游斗了一番。
就在小镇中学校园内风尘翻滚的时候，省城的恽氏两兄弟的日子也不好过。
恽民生把五个学生送回家后，又把哥哥恽民权送到了燕京大学的教师宿舍楼门口，然后就驾车回到他的建筑队的宿舍区去了。虽然很累，但他一点睡意也没有，洗了一个冷水浴后，就一个人坐在宿舍内发愣。他准备把这三天了解到的农村情况写封信给省报报社，请他们转给有关领导。他认为，一定是省级领导不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们也没有采取有关的措施，如果知道了，这些高级领导就会立即重现的，人民政府的干部就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嘛！
恽民生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恽民权，正是由于这个疏忽，使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摔了一个大跟头。
恽民权回到宿舍后，看到了从门缝中塞进来的一封信，从信封上的那刚劲的字体就知道那是刚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邱国毅写的。他心中立即一热。过往云烟即刻历历在目了。
那年，燕京大学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为了凑足右派分子的名额，把他这个才二年级的学生也算进去了，他那篇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也随着名单，作为附件上报了。当时的邱国毅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他虽不是省“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僚，是一个审定“鲜花”、“毒草”的总判官。因燕京大学是省内的最高学府，对这个学府内的除上级点名的右派外，其他的右派都需报省领导小组审批，审批时需要审查他们所写的文章，这审查工作就由邱处长负责。恽民权那篇名为《怎样才能使农民过上富裕生活》的文章，自然而然到了邱国毅的手中。
文章题目首先引起邱国毅的注意。文章内容也令他眼前一亮。他感到这个作者思想新潮，观点不俗。他随即调来了恽民权的简历，发现只是个大二的学生，一种惜才之心，使他在他的材料上写下了一行从表面看似乎是中性，但在实质上却是救命的“判词”这是一篇讨论农村经济发展途径的文章，属纯学术性问题的讨论，作者又是站在为农民过上好日子的立场上想问题的，不应当“毒草”。
就这样，恽民权躲过一劫。
“反右”结束后，邱国毅在召开有关农业问题的理论研讨会时，竟邀请恽民权参加，还让他在会议上宣读了经他润色后的那篇差一点要了恽民权命的论文。从此，恽民权在省级经济理论家队伍中出了名，也使他有了留校当讲师的资格。
此后，恽民权和邱处长经常见面，邱处长不仅邀请他参加各种研讨会，还把许多课题交给他做，很快使他成了燕大最年轻的农业经济专家。
邱处长升为邱部长时，又把一个有关农业的课题交给恽民权，并让他做这个课题组的组长。恽民权想这次邱部长召他去也许就是为这个课题的提纲对他面授良计的吧！别的还能有什么呢！这么一想，恽民权便把草拟的有关这个农业课题的策划书拿出来再修改了一遍，并抄写清楚，这样明天见面时，他就可有个交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