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受斯宾塞的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社会思想体系。严复社会思想的中心问题是社会改革论，要求自强保种，变法维新，实现自由与民主。社会起源论与社会进化论则是他的社会改革论的理论基础。
他继承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功能完全相似，物竞天择的原则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提出中国只有从落后变为先进，抵御外侮，加强团结，进行改革，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局面；改革应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
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实质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自由与民主。西方国家的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自由就是各个人的自主，互不侵损；个人是社会的单位，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乃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进化遂归结为人各自强。
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到达变法以图强、实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他还主张扭转中国的多妻制、早婚和媒妁的婚姻等，否则会造成“谬种流传，代复一代”的恶性循环。他进而提出强国不在人多而在强种的观点，认为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即“开民智”乃是“富强之原”。
严复的社会改革论虽然掺杂着斯宾塞的“群俗可移，期之以渐”的渐进思想，并在他的后期政治上日趋保守，否定了自己先前提出的社会思想，但他前期提出的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思想，在中国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1900年，严复南下上海，创办名学会，将主要精力投入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
同年，严复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的自立会召开的国会，被选为副会长，但以后并未参加自立会的活动，政治上逐渐转向保守。
1902年，严复赴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辞职。
1905年再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任该校第二任校长，不久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
1907年离职，1908年起在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篡。
1909年，清政府授予文科进士。
1910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
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严复曾是他在天津时的好友，于是，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校长。1913年，又请他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此时，严复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转化为封建主义卫道士。1914年，他先后被举为袁世凯操纵的约法会议议员和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被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他避祸于天津。1917年，他又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五四前夕，他还极力提倡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后，他攻击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他晚年被疾病缠身，开始相信灵学。1920年，他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病死于福州。
虽然严复晚年日益倒退、保守，但我们还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承认他先前的思想是比较先进的。
严复生前著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译著被收录在《严译名著丛刊》和《侯官严氏丛刊》里。
自1896年至1908年，他先后译出西方著作主要有：
TH，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
A，斯密的《原富》（1902）
H，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
JS，密尔（又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
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4）
C，de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
《穆勒名学》（1905）
WS，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9）
以上这些译著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均已收入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严译名著丛刊》。
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中，几乎都读过严复译的书。
严复于西方学术造诣之高，对西方社会了解之深，当年举国无出其右者，在这一方面，康有为、梁启超就显得逊色多了。
因此，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曾评价这位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说：“眼中未见此等人。”
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
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而鲁迅则赞誉他为：“19世纪末最敏感的人。”
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他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严复学贯中西，在翻译上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和考究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使他的译作比当时外国传教士和同文馆之类学校培养出来的翻译人员高明的多，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读过严复哪些书？
我们知道，青年毛泽东很不喜欢学校里的一些死板课程，对校规也很反感。他觉得上学校还不如独自看书学习。于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1912年下半年，他寄居在新安巷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步行三里路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看书。
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这段难忘的日子时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子，初次尝到吃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他这时读的书大多是严复翻译的国外著作，并因此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
“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1936年他对斯诺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查明，毛泽东谈到的书单中除了卢梭的著作之外，其他的各种书都是当时出版不久正在风行的严复译本。毛泽东提到的书名，有些是准确的，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有一些则由于当年谈话时记录和翻译的出入，也许还包括本人的误记，而不准确了。例如，“一本阐述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进化学说的书”，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严复所译，马君武的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才出版的。当年风行全国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密勒（严复译作穆勒）的著作，当时中国只译出两种，都是严复译的，那就是《逻辑学的体系：演绎和归纳》（严译本名《穆勒名学》）和《论自由》（严译本名《群己权界论》）。毛泽东对斯诺说的密勒的书，当是指《穆勒名学》，因为日本人把逻辑学译为伦理学；而论与伦二字音形皆近，因而误为“关于伦理学的书”了。斯宾塞的书，当是指他的《社会学研究法》（关于这个话题，前文我们已经专题探讨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当是指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
《天演论》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读过《天演论》。青年的毛泽东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课堂笔记——《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常常表达出进化论的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到过达尔文、赫胥黎和《天演论》。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表示了对达尔文的钦佩，他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例如，1970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这两本书都是赫胥黎写的。他对《天演论》的这个评价，显然是依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说的观点：旧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研究自然界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不能贯彻唯物主义了。
1974年英国前首相希思来中国访问时，送给毛泽东一张达尔文的照片（有达尔文的签名和达尔文自己写的话），还有达尔文《人类原始及类择》的第一版，是达尔文的后人提供的。希思告诉毛泽东：“这是我的确十分喜欢的一张照片，同我的其他照片比，我最喜欢这一张。”
毛泽东说：“达尔文，世界上很多人骂他。”
希思说：“但我听说，主席很钦佩达尔文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说：“嗯！我读过他的书。帮他辩护的，叫Hux1ey（赫胥黎）。”
希思点头，说：“他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
毛泽东说：“他自称是达尔文的咬狗。”
这里说的是赫胥黎为捍卫达尔文学说，同攻击达尔文学说的人激烈辩论的故事。
毛泽东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观念更是深受《天演论》的影响。
那么，对毛泽东影响这么大的《天演论》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以下引述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中的一段：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冲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择，天择者，物急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已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济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复案：物竟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物类所以繁殊之故，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传上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哥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
1895至1898年严复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这本书对中国人的影响最深。自《天演论》译文本问世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晚清时期以来中国人的口头禅。《天演论》被称作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之第一文。这是使严复最负盛名的一本译著。
由于严复受桐城古文影响很大，所以《天演论》是用纯古文翻译的，曾经过梁启超等人的修改。严复并不是机械地直译原著，他在翻译此书时，首倡“信、达、雅”三条标准，多是意译，常常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插入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按”，有的夹译夹议未作注明，使这书同中国的现实结合得更紧密。而常将自己的思想融入笔端。所以鲁迅说：严复“作”了一本《天演论》。
受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严复决定翻译《天演论》。严复当时之所以选择赫胥黎的著作是有一番考虑的：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中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因而《天演论》率先充当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
严复的目的是要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原理，摧毁顽固派和洋务派的保守思想，进一步提醒人们注意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认为，如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竞争一样，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中国为救亡图存起见，除却“与天争胜”、“自强保种”以外，别无他法。这对当时的思想界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名叫《进化论与伦理学》，是赫胥黎的一本讲演录，分上下两卷，上卷18篇，多阐述进化论原理，下卷17篇，则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
赫胥黎（1825—1895），能文善辩，是达尔文学说最热烈的宣传家，不疲倦地撰文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他用笔和舌向宗教界作了不疲倦的斗争，马克思夫人燕妮曾经聆听过赫胥黎在圣马丁堂“星期日人民讲演会”的演说，称颂赫胥黎“给人作启蒙，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可以说，他的活动和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赫胥黎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生物在不断进化，决非自古不变。“物竞”即“生存竞争”、“物争自存”；“天择”即“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他认为这种生物的发展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同中国传统的“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对于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不足和诸多缺陷，而希望变法维新的中国知识界，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科学学说，更是一种社会学说，自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加上严复那种典雅直逼先秦诸子的文笔，这本薄薄的6万字左右的“西书”，风靡一时，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几年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由此胡适改名为“适”，陈炯明取号为“竞存”，可见其对士人的影响了。
在晚清面对列强“瓜剖豆分”的威胁之下，此书向全国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当时维新运动中起到了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的作用。
《穆勒名学》对毛泽东的影响
1905年出版的《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头一本讲逻辑学的书。作者穆勒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同时强调，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严复的译本只是讲演绎逻辑的那一半，另外讲归纳逻辑的那一半，因为老来精力不济，没有译出。这是一本近30万字的颇为艰深的学术著作，读来是很吃力的。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先秦诸子中的“名家”公孙龙子、惠施等人，号称“辩者”，因而严复就借用，把逻辑学译作《名学》。墨子、荀子都研究过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荀子·正名篇》是著名的逻辑著作。可是在晚清时期，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学人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自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学制传入中国后，旧时的中学多设有“论理学”课程，这是日本人对逻辑学的译名。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也很爱读逻辑学书，是从《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写作的逻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