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给农村贫民》这部著作中，阐述《火星》和《曙光》杂志共同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的时候，就向读者推荐考茨基1891年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作为参考书。
经恽代英之手翻译的《阶级争斗》，对青年毛泽东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社会主义史》对毛泽东的影响
国内最早的《社会主义史》由李季根据辟司的增补本翻译，1920年10月由新青年社出版。《社会主义史》本由英国人柯卡普（1844—1912）写成，1892年第一次出版。1913年，英国人辟司又对这本书进行了删订，并增补了原书出版后20年间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史实。
柯卡普说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叙述社会主义的主要历史，二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作一概括解释和批评。辟司则说自己是从费边社和工党的观点立论的。
蔡元培在为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写的序言中说：“克（柯）氏、辟氏都是英国人，自然是稳健派，所以对以前的社会主义，很有消极的批评。又如辩护家庭；辩护宗教；辩护中央与地方政府；甚至辩护英国的殖民政策。读的人一定有嫌他们不彻底的。”蔡元培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很确切的。例如书中说：“从现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功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正是费边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说：“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主义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简单地说，他们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不主张革命。大体上就是今日英国工党的主张。
《社会主义史》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讲起，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各国和美国、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等情况。该书肯定社会主义反映“工界、妇女、被鱼肉的国家和种族”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主张“劳力对于土地和资本的关系，作一种根本的改变”；并说明社会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两种大革命的嫡子”。作者认为工团主义、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社会思潮和活动，都是“社会主义”。原著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较客观的介绍；关于剩余价值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都有较为详细的说明。但在增补的最后几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粗暴的攻击，竭力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称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中一种最危险的和最可怕的新派”，将给社会带来“一种极大革命的灾祸”。书中不止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固定的教义，而是从一种极大的又没有十分形成的真理上所发生的一种运动。“所以社会主义是活泼的，是能够随时变化的”。这个见解倒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社会主义史》一书中虽然含有许多错误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露骨的攻击，但它是我国传播社会主义系统知识的第一本书，在传播社会主义知识、开阔人们眼界方面，仍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毛泽东正是从这本书中了解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种种社会主义的流派的。
毛泽东何时接受了马列主义？
1920年6月，毛泽东返回湖南后，他领导了湖南的自治运动，8月，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宣传俄国革命的经验，并派人赴俄实地调查，“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8月，他还创办了文化书社，这既可以及时读到进步书籍，又可以促进这些书籍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为后来湖南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易礼容曾于1920年6月30日从武昌给毛泽东写信，谈到湖南自治运动的进行要有准备。此信曾刊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毛泽东在按语中说：“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感慨地说：“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同一天给罗章龙的信中，毛泽东的思想表达得更加明确：“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黄斗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后来向斯诺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和信仰时，回忆说：“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又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又译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又一次提到这三本书，他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由上述这些事实可以断定，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时，他的思想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并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在消息闭塞的井冈山
是如何了解外界情况的？
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队伍上井冈山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要弄到报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连中央的指示和文件都需要通过秘密通道才能接到，由于往往不能及时接到，想及时了解外界的情况非常困难。
那么，在消息闭塞的井冈山毛泽东是如何了解外界情况的？
1928年，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分析出了敌人进军湘南的情况，此后，他更是把报纸看得和空气、水和食物一样重要。
在得到的有限的报纸上，敏感的毛泽东能够根据那些信息准确地判断敌人的动向和意图，所面临的形势，分辨真伪消息，决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战略。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代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表达了自己得到报纸的喜悦：“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高兴多了，惟仍望你们随时将政治情况分析见告。”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9月以来，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得到亦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因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
1929年11月，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他还说：“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同时，他又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李立三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
1929年，傅连暲利用合法身份，在汀州订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广东的《工商日报》、《超然报》，派人定期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特别高兴。
在井冈山要弄到报纸可非易事。在敌人的封锁下，报纸不许通过封锁线。不过，毛泽东有他自己的办法。红军每次下山打土豪时，都要加上一个任务，到国民党机关和邮局里搜罗一些报纸，带上山来。
每次打敌人的县城和集镇，毛泽东都要亲自或派人去敌人的当地政府，寻找敌人的档案资料，再去当地的邮局买报纸和杂志。所以，同志们往往是空着手跟毛泽东出去，回来时每人都背着一大捆书报。当天晚上，毛泽东用红笔画出记号，警卫员便照着剪下来保存起来。
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报纸了，毛泽东很着急，他便专门派31团的一个营，去打高陇，又收罗了一批报纸上山。
然而，又不能天天下山，所以，报纸只能时断时续地看。毛泽东很为此事烦恼。
当时，一些小商贩为了谋利，常常偷越敌人的封锁线，带一些生活必需品来到根据地。于是，毛泽东就有了新主意。他让小商贩把报纸当包装纸用，这样就骗过了敌人，虽然弄得皱皱巴巴的，有的又过了时，毛泽东也不在意，每次收到报纸，他都显得非常高兴，他总是急切地接过报纸，迅速打开阅读。他把这些报纸像宝贝一样在红军的领导人中间传阅。
毛泽东的阅读是非常仔细的，对有价值的信息，他都会画出来，等大家传阅完了，再让贺子珍把它们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以备查用。即使是剪下的废报，他也充分利用，他把它们当成了卷烟的东西。
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当时他急需判明尾追敌人的动向和瑞金城内敌人的动向，以制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毛泽东立即派宋裕和带一个连到瑞金县城抢报纸，结果弄到一批《国民日报》、《中央日报》和广东、上海、福建、江西的地方报纸，毛泽东兴奋地说：“抢来这么多报纸，收获不小哇！”
后来，毛泽东根据报纸上的信息，印证了敌人的实力、动向和企图，最后，他们决定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攻打尾追之敌刘士毅部，这就是著名的大柏地之战。
读报纸决定上陕北与刘志丹会师
毛泽东是何时何地得到刘志丹的消息的？
毛泽东是在什么报纸上得到刘志丹的消息的？
这些报纸是怎么得来的？
报纸是怎样最终影响了红军长征的目的的？
刘志丹（1903—1936）。
1935年9月21日，毛泽东率领长征的红军到达了甘肃哈达铺。这是一个只有历史学家才会注意的地点，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许不像遵义那么重要，却也是不容轻视的一个转折点。
毛泽东已经很久未读到报纸了，他发现这里有一家邮政代办所，有许多全国和地方的报纸，这对于消息闭塞的红军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毛泽东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到邮政代办所取走了所有能找到的报纸，然后到了宿营地开始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翻阅报纸。
在其中的《晋阳日报》上，毛泽东得知陕北有红军5万余人。《大公报》也报道：关于陕北“赤化”问题，陕北甚于陕南。还报道在陕北完全被红军占领的县城有5个，它们是延安、延长、保安和安塞等，靖边一度被红军占领。
毛泽东读到这里以后，认真地把这些消息画了出来。一路小跑着找到后面的张闻天和周恩来，异常兴奋地喊道：“陕北有红军，陕北有红军！”
这时，聂荣臻的通讯员也送来一张《山西日报》，上面有阎锡山正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洛甫）看到报载，军阀阎锡山说：“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威势。”
同时，叶剑英也搞到一张报纸，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叶剑英立即对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闹革命，他们的力量还不小呢。我们去他们哪儿，你看怎么样？”
贾拓夫是当地人，他了解陕北的情况，就回答说：“陕北确实是和敌人周旋的好地方，又有刘志丹的根据地，我们应该把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
叶剑英马上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后忙赶往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综合以上情况，得知陕北有工农游击队和苏维埃根据地，他们的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二十五军的徐海东、程子华也在这里。现在，这是红军惟一一块保存下来的根据地。
之前，这八千人10天前刚刚脱离险境，同南下走回草地的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所部分开，北上抗日。他们只知道向北走，却不知到哪里找归宿，有人提议走到宁夏、新疆，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毛泽东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这八千人被冲散，大家还可以做白区地下工作。”但现在，所有的希望都从这张报纸上找到了！
毛泽东认为，陕北地域辽阔，有几万红军，是红军落脚的好地方。他们几个人经过初步讨论研究后，决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
22日上午，毛泽东在驻地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红军到陕北去。这个决定为保存红军的实力和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到，就不会犯错误”
——读《两个策略》
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泽东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是在大革命时读到，就不会犯错误。”
正如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到的，大革命时期还不知应该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但受《两个策略》的明显影响，到达陕北根据地以后党执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团结、争取开明士绅。同时，还吸引了大批大批的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积极参与我党的革命斗争，使党的事业得到最大限度的拥戴。抗日战争时期如此，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这无疑大大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程。
这个被毛泽东看得如此重要的《两个策略》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毛泽东是怎样读到这本书的？
《两个策略》是如何得来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的革命根据地内，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是毛泽东是多么渴望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啊！
