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谈到“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愈。”显然，他发挥了曾国藩的观点。
在《讲堂录》里，毛泽东对曾国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诸葛亮）范希文（范仲淹），后如孔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谓办事，是指建功立业；所谓传教，是指传播思想，影响后世。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代曾国藩要高过左宗棠；范和曾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不仅建立了事功，而且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经史百家杂钞》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对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一书的评价也很高，他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中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纂《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稍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姚鼐是清代桐城派大文章家，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三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三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禧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桐城派古文影响清代300年，直到民国不衰。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这部《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与术。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书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曾国藩的养生方法对毛泽东的影响
1917年4月，《新青年》杂志第三卷二号上的《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中说：“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像曾国藩一样重视“本源”思想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那么，怎样的人才是具有大本大源的呢？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曾把洞悉“大本大源”作为治学的根本，“得大本大源，则心有定向而不致摇摇无着”。毛在信中描述不知“大本大源”之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
也许毛泽东所探究的“大本大源”，与曾国藩的“大本大源”有所不同，但至少说明，他们重视“本源”的思想方法可说是相通的。
1917年8月，毛泽东在研读了一系列的曾国藩著作以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和评价。他说自己“独服曾文正”，认为他不但超过了袁世凯、孙中山，而且超过了曾经深受自己尊重的康有为。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崇拜可谓无以复加了。
综上所述，从治学方法，到探求义理，修身之道，写作，到带兵打仗，等等，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深受曾国藩的影响，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独服曾文正”呢？
“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
他是毛泽东读了《新青年》以后所崇拜的人；
他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非正式的老师；
他是影响毛泽东没有出国留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是毛泽东二上北大时专程访问的老师；
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他就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大家胡适！
毛泽东最早知道胡适，是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因自己的老师杨昌济的推荐，读了《新青年》，胡适的思想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二十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由此可见，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胡适（1891—1962），字适之，现代学者，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当时的学术界颇有影响。
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返国，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8月19日，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自己在湖南一师的老师杨昌济之召第一次来到北京，随后被杨昌济推荐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使他有机会旁听胡适的课，也可算胡适的非正式的学生。由于毛泽东和胡适先生年龄相近（胡适先生大毛泽东两岁），当时又都属于热血青年，在追求真理、改造中国、新文化运动等方面志趣相投，成为了比较谈得来的朋友。
后人认为，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其中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实事求是、解决实际问题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共鸣。不过，当时北大的讲坛上宏论滔滔，各种空头的主义，包括无政府思想都能够得以登台亮相。然而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这使他成为众人瞄准的焦点，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
毛泽东第一次前往北大，本是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学子做准备的，他在这里与胡适不期而遇，就留学问题征询过胡适的意见。受胡适观点的影响，毛泽东并没有出国留学，他后来解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1919年初，毛泽东离开了北大。3月12日毛泽东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了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别了留法学生后，于4月6日回到了湖南长沙。他于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胡适和毛泽东都对对方的活动产生了反应。毛泽东如期地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正是毛泽东写的。“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就是在创办《湘江评论》时期。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有互为兼容），是对胡适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这是他为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开展具体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是想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胡适晚年对助手胡颂平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
胡适的日记中对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一事有明确的记录。1920年1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毛泽东于7月9日左右寄给胡适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
明信片正面内容如下：
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
胡适之先生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
明信片背面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毛泽东致胡适明信片。此颂教安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晚年的胡适旅居美国，他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记上追忆起当年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
胡适的说法完全可以在毛泽东于1920年2月和3月14日离开北京之前分别给陶毅、周世钊的信中的话得到证实，信中说：
“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所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
随后的事情发展是，毛泽东等人于1921年9月利用船山学社的校舍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据说，毛泽东他们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
在老师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深受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的影响，他非常看重船山学说。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共鸣。
毛泽东和胡适，都是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交往，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探索革命真理的一段重要经历。
“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杜威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一生曾经搞了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和社会化的实践教育活动，是什么思想支配毛泽东搞了这么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和社会化的实践教育活动？有没有哪个人对他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这个人又是谁呢？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湖南“游学”。以后又进行过多次。
1917年10、11月，毛泽东和同学们办长沙工人夜校。
1918年4月14日，25岁的毛泽东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1920年8月初，毛泽东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1920年8月至9月，毛泽东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2年，毛泽东创办安源工人夜校。
1925年，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建立了韶山农民夜校。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20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时，毛泽东说“红军就是播种机”。
延安时期，毛泽东办抗大、党校……
共和国成立后，扫盲班办到了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全国一度掀起了办大学的热潮。
毛泽东晚年，又搞五七干校，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毛泽东一生搞了这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和社会化的实践教育活动，是什么思想支配毛泽东搞了这么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社会实践和社会化的实践教育活动？有没有哪个人对他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其实这样的人有很多，比如中国本土的王夫之、蔡元培、梁启超、杨昌济等人，而影响蔡元培、杨昌济这些人的一个重要人物又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美国学者施拉姆曾经这样评价杜威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指毛泽东，引者注）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溶合起来的特点。”他论证说，“毛的认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杜威一样，毛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事实上，毛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还说，“马尔库塞曾经和我讨论毛的哲学著作，他这样评论《实践论》：‘其中，杜威多于马克思。’”在施拉姆看来，毛泽东自从1919年对实用主义持赞成态度以来，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结束。
美国学者施拉姆对毛泽东的评价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毛泽东对杜威的记述和评价中，就可以看出杜威对他的深刻影响。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由此，可以看出杜威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